瞎子说书

陕北说书是深受陕北人民喜欢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过去陕北说书人几乎都是瞎子，他们怀抱三弦或琵琶，腿上绑着甩扳，一个人边弹、边唱、边说，听众可多可少，人少时场地就设在窑洞里的炕上或地上，人多时就移在院子里进行。过去陕北乡下人很少能看到放电影和唱戏，农村人有时间就是聚在一起听老年人讲古经（今）和（说）西游，有时候一年也遇不到一次听说书的机会，七十年代以来陕北不少县相继成立了曲艺宣传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明眼人的加入，陕北说书在形式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单人说书变成了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流行的范围也由陕北向周边省份扩散，现在当你行走在陕北任何一个县城的街头或乡镇农村，都能听到陕北说书的录音，一些卖货的店铺为了招揽顾客，也要买上几盘说书的磁带反复不停的播放，那铿锵的三弦声、甩扳声、声声入耳，当你静下心来听上几分钟，就不想再站起来……

陕北说书起源何时，很难细考。民间传说从三皇治世时就有陕北说书。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给人家当奴隶，赶牲灵，大儿子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让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陕北的青化县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片

烂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门乞讨，说上一些吉利话，主人便赐给他们一些残汤剩饭，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就弹出声音来，后来他们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从此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二黄心想大哥去世后谁来敲梆子，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自唱。后来老大、老二去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却留在了陕北，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并将弹琵琶的技艺传授给儿子们。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在榆林一带安了家，把莲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艺传授给了后人。这一民间传说足以见证陕北说书的历史久远。

陕北最早的说书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称先生或书匠。说书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明眼人是不说书的，很长一个时期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光说书，还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谢土、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长期在外，由残疾人或乞丐拖着瞎子，常年走村串户，以说书为生。

随着时代的变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给古老的陕北说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一人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等也参与其中，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陕北说书分为单人说书、双人说书和多人群口说书三种，曲调也有九腔十八调之说，以平调为主，辅以欢音，苦音调、武调等调式，其音乐曲调的变化在整个说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情节的表述，喜怒哀乐的渲染和平仄声韵起承转合，九曲十八调都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仔细听……”，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艺人们说：“说是骨头唱是肉”。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历史传奇、百姓故事，还可以学历史、听新闻，说书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朝政大事、奇闻趣谈、张长李短等等，他都能给你说的活灵活现，并对那些邪、恶、丑，予以嘲笑和鞭达，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

陕北说书，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高敏夫、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刘巧团圆》、《宜川大胜

利》、《翻身记》、《血泪仇》等几十部新书，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一九四六年八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道：“你的新书说得好……”。全国解放后，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是陕北说书的一代宗师。

提起陕北说书，人们就会想起这些人来：韩起祥（1915-1989）、张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