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主体角度探讨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缘由_陈九龙

2010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l．2010第30卷第4期（总102期）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30（Sum No．102）从科研主体角度探讨外籍华裔

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缘由

陈九龙，刘琅琅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同为中国人，为什么自1901年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已有八位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

学奖，而没有一位中国籍的科学家获得此殊荣。这是值得我们每位中国人深刻思考的问题。除了他们取得

研究成果的各种客观因素外，如果我们能够从他们的人生阅历、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

研方法、思维方法等科研主体自身角度寻找原因，多进行一些思考，也许能为我国科研人员早日获得诺贝尔

奖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外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科研主体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5X（2010）04-0003-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拥有“光纤之父”之称的英籍华人科学家高琨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继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宇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来，第八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外籍华裔科学家。尽管这一殊荣是以外籍名誉而获得，但对于全球华人来讲仍是一件值得庆贺和自豪的事。然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已有数百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位中国籍的科学家获此殊荣？这是值得我们每位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八位外籍华裔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背景及其研究过程进行剖析和探究，以寻觅其中的缘由，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尽管这种寻觅不一定能成为当今中国科学家通往诺贝尔奖大道的“灵丹妙药”、路径或模式，但至少能够引发出几点思考和启示，以供有志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学仁志士们借鉴和参考。

二、缘由探讨

众所周知，自1957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条件下宇称不守恒”的科学假设而第一次以外籍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相继有六位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他们分别是：1976年美籍华人丁肇中因发现J粒子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86年美籍华人李远哲因发明了一种被称为能够研究化学反应的通用的有力工具和方法———交叉分子束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美籍华人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98年美籍华人崔琦因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在量子物理学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美籍华人钱永健因与美国生物学家马丁·沙尔菲和日本海洋生物学家下村修二人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英籍华人高琨因在1966年提出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以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六位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为了从研究者主体角度寻求这八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缘由，作者近期对他们的阅历、所处环境、科

［收稿日期］2010－03－25

［作者简介］陈九龙（1957－），男，陕西韩城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琅琅（1982－），男，陕西富平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3 DOI:10.15896/j.xjtuskxb.2010.04.018

学态度、取得成就的背景及其研究过程等资料进行了搜集和分析研究，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来关注。

（一）中青年时代出成果

在我们所考察的八位华裔科学家中，其研究成果基本是在30岁至40多岁这一黄金年龄段取得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分别是在31岁和35岁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是在40岁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朱棣文是在49岁时获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用激光冷却俘获原子的方法则是在他35岁时（1983年）发明的；李远哲尽管是在50岁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他在31岁时（1967年）就已与美国科学家赫休巴赫（D．R．Herschbach）教授共同研究创造出了一种能够研究化学反应的通用的有力工具和方法，并在其后的十多年中，他又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进和创新，设计和研制出了“分子束碰撞器”和“离子束碰撞器”，使人们能够在分子水平上深入了解各种化学反应的每一个阶段的各种状态和过程，为人工控制化学反应的方向和过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此时的李远哲也不过40出头。崔琦是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时年已59岁，但他是在43岁时（1982年）就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教授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新的特异属性。1952年生于纽约的美籍华人钱永健，200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当时也年近花甲，但他是在42岁时（1994年），在下村修和马丁·沙尔菲2名科学家对绿色荧光蛋白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让科学界更全面地理解绿色荧光蛋白的发光机理，并拓展了绿色以外的其它颜色荧光蛋白，为同时追踪多种生物细胞变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就是像高琨这样76岁高龄的科学家在2009年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是在33岁时（1966年）就首先提出了用光导纤维进行激光通信的设想。

（二）师从名家，国外名牌大学深造

在我们所分析的这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大都是从师于世界或国内科学大师，并经过国外名牌大学深造的。如1946年，年仅20岁的李政道就去了美国留学，当时的他只有大二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并师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第一座核反应堆建造者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3岁。事实上在李政道赴美国留学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主要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就读本科，师从吴大猷教授。虽然他在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却是他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期。后来他回忆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吴大猷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位师长”［1］。与李政道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1938年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时他才16岁。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的论文《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是在吴大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本科毕业后就直接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其导师是在清华大学享有盛名的主要从事统计物理学研究的王竹溪教授。1983年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讲“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2］1944年杨振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为了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于1945年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被称为“氢弹之父”泰勒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4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是1956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李远哲是1962年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学习，1965年获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化学系跟随美国著名化学家赫施巴赫教授（D．Herschbach）从事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正是在赫施巴赫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两人于1967年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并于1986年同多伦多大学John Polany博士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朱棣文1948年2月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他先后就读于罗切斯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0年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获数学学士和物理学学士；1976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崔琦则是在19岁（1958年）时就孤身前往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1967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史达克教授。在这里，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及对物理学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对物理学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1972年，进入哈佛大学获化学和物理学士学位，197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及博士后。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高琨则是于196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下属的伦敦帝国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的。由此看来，正是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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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世界级或国家级名师的指导，并经历了国际知名大学的深造，才取得了如此高的荣誉和成就。

（三）打破常规，敢于向传统理论挑战

传统的东西、旧有的理论往往会成为科学家们做出新的科学发现或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桎梏。因此，打破常规，提出质疑，勇于向传统的理论挑战，则是每位科学家应具有的科学精神。

杨振宁是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从此，就开始同李政道共同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遇到过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和无法解决的问题：观察和实验的结果与已有的宇称守恒定律并不是完全相符的。根据这一矛盾现象，他们大胆怀疑、严谨求实、科学求证，并于1956年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他们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宇称并不守恒。他们的这一发现于次年得到了美籍华裔。“这一学说打破了曾被认为是物理学中最牢固、最不可动摇的基本法则之一———宇称守恒定律”［3］。杨振宁曾经比喻说过：“1956年的高能物理学家们所处的境况，就如同在黑屋子里的一个人，他知道屋子里一定会有一扇可以让他脱离困境的门，但门在何方，物理学家尚不知道。”［4］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当代实验物理大师丁肇中更是一位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科学勇士。1948年理论物理学家根据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预言电子是没有体积的。但1964年，实验物理学家则测得电子的半径为10－13厘米至10－14厘米左右，而且随后好几位实验物理学家经过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这一实验结果显然与先前理论物理学家的预言是相悖的。1966年，丁肇中为了验证这一实验结果，重新设定了测量电子半径的实验。但是实验结果却表明：那些实验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结果是错误的，而先前理论物理学家的预言“电子是没有体积的”结论则是正确的。后来丁肇中在总结这一过程时讲到：做实验物理，“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5］。丁肇中勇于向传统理论挑战的第二个事例是关于J粒子家族被发现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上夸克、下夸克、旁夸克（这个关于强子结构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由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提出来的），用三种夸克的理论就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微观现象。为了打破这一常规，1974年，丁肇中提出了“寻找新粒子与新物质”的实验方案，可惜他的这一设想当时并未引起多数物理学家们的重视。然而正是由于他具有敢于向传统理论挑战的精神和勇气，终于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粒子J 粒子，它的寿命是通常粒子的1万倍，并且把它命名为“粲夸克”，标记为C。这一实验结果不仅证明了当时三种夸克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为解释强子的构成找到了新的元素。这一新发现，被当时国际高能物理学界誉为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丁肇中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要对自己有信心，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不要惧怕困难，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正确想法。”［5］

1966年，高琨提出了利用纯净、清澈、透明的玻璃代替铜线，通过激光来传送信息的大胆设想（1960年美国物理学家梅曼发明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为这种设想提供了技术可能）。他当时提出这一设想的目的是：企图改变传统的利用铜线传递信息的通讯方式，使新设想的传输工具所传输的信息量更多、速度更快、更准确。对于这个设想，他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高琨是在异想天开，甚至有人认为高锟神经有问题。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杂质的玻璃。但高锟的信念并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为寻找那种“没有杂质的玻璃”也费尽了周折：他去了许多玻璃工厂，到过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及日本、德国，跟许多人讨论过玻璃的制法。不仅如此，他还经过理论研究，计算出如何使数字化信息在光导纤维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数理模型。而正是这项成果在物理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才最终促使光纤通信系统问世，为当今互联网的有线通信奠定了技术科学平台。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固执，都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否则不会成功”［6］。其它像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这样的外籍华裔科学家之所以也能够走向通往科学真理的大道，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都与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向传统理论挑战的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四）孜孜不倦，热衷于科学实验

自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 1626）发明了科学实验方法，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伽利略（1564 1642）创立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来，近现代自然科学尤以物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由欧洲人所创立的方法论文化同样在外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如丁肇中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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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龙等：从科研主体角度探讨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缘由

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实验，他在诺贝尔奖获奖发言时特别强调：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他讲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在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在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是从实验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在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7］杨振宁由于受父亲杨武之（我国数学家）的影响，其物理学是扎根于数学的，他既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更是一位数学家。但是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到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8］所以，即使是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出身的杨振宁也对实验物理学特别感兴趣。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9］

崔琦在科研中不仅治学严谨、专心致志，而且非常喜爱物理学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科学实验，他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州，以便找个强力磁场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他在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10］。当然，在这里崔琦并不是要否定理论物理学，他所强调的是他对实验物理学的酷爱。

在收集资料中，尽管没有收集到其他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热衷于科学实验”方面的名言片断，但他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他们是酷爱科学实验的。如果没有孜孜不倦的科学精神、勤劳勇敢的科学实验活动，要想取得划时代的科学成就则是不可想象的。

（五）思维敏捷，方法得当

科学发展史表明，大凡能在科学领域作出新的科学发现的科学家都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头脑并掌握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些特点在这八位外籍华裔科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知道，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时师从吴大猷教授。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聪明才华就已凸显无疑，他的导师吴大猷在给芝加哥大学高德施密特教授的推荐信中写道“他（李政道）在中国只念了3年大学，但是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思维敏捷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并且工作十分努力，我相信，如果给予适当的引导，他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3］丁肇中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不仅重视科学实验方法的学习，而且注重逻辑思维方法的研究。他在回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那段研究经历时说：“我渴望能够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盖塞普·柯可尼教授一起工作，他是一个有非凡能力的物理学家，在选择物理学研究课题方面具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以一种清晰和简明的方式阐述复杂的问题。”［7］又如，在当时的理论物理学中，理论上认为夸克之间的力是胶子传递的。他为了验证胶子的存在，构思了一个假言推理：如果胶子是存在的，那么在高能正负电子对撞的实验中就会出现三个喷注的现象；如果胶子不存在，那么在高能正负电子对撞的实验上就不会出现三个喷注的现象，只会有二个喷注现象。在这个实验原理的指导下，丁肇中通过实验果然发现了三个喷注的现象，从而证明了胶子的存在。丁肇中根据这个实验还告诫年轻科学家们：“做科学研究对意料之外的现象要有充分的准备”［5］。因为，机遇（意外的科学发现）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钱永健的天分与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钱永健长期的合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家显微成像与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克·爱利斯门说，钱永健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在接受《圣迭哥联盟论坛报》采访时是这样评价钱永健的：“他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脑，不仅因为他能够深入思考如何填补已知科学领域的空白，更因为他知道如何发现新问题。他挖掘得很深，理解问题又快，还擅长把问题的各部分统一起来看，发现新的研究工具，以此帮助其他科学家挖掘其它新问题。”［11］在钱永健看来，人脑是一部让人心醉的织布机，“它需要更为熟练、更为精细、更有创造性的方法把碎片拼织起来。”［11］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也是一位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方法———集成测定法的科学家。1982年崔琦与他的科研伙伴霍斯特·斯托尔默运用集成测定法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构思和设计了一个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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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集成压缩在一起，并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超低温和超强磁场环境中，以测定它的特性。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如阻力消失、出现几分之一电子电荷的奇特现象等。也正是这种奇特的构思设计和巧妙的思维方法才促使他们发现了电子的这些新特性，从而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功底的物理学家，从他的数学方程式中可以透射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思想火花和灵感。在研究微观世界的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可洞察出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看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科学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物理学家戴森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使他“对于自然（界）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9］这就是数学方法的功用，也是理性思维的可预见性在物理世界中的体现。

像诸如李远哲发明的交叉分子束方法、朱棣文发明的利用激光冷却捕捉原子的方法、高锟提出的用玻璃纤维代替铜线通过激光传送信息的大胆设想等，之所以取得成功，与他们能够运用灵活巧妙的构思方法和科学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是息息相关的。

（六）家庭环境和长者教诲的影响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几位华裔科学家中，有的是出身名门望族、学术世家；有的是出身于贫寒家庭，自幼磨难。但他们都是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例如杨振宁的祖父是教数学的，父亲杨武之是有名的数学家。正是在长辈们的影响下，才为杨振宁往后用数学方法解决物理学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振宁后来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8］关于这一点，杨振宁2000年4月6日在南京作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说：“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首先，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在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清华园里长大；另一方面，我很小就发现数学对我很容易。”［12］

丁肇中的家族是山东日照的名门望族，祖上屡出进士、举人，书香浓郁。丁肇中的祖父丁履巽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父亲丁观海早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是一位土木工程学家。正是在祖父丁履巽的教育下，才使丁肇中在科学的领域有所建树。为了纪念祖父的这份教育之情，2005年6月当丁肇中携妻带子第三次回山东老家寻根祭祖时，在其祖父丁履巽的墓碑上镌刻了由丁肇中亲拟的碑文：怀念我的祖父，一位鼓励家人为世界做贡献的人。

朱棣文的祖父朱祝年是江苏太仓城厢镇的一位读书人，十分重视培养后代。在祖父的培养下，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43年留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获该院化工博士，曾任美国圣路易、纽约及新泽西的3所大学教授和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朱氏家族中至少有12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真可称谓为一个“博士之家”。对此朱棣文说，出身学术名门世家对他今天取得的成就有相当的影响，“生活在一个杰出人才众多的家庭中，你常常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笨蛋。”［13］因为，这会给你带来许多无形的压力。

钱永健的父亲钱学榘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与钱学森是堂兄弟，两人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赴美国留学。对于家族的长辈钱学森，钱永健非常推崇。在接受《细胞生物学杂志》采访时，他特意提到，母亲和父亲的家族中有很多工程师，其中，钱学森是中国原子弹项目的负责人。钱永健的大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生理系主任。家庭的这种学术氛围对于钱永健的成功也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钱永健他们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学术世家的，那么崔琦则是出生于贫苦农家的。1939年崔琦出生于中国河南宝丰县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他的母亲颇有远见，望子成龙心切，懂得让孩学习的重要性，在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正是在母亲的教育下和极其困难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崔琦自幼在接受村上的私塾教育时就勤奋刻苦、聪慧好学、成绩优异。由于在电子学研究中有新的发现，成绩卓著，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许是他对在九泉之下曾历尽艰辛并教育他们成长成才的父母的最好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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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龙等：从科研主体角度探讨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缘由

科学史发展表明，大凡在科学发现活动中作出杰

出贡献的科学家都具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在我们所考察的这八位外籍华裔科学家中，像崔琦、钱永健、高琨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不仅仅具有以上所表述的共性，而且还具有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特点。正是这种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广泛的兴趣爱好，才促使他们在科学的殿堂里自由翱翔：想象力最丰富、思维最敏捷、思想最活跃，脑中经常涌现新设想和新灵感，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结论

通过以上我们对这八位外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阅历、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研方法、思维方法等因素在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人会提出许多客观理由：西方社会经济发达、科研经费充足、研发装备先进、科技人才济济、科技生态稳定、创新文化浓郁等因素，这些都是他们取得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诚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如果我们能够多从科研主体自身寻找原因，多进行一些思考，也许能为我国科研人员早日获得诺贝尔奖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已在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科技人才培养和创新环境等方面为科技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主观方面作出努力，在21世纪必将产生出在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中国本土出成果的中国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参考文献］

［1］王学信．从“神童博士”到诺贝尔奖得主———记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的人生求索［J］．海内与海外，2007（11）：1－9．

［2］杨振宁．杨振宁文录［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33．［3］王恒，朱幼文．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20．

［4］余军，方芳．奇迹的奇迹———杨振宁的科学风采［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86－87．

［5］丁肇中．我所经历的5个物理实验［J］．科技导报，2006（11）：5－9．

［6］张懿．高锟：“光纤之父”的固执［N］．文汇报，2009－10－07（04）．

［7］顾迈南．丁肇中［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20．［8］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点，1985：188．

［9］EARL LANE．杨振宁的生平和时代［N］．范世藩，杨振玉，译．光明日报，2000－05－01．

［10］眭平．华裔科学家———崔琦［J］．现代物理知识，1999（02）：40．

［11］王媛，钱永健．关于色彩的许多事［J］．创新科技，2008（11）：26－28．

［12］杨振宁．杨振宁评说中国学生［N］．南方周末，2000－04－28．

［13］王勇．朱棣文谈科学研究和个人经历［J］．世界科学，1997（11）：5－6．

（责任编辑：司国安）

Probing into Reasons Why Some Chinese with Foreign Nationality

Won Nobel Prize from the Angle of Research Subject

CHEN Jiu-long，LIU Lang-l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Wh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bel Prize in1901，have there been eight overseas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foreign nationality who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of natural sciences，but none with Chinese nationality have won this special honor while they are all Chinese？This is a problem that is worthy of contemplation by all Chinese．Apart from various obj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y achieved，searching for the reasons and investigating as-pects of these scientists themselves，such as their life experience，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y stayed，the education they received，their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spirit，research methods，thinking approaches，etc．may offer some uses for refer-ence to Chinese research personnel who wish to win the Nobel prize．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foreign nationality；Nobel Prize；researc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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