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优秀评论5篇

这五篇评论，获江苏省报纸优秀作品一等

奖，不容错过！

4月13日，2017年度江苏省报纸优秀作品开始公示，其中评论类一等奖有5篇，如下：

企业“走出去”，更要“站起来”苏州日报卢迎春（笔名：杨仲）

以文“化”村徐州日报郑敏芝

警惕改革的基层“衰减效应”镇江日报王鹏程

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新华日报翟慎良

扶贫资产收益要“进村入户”新华日报林培

江苏这么多媒体，每天发表那么多评论，这5篇评论到底有何特殊之处？认真一读，确实都写得不错，说得都是热点问题、共性问题、症结问题，既有锐度又有温度。

汇编如下，和大家分享。

苏州日报：企业“走出去”，更要“站起来”

忍气吞声地认栽，这是当前出口企业遇到反倾销时最常见的态度。应诉不积极，不战自败，让进口国如此轻而易举地不战而胜，这种软弱，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一些国家滥用反倾销的方式来保护本国企业的风气。

近日，吴江一家民企收到来自商务部的通知，在此次印度商工部针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对硝基苯胺反倾销调查中，他们企业成为8家企业中唯一“豁免”、反倾销税为零的企业。这家民企为什么能“豁免”？这与其不惜代价，敢于对印度反倾销说“不”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一家民企，与外国政府打官司，胜诉率非常低，而且一场跨国官司成本巨大，花费动辄上百万元，到头来还很可能一场空。这些都是现实的顾忌，忍气吞声地认栽，这是当前出口企业遇到反倾销时最常见的态度。应诉不积极，不战自败，让进口国如此轻而易举地不战而胜，这种软弱，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一些国家滥用反倾销的方式来保护本国企业的风气。

哑巴吃黄连，结果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相反，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说“不”，在反倾销调查中被“豁免”，实现反倾销税为零的目标。这样的对比应让更多的企业有所醒悟——企业要“走出去”，更要敢于“站起来”。

在今天，反倾销成为国际贸易摩擦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是受到反倾销次数最多的国家。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原因是我们的企业对反倾销的意识不强，无论是在国外遭遇反倾销还是国内遭遇外国产品倾销，维权、据理力争的主动性都不够。一方面是考虑到维权的成本，觉得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当“出头鸟”，希望借其他企业应诉成功而享受“豁免”之果，结果形成了同行集体的不应诉。而客观上，低价竞争也是我们的硬伤。凭借着劳动力成本和原料成本的优势，我们的出口企业往往是把价格作为抢占国际市场的杀手锏，一味拼价格就很容易让自己成为反倾销的对象。

有作为，才会有地位。企业“走出去”之后如何才能“站起来”？第一靠勇气。要学学吴江这家民企，在权益受损时，及时站出来，拿出魄力，展现底气，敢于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为自身正当利益而战。可以想象，当中国出口企业能够抱成团据理力争，一改往日那个甘愿受气的“小媳妇”形象，进口国慢慢也就不敢轻易妄为。

第二靠实力。要摒弃简单竞价销售的路子，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能力、实力成为赢得市场真正的底气。

第三靠规则。企业“走出去”不容易，在“走出去”之前应该做好各种准备和风险防范，比如，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法规和文化，要分析当地同类产品的市场构成，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保持合理的增长和恰当的比例，防止陷入反倾销的泥潭。以如此成熟之心理、坚实之步履“走出去”，我们的企业才能更好地“站起来”。

徐州日报：以文“化”村

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考察时指出，农村要发展,需要好的带头人；乡村振兴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要看农民精神面貌怎么样。

习总书记为什么会走进马庄？因为马庄有文化，马庄有“好的带头人”，马庄有“龙马精神”。锲而不舍地打造独树一帜的乡村文化，使得马庄跻身全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行列，经济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也迈上新台阶，堪称“苏南有周庄，苏北有马庄”，用村里老书记孟庆喜的话说，马

庄是文化的高帅富。难怪，习总书记饶有兴致地进村入户，还向村里的“香包奶奶”买了一只香包。

习总书记又为什么要在马庄讲这番话？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平衡不充分，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是相对落后的文化，尤其是乡村文化。

我国有数十万个行政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不同程度存在着人口凋零、经济萧条、文化凋敝的现象。因为正面引导不足，有的村落封建迷信盛行，村民迷失信仰，被打着宗教幌子的人利用，被打着养生、理财、保健旗号的人洗脑；有的“愚乐”消遣，追求低级趣味，黄赌毒盛行，甚至有拆迁补偿暴富的“富翁”无所事事，因豪赌而一夜返贫。还有的笑贫不笑娼，爱幼不尊老，邻里不和睦，价值观扭曲，传统文化流失，优良美德沦丧。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好的教养。要解决种种问题，长久之计，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好的带头人，建立坚强堡垒，依靠先进文化，春风化雨，成风化人。

要让政治引领力强的村级班子，引导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树立坚定信仰，在最基层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以华夏第一村华西村为例，老书记吴仁宝为代表的华西人始终对党忠

诚，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改善民生，又顺利完成了接力，实现了华西的可持续发展。而同样赫赫有名的大邱庄，经济也曾盛极一时，当时的领导人私欲膨胀，唯我独尊，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独立王国”随之訇然倒塌，昙花一现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要让主流价值观协同科学和文明占领主阵地，不让农村成为道德洼地、科学盲区和文明沦陷区。从家风、家训入手，彰显家庭美德，融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不仅寡助，而且受到惩戒；从普法教育入手，促进民风向上、人心向善，入轨法治；通过评选道德模范、逐级推选“好人”，弘扬新风正气;从科学普及入手，清除愚昧，防骗打假，倡导现代文明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

要让综合服务力强的村干部当好领头雁，激发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构建新时代农村文化新生态。以马庄为例，文化建设从未虚晃一枪，而是作为百年大计渗透到意识形态中，融会于经济建设中，流淌在群众血液中。马庄人集二十余载心血，农民乐团“吹”出一个文化产业，上过央视春晚，也闯进国际音乐节，受惠观众累计千万人次之多；马庄的锣鼓、腰鼓、高跷、旱船、花棍、跑驴、舞狮、舞龙，以及交谊舞健身舞扇子舞，十八般“舞艺”样样齐全。有了“好的带头人”一马当先，才有文化建设万马奔腾；有了广泛深厚

的群众基础，才有如此生龙活虎的局面；有了万紫千红春满园，才有踏花归来马蹄香。即使一只小小的香袋，也因非遗的优良基因“袋袋”相传。马庄的村级堡垒凝心聚力，一呼百应，老百姓自然“唯马首是瞻”了。

事实证明，在文化贫瘠的土壤中建设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润物细无声，寓大义于微言，积小胜为大成，以文“化”人，以文“化”村，文化强村，则“柳暗花明又一村”也。

镇江日报：警惕改革的基层“衰减效应”

近期，丹徒区纪委查处通报区住建局违反《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一事，受到广大企业和办事群众点赞，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形成强烈震慑。

从2010年起，丹徒区住建局要求企业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需持依次到区住建局下属的规划科、抗震办、墙改办、招标办、建管办、市政科、建管站和质监站等８个内设机构盖上９个章进行审批。这个做法耗费了企业时间精力，增加了企业负担，与当前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要求明显不符，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引起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关注。

不得不说，读到这则新闻时，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早已人尽皆知，“公章旅行”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省委、市委一直号召机关职能部门做好“店小二”，搞了一轮又一轮“效能革命”。怎么时至今日，竟然还有职能部门抱着明显与新时代改革精神背离的过时规定不放？这种“任你喊破喉咙他充耳不闻”“任你风云变化他涛声依旧”的固执劲头，还真令人“惊叹”与“折服”。

控制论中有一个“衰减效应”，即一个好的政策在传递中会不断被消减。这也正是不断强调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所在。与企业群众联系最为直接的基层单位、基层干部，是影响发展环境的关键因素。老百姓一直都说“小鬼难缠”，不把这些整天与群众打交道的“小鬼”管住、治好，再好的改革也无法不打折扣地“落地”，再好的政策也无法百分百惠及企业群众。

市委主要领导一再强调真贯彻、真落实的重要性，一再强调镇江发展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那些掌握关键资源的职能部门，一定要以反面典型为镜，真正警醒起来，做到举一

反三，把该抓的改革改到底，把该做的服务做最好，做一个经得起群众检验货真价实的“店小二”，为营造良好环境，提升镇江发展热度，加快镇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新华日报：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

“近半居民已有家庭医生”“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已达70%”……最近，不少省市有关家庭医生的好消息让人备感振奋。然而，有人也发出质疑之声：为何家庭医生签约率如此之高，自己却没享受到家庭医生服务？南京一家媒体23日的报道解开了这个谜团：一个医生往往要完成几千个居民的签约，目前所谓签约率只是一个数字概念，实质内容非常有限。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件惠民实事。去年6月，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就此联合制定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全国各地闻令而行，努力推进，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不少成效，很多地方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听听公众

的切身感受，看看媒体的深入调查，我们也要警醒——有些“突破”恐怕只是“数字突破”。如果数字失准、失真，一些关于民生实事的“数字突破”即使看起来再美，也难以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性。近年来，从就业率到人均年收入，从房价指数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少地方政府公布的民生数字，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有着较大落差。因此，有人开玩笑自己“被就业”，也有人感慨自己“收入拉了大家后腿”。诚然，数据统计的天然缺陷，比如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的问题，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抽象数字难以反映具体诉求的问题，使“数字突破”难免有“误差”。但公众对民生实事上的“数字突破”缺少认同，绝不是“误差”造成的。对客观因素导致的“误差”，公众可以接受。公众反感和忧虑的，是人为制造的“数字突破”，以及对“数字突破”的自娱自乐。

失真失准、缺少认同的“数字突破”，是“造”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造，因为数字就是成绩，就是亮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注了水的数字更加光鲜，更加引人关注。逼，因为数字就是指标，就是考核。一些部门习惯于“年初简单压指标、年末向下要数字”，在乎的是数字的“大与小”，而不是“真与假”。

关乎民生实事的每个数字，都应是沉甸甸的。须知，数字是干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也不是规划出来的。数字会说话。它说出的，不仅是工作成绩，也是工作作风。看“数字突破”，我们既关注它的“量”，也关注它的“质”；既听提供者的“一家之言”，也听参与者的“众家之言”。以现实为基、因实干而成的“数字突破”，尊重规律、经得起检验的“数字突破”，才是更真实可信、真切可感的成绩，才是更有含金量、更造福群众的成绩。尤其是民生领域的一些新探索、新改革，要循序渐进做“加法”，切不可患上“数字焦躁症”，追求所谓“乘数效应”“几何级增长”。

做好民生实事，切莫追求掺水的所谓“数字突破”。对此，省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在部署脱贫攻坚任务时，省委书记李强就强调，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数字脱贫。不能搞“垒大户”“堆盆景”，更不能在数字上“注水”，贫困户“假脱贫”“被脱贫”。一种是超越实际。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加码，不要搞到力所不及、力不从心。唯有坚持这样的“数字观”“政绩观”，“突破”才能不只停留在统计报表上，各项民生实事才能真正落在地上，办在群众的心上。

新华日报：扶贫资产收益要“进村入户”

岁末临近，省委驻苏北12个经济薄弱县本届帮扶工作队即将两年期满“班师回朝”，相关市、县委下派的帮扶工作队也将轮换。被帮扶地区有的群众担心，工作队走后，那些财政资金所形成的扶贫资产谁来接管监督？当初承诺的扶贫资产收益是否继续兑现？

尽管群众的担忧可能有点“多余”，但也触及扶贫资产管理的两大软肋——扶贫资产收益权属不清和分配不明。从1992年开始，省委向苏北派驻扶贫工作队，并逐年加大财政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扶持力度，由省级机关部门、部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苏南发达县筹措给苏北经济薄弱县的“五方挂钩”资金也日益增多。如今，25年过去了，历年扶贫资金形成了多少物化资产，有无确权？资产经营状况如何，是增值还是缩水？收益分配是否定向，有多少用于扶持

贫困村和贫困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贫困对象关心、社会关注，而且关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成效。

扶贫资产收益管理缺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毕竟，不是所有扶贫资金都能形成扶贫资产，扶贫资产再形成可经营的物化资产也需要时间孵化，加上扶贫投入多元化、项目实施分散化和经营回报零星化，使得扶贫资产收益管理难、分配难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主要表现为：扶贫资产收益账目不清、账册不全，漏登少登甚至无案可稽；资产无人管理或多头管理，有的扶贫资产被挤占挪用或流失；产权不明晣，有的村组扶贫资产被乡镇无偿占用或处置；资产收益分配不公开、不持续，贫困户没有得实惠，等等。说到底，还是“重扶轻管”，对精准扶贫的重要创新——资产收益扶贫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把资产收益扶贫的长效性放在首位。

探索建立资产收益扶贫制度，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我们尤应积极有为。按照中央要求，县级要承担资产收益扶贫的主体责任，界定资产范围，选好实施主体，把物化的扶贫资产管起来，将财政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建的养殖、光伏、水电、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资产经营好，保值增值滚动发展，增强其脱贫反哺能力；积极探索收益分配股权机制，鼓励将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或集体经济组

织，将资产收益权明确到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动态保障贫困对象收益的长期稳定。

就全国而言，扶贫资产收益管理是一项全新和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江苏已在多个层面破题。如宿迁市宿城区在全省率先试行“资产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分配制度改革，将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3735亩高效农业项目和1万多平方米门面房的所有权，确权到11个乡镇；收益权确权到126个村居，并颁发所有权和收益权证书；为1.63万低收入农户累计分红1900万元，其益贫性的股权创新机制受到国家和省扶贫办肯定推广。

构建扶贫资产收益管理长效机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稳步推进，力戒急功近利。年末岁尾，正是脱贫收入指标考核期，要防止将扶贫资金匆忙投到非优势、非特色产业项目上，再匆忙折股量化到贫困村和贫困户，搞脱贫“数字游戏”；也要防止一味追求项目红利和短期回报，从“一投了之”变成“一分了之”，竭泽而渔。不管扶贫资产收益形式如何创新，都不能偏离让农民脱贫增收这个中心，当务之急是落实扶贫资产保值增值主体责任，创新股权化分配机制，让扶贫资产收益和到村到户的分配不缩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