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
《唐绍仪传》评介
李吉奎
唐绍仪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经过各种波折进入仕途。在朝鲜１６年，成为袁世凯在朝鲜、北洋乃至进入中央后的重要部属。辛亥革命以后，他从代表袁氏与南方军民代表和谈，至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随后与袁世凯分手，反袁、护法，无役不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唐绍仪的政治动向，仍为舆论所重视，以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华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终被军统特务所刺杀。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不论其功过是非，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唐绍仪死后的６０多年里，尽管他的名字在相关论著中不断中被提到，也有不少的单篇文章出现在海内外报刊上，台北李恩涵还出版过《唐绍仪与晚清外交》一书，而从总的来说，研究是不充分的。１９８９年４月，珠海市政协、广东历史学会、暨南大学历史系曾在珠海举行过一次“唐绍仪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唐绍仪研究论文集》，从而使唐绍仪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后，唐绍仪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为较大型的唐绍仪传记的写作提供了参考。最近，由珠海出版社刊行的张晓辉、苏苑新著《唐绍仪传》（下称《唐传》）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是晚清民国史研究的可喜的新成果。
笔者通读《唐传》，感到有下述几点值得充分肯定。
（一）《唐传》时经事纬，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繁简适宜。
《唐传》全书近３０万言，凡九章，每节还有子目，以阐述具体问题。另外，还附唐绍仪大事年表与唐绍仪子女亲属表。大体上已可概见唐绍仪生平的主要活动事迹。
一部传记，自然不能有事必录，知交毕记，而是每个阶段围绕一主轴开展。具体到唐绍仪其人，若将其人仕后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即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年主要是以唐袁（世凯）关系展开的；１９１６—１９２５年主要是倚托唐孙（中山）关系铺陈；１９２５—１９３８年，其关键是唐蒋（介石）关系的变迁，其中还包括唐陈（济棠）的合作与斗争。《唐传》突出重点，每节的子目，大体上是集中写一件大事，旁及其余，故层次清楚，各具条理，避免枝蔓过多的情况出现。例如，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与１９１９年２月两次南北议和，唐绍仪分别代表袁世凯与南方军政府，同对方，即南方民军控制的各省与北京政府谈判，作为总代表，担任者应是被授权的重要角色，然而唐绍仪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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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权力。他是如何承担这个任务的，牵涉各方关系，头绪纷繁，写不好，容易使人读后一头雾水。《唐传》对这两次南北议和的记述，就抓住了主线，避繁就简，将议和的过程与成败，同他得到的授权（支持）及南北各方所表现出的诚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１９１１年底，唐之代表资格为袁所撤销；１９１９年６月南方议和总代表亦被桂系控制的广州政务会议所撤去，其中经过，《唐传》都有明白介绍。
唐绍仪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很难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但他从小受美式政治熏陶，深具共和理念，一贯坚持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与此相悖者，均不予苟同，故此，对袁、对孙，民国以后的政见趣归，都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传》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叙述。在唐绍仪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是他２８年的亲密合作者。在朝鲜时期如此，在北洋及进入中央之后亦复如此。若无唐这个得力助手的倾力合作，袁氏在政治上的崛起当不至如此顺利。《梁士诒年谱》的作者便说：“自北洋新政，（袁）颇为外人所重视，唐少川先生实主其事。”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袁氏又是唐绍仪的提携者和保荐者，是可靠的同僚。这种关系，到南北议和始裂痕渐著，到唐任国务总理时终告分手。２８年老友竟然分手，权力分配是表面文章，实质是政治理念之迥异。至于唐孙关系，则交往甚浅。孙在武昌起义后返国，唐以袁氏代表与南方议和，获此机缘，二人得以相见，后复引为同志。但在护法时期唐孙二人为何渐走渐远，在该书中作了确切的解释。这些问题，对研究唐绍仪生平事迹，都是要解决的，该书著者很好地做到了。
（二）《唐传》史料充实，文笔生动，具有可读性。
该书著者在《后记》中说，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旧档案、报刊及中外文图书文献”，并参考了学界各种有关唐绍仪的著述和资料集。所以，笔者认为，著者在征引资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资料是较完备充实的。
唐绍仪生前身后，均未见出版文集之类的资料，人们迄今也未见过唐绍仪的私人文书（档案），故研究他，存在许多困难。我们从《唐传》注释中，大体上可以看出著者征引资料的来源。虽不能说已公开的资料已网罗殆尽，但也可说大概所遗不多了。唐绍仪在朝鲜时期，在甲午战争前，既要维持传统宗藩关系，又要与日本周旋，官微任重，不易了责。甲午战争以后，形势丕变，中外形势改观，但朝廷思维未变，唐重返朝鲜，独力支撑战后残局，竭力维护中朝关系，实力有不逮。他是如何因应的，《唐传》从台北出版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找到大量资料，撰写成篇，颇有可观。又如第二次南北议和时期的撰写，著者征引了《吴景濂电稿》、《唐绍仪发电稿》及多种报刊资料。至于最具争议的唐绍仪晚年与中央、与日本的关系，则征引了档案资料及日方记载与多种回顾录，内容尤其显得充实。
《唐传》是一部史学传记，不具文学色彩。但它记事翔实，文笔生动，对传主生平活动全景式的记述，事实上成为清末民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读了《唐传》，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更多的情况，使读者领略“开卷有益”的意境。
（三）对唐绍仪的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描绘出一个真实的唐绍仪图像。
考察唐绍仪一生，可以用爱国、共和、反战六个字来概括他。唐氏爱国是很具体的。就是爱他为之服务的祖国——中国，大清国与中华民国。在所有对外活动中，凡涉及主权之事，他都坚决维护。他同样爱乡，积极建设香山的唐家，尽力把中山县建设成为模范县，担任县训政委员会主席与县长，还致力于华南大港中山港的建设。以一位曾任国务总理的官员，居然能放下身段去主持一个县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近代史上，除唐绍仪外，别无二人。《唐传》以彩笔重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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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书了一笔。
如前所述，唐绍仪在民初曾与孙中山合作过，在民主共和与建设现代国家方面有共同的语言。但是，从１９１６年开始，唐孙之间的政见分歧便开始出现。孙曾拟让唐主持复党工作，但对如何组党却见解不同，唐主组合旧国民党人去从事议会政治；孙则坚持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精神来改组和整顿党。在非常国会中，以唐为领袖的益友社议员独多，１９１９年初，唐曾表示有意让孙“闲三四年”而由其“负民党之完全责任”，这当然不是孙中山所乐闻乐见。１９１９年双十节，中华革命党易名为中国国民党后，孙坚持主张武力统一，唐则不改“稳健”，处事以“调和”为原则。不仅如此，１９２０年粤军返粤后，孙唐均返广州，重开军府，在内外政策上，唐均倾向陈炯明，亦不赞成孙选任非常大总统。唐不赴军政府任职，返回唐家乡居。孙陈决裂后，唐仍主张调和孙陈，但孙陈成见太深，未能复合。唐孙之间虽政见异趣，但私交不废；迨孙在１９２３年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之后，二人在政治上就无法再合作了。
对于唐绍仪在日寇发动侵华后与日本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唐氏死因，著者用了整整一章去叙述，结论是晚节未失。这个结论目前已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因为迄今为止，实在找不到唐绍仪本人投日的任何铁证资料。平情而论，唐之惨遭杀害，虽系冤死，实亦咎由自取。当时，社会上早已沸沸扬扬传说日本在实施“南唐北吴”的计划。日本在华特务头目亦已与唐接触，唐之家属及重庆中央政府都劝他离开上海，赴港赴渝，均可选择，但他不予接受。作为一个政坛老手，既接受政府方面的“和平”试探任务，又不拒绝日方人员的来访，且其所交往之人亦多非善类，这就不仅是不自惜羽毛，殊属不智，且授人以柄，致死有由了。《唐传》于此记述甚详，读者自可从中了解唐之末路大略。
《唐传》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些，不过举其突出之处而已。如唐绍仪参加西南方面反对南京的活动，以及为将中山县建成模范县所做的努力，都写的很精彩传神。
一本几十万字的人物传记，要说挑不出毛病来，那是谀词。笔者认为，有关唐绍仪的生平活动，有些问题可以多费点笔墨。例如，旧交通系的形成，与唐有密切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之仕途发达，也与唐密不可分，梁师事唐，尊称夫子，自署受业。梁唐交往资料，在《梁士诒史料集》中可以找到。梁是调和袁唐矛盾的当事人，加强这方面的叙述，更可突显唐氏在清民之际的作用。其次，民元北京兵变之事，唐绍仪对刘禺生的说法与梁士诒年谱所记不同，《唐传》未记此事，似可补充。再次，民元唐内阁的比利时银行借款问题，应当写充分一些。“比款”事件与唐内阁之存废有密切关系，牵涉袁世凯、熊希龄、孙中山及银行团等方面，这个问题说透了，民元的政局也就思过半矣。再如，有的论者提到清末唐主持路政时“挪用路款”，究竟有无其事？书中称１９１８年唐赴日访问系孙所派，是否如此？这里就涉及史料需要进一步充实的问题，如《日本外交文书》、《原敬日记》等日文资料，均有有关唐绍仪的资料，该书若进一步扩充，可以搜集补订。最后，是该书有手民误植，校工欠精之处；个别史事尚欠推敲。虽说瑕不掩瑜，但为对读者负责，还是希望在修订时设法订正。
承蒙著者惠赠这部新书，读完之后，写了上述感言，希望与更多的读者共享这个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
作者简介：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５１０２７５［责任编辑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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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作者：李吉奎， Li Jikui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刊名：
广东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年，卷(期)：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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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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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高低在于人才，人才取决于教育，科学教育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 清朝建立后，教育制度更多地沿袭明朝，以教化和育才为两大宗旨。学校是育才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是培养人才的目标。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教化和育才又有着不同的含义。教化的目的是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人口众多的汉人，育才的目的是培养一批统治汉人的官员。因此，清初迫切需要充实官员队伍，教育第一宗旨是培养官员即育才优先教化。 清朝后期以来，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20世纪初，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由于国内形势巨变，旧有的科举制度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被迫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从事实际事务的有用人才，使中国教育逐渐走向近代化，便于西方科技和新思想的传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与现在学校课程相比较，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经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增加了一些新课程，为培养大批从事实际业务的人才，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和新思想，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民国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国家，曾经出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爱国思潮与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事关一个民族兴亡的千秋大业，我们必须从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反观当今的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民国时期教育的灵魂。少年强则国强，唯有将教育发展壮大，才能使国家繁荣兴盛。
晚清到民国时期混合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晚清到民国时期混合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起源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时期。最初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官督商办，以后逐渐向官商合办转变。这都是混合经济的组织形式。到国民政府时期，政府给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划出了界限，同时也鼓励混合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混合经济企业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经验或教训。 洋务时期混合所有制企业：官督商办，政府推进 在洋务时期，由于洋务官员普遍不相信商人能有对此等重要事业的创始能力，更没有对国计民生负责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轻易放松对新兴企业的控制权。所以官商结合企业的早期形式就是官督商办。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提供部分官款作为垫借资本，同时指定与官方有一定联系的“商人”出面，向社会招募资本，然后由该企业以其经营所得，陆续归还官方前期垫借的款项。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近代企业中大型的航运、煤矿、电讯和纺织企业几乎都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当时一些著名的近代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漠河金矿、华盛纺织总厂等，大多数都采用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官督商办企业在集资经营方面确实采取了许多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诸如发行股票，公布企业章程，并在章程中规定了公司的运作程式和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等，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初步尝试。 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洋务派官僚意识到发展民族工业有利于“求富”，“求富”又有利于“图强”，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而且通过发展民族工业还可以“稍分洋商之利”。正是由于这种出发点的矛盾，导致在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弊端。如产权不清导致治理结构混乱；政府的干预导致官商矛盾；市场垄断导致自身效率低下也限制其他企业发展；政府对企业无限制地索取加重了企业负担，使商民对“公司”产生恐惧感，严重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读后感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有感 读完这本书，首先最直接的是全书给予我一个对于晚清帝国的基本概况，丰富了我对于晚清时期的基本史实，并且能够将历史认识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该书从清帝国中晚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疆域结构上都提供了深入的介绍，从多个方面叙述并分析了历史的进展，以及对当代的影响。书中作者一些独到的见解对我启发很大，不会对这些问题再以简单化的眼光来看待，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观察这一时期，而且有一些新的认识，对于今后我在其他类似此种问题的研究中，也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剑桥中国晚清史》晚清史与当今中国多么的相似,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轮回,但不能排除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所以,研究晚清历史对看清当今社会的发展走向仍有不小意义. 由于离今天年代已经相当久远，所以争论不大，定论已多。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社会景象的变化已然超越过往。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铁的广泛应用。战国时代，铁制用品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广使用，这对于列国的经济、人口和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整体说来，剑桥晚清史是一本比较易读的史书，除了开篇有些语句翻译之外。这本书分为几大章节：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中俄关系（1800—1862）、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清代的中兴、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晚清至中国现代的历史，无论从历史轮廓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的成长历史中，其实已经受教太多，有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甚至是耳熟能详，因而，读这一时段的历史，不是要了解这一百年里，这个国度曾经发生了什么。恰恰相反，我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这些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我们的历史教材已经讲述了太多，重新介入这段历史的学习，需要的是进入历史的角度，结合作者的观
《从晚清到民国》
《从晚清到民国》 读后感《从晚清到民国》读后感 Cogitoergosum 大学迄今为止，自己为数不多写的公选课论文之一。自己感觉写的很跳跃，水平有限，能力不足，还望大家见谅。全文如下：以一人敌一国—甲午战争的感慨 纵观中华千年历史，百年中国近代史本在浩瀚的中华千年历史上不值得一提，但就是这短短百年历史留给了我们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和悲愤。人们常说，中国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我不敢苟同：那我们那些为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而奋斗一生的革命之士有算什么呢？我们先辈在永夜黑暗中摸索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就呢？……但我又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伊始，火烧圆明园，黄海战败，庚子赔款……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曾经的"天朝上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每当捧起相关书籍，在这百年历史中，甲午战争是我最不愿意看，也是最看不下去的部分。因为每每读到此时，总是双眼喷火，义愤填膺，读到悲壮之处，更难免落下几滴眼泪，无限感慨。但仍咬牙坚持，力求进一步了解。
适逢前些日双十一图书优惠，所购一套"传记文学书系"里面就有一本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抓紧读完之后，内心诸多感慨，但更有一丝愤懑，一丝绝望。我结合一下《从晚清到民国》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实话，此时的清军实力，尤其是海军，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也知道，自从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满清中先见人士就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同西方列强的差距，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洋务运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举国上下，好不热闹。并且清军的实力，主要还是海军，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陆军得到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战斗能力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外国买来许多"坚船利炮"装备海军。我们的海军实力在国际上是排名第八的，而日本仅排在第十六位！这相比于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战斗力能强上不少，我曾浅读过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书中所举让我清楚地了解到了当时清军的战斗力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输的那么惨。 而我从唐先生书中了解并触动最深的是我们当时的海军高级将领们，竟然都是军校的"佼佼生".他们首先在我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堂——马尾水师学堂学习，学术实习并用，结业后，随轮实习三年。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 而我们熟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邓世昌等都是这样的精英人士！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晚清有个袁世凯读书笔记
晚清有个袁世凯读书笔记 赵焰 2014-03-14 相较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首先，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影子，中华传统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其次，袁世凯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袁世凯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 2014-03-14 袁世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当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在1916年的夏天躺在灵柩里回归故土的时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费。尽管北洋政府在财政巨大赤字的情况下，拨了五十万元用于陵墓的建设，但这一笔费用由于袁克定和田文烈控制规模不力，远远不能满足安葬的需要。最后，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个人凑了二十万，用于弥补他安葬的漏洞。这个生平一直幻想着流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后竟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看起来庄重肃穆，其实只是敷衍了事。尴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对如此结局，袁世凯若地下有知的话，会永远合不上眼睛的。 2014-03-14 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 注:对袁我是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称帝的，虽然之前有讨论过，但总感觉理由不是那么充分。 2014-03-14 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说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 注:像袁本初？本初同志志大才疏，就是有个好出生，不然哪里有机会和曹孟德在一起逐鹿天下啊。袁世凯好像没这么好运吧？ 2014-03-14 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 注:这能解释他急于称帝吗？ 2014-03-14
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论晚清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 摘要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危机，阶级对抗，中华文化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对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图强的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图强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晚清国民中一些先进的积极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则徐学习西方、尝试现代化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 而是近代中国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侧面。在鸦片战争前后,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和林则徐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们关注、研究和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 主张学习西方例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我将以这些先驱为代表研究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中国的影响。 （一）,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科技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 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陈腐、愚昧的思想观念, 对西方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目标, 中国就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 当然谈 不上搞现代化。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林则徐起初也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刚到广州时, 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林则徐比同时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当他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 不是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与时俱进, 果断地与自己陈旧的思想观念决裂。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了解西方, 认识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等交谈 第二, 翻译西方的资料。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第三, 指派人员打听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活动的情况 第四, 亲自调查和考察。 林则徐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过来, 学习西方, 因此, 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情况。一是通过向清廷上奏、与清政府官员交谈、给亲朋好友写信等方式介绍西方各方面的情况。二是翻译和整理西方的资料。如前所述,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发行的书报。在报纸方面, 组织人员编辑了《澳门月报》; 在书籍方面, 组织人员整理出《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则徐认为, 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 要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就必须“器良、技精”, 即搞现代化, 而在当时, 首先就是要军事现代化。 第一,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够海上作战、保卫海洋的现代化海军, 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对现代化的尝试, 从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着手, 谋求军事现代化, 这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严复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的影响:
从晚清到民国 解读版
从晚晴到民国（解读版）1．导读：唐德刚先生也是个“大嘴巴” 一本《中国近代史》书稿的“导论篇”，居然单独成了一本书。这种事，也就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能干出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描述宋教仁：“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拉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看到这段，哑然失笑。唐先生说宋教仁是大嘴巴，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当然这里的大嘴巴绝无贬意，相反，那是学识渊博、点豆成兵、思如闪电、笔如游龙才能形成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话语气势！正是由于这种气势，这导论最后成型为这部38万字的《从晚清到民国》。 唐先生一生着述颇丰。但是看书要看代表作，特别是《从晚清到民国》，讲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转型，与我们的当下密切相关，不读不显得咱太傻吗？鸿篇巨着读不来，至少读读我的解读版嘛！欧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2．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唐德刚认为，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大江东去，进入海阔
天空的太平之洋。 未来的太平之洋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进入？最后交代。只说，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后，则几乎十年一变。谁干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个嘛玩意儿？唐德刚说，中国一般史家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概念化地解释曰：帝国主义之所以为万恶之源，乃是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些说法不为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比如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认为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它只是由于革命话语系统的渗透，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日本战败之初，也有忏悔心态来着，可是后来居然有了进出论者，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出中国”！ 唐德刚担心国人忘记历史，甚至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所以他准备给大家挖挖这个根儿。先生一锹就挖到了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扩张主义”是咋回事呢？欧洲的文艺复兴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把人类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300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扩张主义的历史。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读书笔记——《国闻备乘》
读书笔记 ——《国闻备乘》 近几天我阅读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国闻备乘》，其作者是胡思敬。胡思敬(1870—1922),字漱唐,号瘦篁、退庐居士、耶溪憨史等。生于江西新昌(今宜丰)的一个文化世家,祖上三代皆为举人。他自幼随父就学,刻苦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选翰林院庶吉士，戊戌散馆，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宣统元年（1909）才由人推荐任辽沈道监察御史、转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自己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反对贪腐的官场习气,为官廉正,忠于职守。他在任时，曾上疏弹劾权势显赫、受清廷重用的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袁树勋、尚书载泽、善耆、徐世昌、四川总督赵尔巽等等多名权臣。后因为其言不能用，辞官归乡。1912至1913年度民国之初，以及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他都积极进行过阴谋复辟清廷的活动。1922年4月病死，年五十三。 胡思敬熟谙清末掌故，著述甚丰，有《退庐诗集》、《退庐文集》以及大量属于史部的撰述,如《戊戌履霜录》、《丙午厘定官制刍议》、《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圣武记纂误》、《盐乘》、《国闻备乘》等。 《国闻备乘》是胡思敬在京为官期间随时记载、陆续撰写而成的,这在胡思敬写的《自序》中可以验证，即：“予趋职之暇，时有所记，久之遂成卷帙”。目前，我所看的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国闻备乘》是由后人顾菊英在胡思敬手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国闻备乘》不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撰述，它是以笔记的形式分条记载了清季掌故、轶事，并且穿插了作者评述史事的札记。该书共四卷，每卷之内又有众多小条目，各条皆有题目，叙事翔实、细致，保留了较多的客观记载。因此，后人评价《国闻备乘》是研究清末政治的重要参考史料。 我在阅读《国闻备乘》的过程中，发现这本书记述了许多官方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内容，为我了解清末的一些事实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这本书中记述了许多宫廷秘事，其中涉及慈禧太后的甚多,如卷一“文宗遗命得人”、“慈安防患之密”、卷二“文锡”、卷三“宫纬疑案”等条,作者通过“西后忌慈安久矣,无疾暴崩,宜外言之啧啧也”,“烛影斧声,遂成千古疑案”，“孝贞显皇后(即慈安太后)、孝哲毅皇后、德宗景皇帝、醇亲王奕、珍妃五人之死,外廷皆有异言……孝贞暴崩,群臣临视,十指甲俱紫,疑有变,然无敢言者……”这几句话向我传递出慈禧太后暗地害死慈安太后的传闻。这是我之前所不知道的，因此感到很惊讶。 在《国闻备乘》这本书中，胡思敬重点记述了清末官场状况。如卷一“调任”指出州县官的调任完全以政府的爱憎为转移；卷二“商部捷径”、卷三“北洋捷径”说这两处官员升迁要职,十分快捷；卷三“宦途异数”讲清末官员任命,已经
清末民国时期珍稀银币大全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珍稀银币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广东用机器自铸银币，广泛流通，各省纷纷仿效开铸，但这些银币标明重量仍未完全脱离银两制。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以货币单位名称取代原先的货币重量名称，彻底抛弃繁琐复杂的银两制而采用银元制。 这里介绍广东省博物馆近期展出的“馆藏古钱币稀品展”中的清末与民国时期的珍稀银币。 中国试铸的第一套机制银币——光绪十年吉林厂平银币 吉林省因长期缺乏制钱，许多商贾、钱庄的钱票在市场上流通，造成银价高昂，物价上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吉林机器局制造了中国第套机制银币。这套银币有厂平壹两、柒钱、半两、叁钱、壹钱5等币值，但没有发行流通，传世甚少。在满洲语中“吉林”是“船厂”的意思，当地的平砝习用厂平。光绪十年吉林厂平壹两、柒钱、半两三种银币正面方格内有“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三行篆书共十二个字，上有圆状篆书“寿”字，两旁有狭长的龙纹，边饰连珠纹。背面方格内标明重量，外有满文对照，地饰卷云纹，边饰圈点纹。叁钱、壹钱银币正面方格内有“光绪十年吉林官局制”三行篆书共九个字，纹饰与上述三种银币相同。背面除纪值不同外，其余样式也相同。 广东铸造的第一套机制银币——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七三反版” 光绪年间，全国各地广泛行使外国银元，为了抑制外国银元的大量流通，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奏请在广东设立钱局，用机器铸币。奏折中提到铸银钱“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炉，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窃惟铸币便民及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外洋银圆每圆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奇，定为库平七钱三分。”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钱局使用机器铸制第一套银币，有库平“七钱三分”、“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三分六厘五”5等币值。这套机制银币为中英文对照，但把英文置于银币正面不符合清朝的币制(俗称“七三反版”或“七三番版”)。而且这套银币份量偏重，原意为驱逐外币，但被民间收藏或熔毁以牟利，反而不能正常流通，因此停铸。这套“七三反版”银币正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满汉文对照，外列英文。背面正中饰蟠龙纹，上有“广东省造”四个字，下方标明重量。 为慈禧太后祝寿而铸制的银币——广东“寿”字壹两银币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广东钱局铸“寿”字双龙银币为慈禧七旬祝寿。近年有人引证清末王无生《述庵秘录》记载，认为应该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广东巡抚刚毅为慈禧六十寿辰铸造的纪念币。这种银币正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满
从晚清到民国(解读版)
从晚晴到民国（解读版） 1．导读：唐德刚先生也就是个“大嘴巴” 一本《中国近代史》书稿得“导论篇”，居然单独成了一本书。这种事，也就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能干出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描述宋教仁：“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得个性，与右派大嘴巴。吧啦吧拉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她就是拔毛成兵得齐天大圣了。”——瞧到这段，哑然失笑。唐先生说宋教仁就是大嘴巴，她自己又何尝不就是呢？当然这里得大嘴巴绝无贬意，相反，那就是学识渊博、点豆成兵、思如闪电、笔如游龙才能形成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得话语气势！正就是由于这种气势，这导论最后成型为这部38万字得《从晚清到民国》。 唐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就是瞧书要瞧代表作，特别就是《从晚清到民国》，讲得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得转型，与我们得当下密切相关，不读不显得咱太傻吗？鸿篇巨著读不来，至少读读我得解读版嘛！欧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2．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唐德刚认为，历史就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得潮流里，转型期就是个瓶颈，就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得性质，就就是两千年一遇得“社会文化大转型”，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得太平之洋。 未来得太平之洋就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进入？最后交代。只说，从社会经济史得角度瞧，我们鸦片战争以前得中国史，几乎就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后，则几乎十年一变。谁干得？“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就是个嘛玩意儿？唐德刚说，中国一般史家都会肯定帝国主义就是近代中国得万恶之源，马列派得史学家，更会概念化地解释曰：帝国主义之所以为万恶之源，乃就是由于它就是资本主义得最高阶段。 这些说法不为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比如当今剑桥学派得开山宗师费正清，认为所谓得“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它只就是由于革命话语系统得渗透，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得一种幻觉——虽然她们也并不否认日本对中国得侵略就是不折不扣得帝国主义。日本战败之初，也有忏悔心态来着，可就是后来居然有了进出论者，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