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刚访谈录

林文刚访谈录

11-06-26 11:50:49林文刚来源：http://Figure/Ground.ca

罗利亚诺?拉隆（Laureano Ralon）采访，2011－4－16

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文

何道宽译，2011－5－15

导语

林文刚教授在美国新泽西州韦因的威廉?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执教，主持传播学的传播教育计划。他是第一位获得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的华人，是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5位发起人之一，任该学会副会长。他大力推动学会的组织发展工作，推进学会在国内外的发展，使之以分会的形式加入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这两个国际平台有助于推进媒介环境学会的学术研究，比如，在这两个国际学会的年会上，媒介环境学会都组织了专题讨论会。

他曾担任中华传播学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会长，兼任该学会国际和跨文化传播分会会长，及其亚太美洲分会会长等职务，目前的其他社会兼职有城市传播基金会董事。林文刚教授是《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的编者和作者，该书2006年获媒介环境学会刘易斯?芒福德杰出学术成就奖，已出简体字版（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繁体字版（何道宽译，巨流出版社，高雄，2010）、韩文版（李东侯译，首尔，2009）；韩文版2009年入选韩国科学院表彰的人文社科优秀图书。其他著作有《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承：文化身份的维持》、《我们的声音：文化、族裔身份和传播》、《世界卡拉OK研究：全球技术、地方歌声》等。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与他人合作出书，撰写章节。他与家人现居纽约曼哈顿。近年，他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研究都市饮食文化。

本文是2011年4月的一篇专访，内容围绕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教育。记者是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的研究生罗利亚诺?拉隆（他熟悉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沃尔特?翁、约书亚?梅罗维兹等人的著作），文章已经由林文刚教授订正。文章起初发表在外观/背景网站（Figure/Ground）。拉隆所做的系列访谈约请若干领域的大学教授，围绕教育、技术和社会等问题展开，

旨在帮助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新教师成长。这个系列访谈的学者还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tein）、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1. 拉隆：你如何决定当大学教授？是有意识的选择吗？

林：我并未谋划当大学教授，可以说这样的“决定”是不请自来的，大概是20年前吧。来美之前，我是媒体制作人。本科第一年，我在一出广播剧里担任一角（当时在香港浸會大學主修传播，副修电影）。有一位自由制片人为一家澳门电台制作广播剧，每周一出。稍后，我在这个班子里兼任剧本撰稿人和录音师。我个人的兴趣在于，这些节目销售到世界各地包括纽约市的华人移民社群中。因此，我人未到美国时，声音已提前几年到了。在读本科时，我为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打工，其中之一是为香港政府的街头巡游制作的一台节目，我担任木偶师，这些木偶剧在大卡车上演出，内容是社会服务，比如“清洁香港”、“远离毒品”等。大学毕业以后的前几年，我是全职的自由电影制作人。

我走上学术生涯的道路既漫长又渐进，却也自然。我决定到纽约读硕时，心中想到的主要是更新媒介知识。多年的全职学习加上在媒体兼职使我疲惫不堪，我想要读点书，清理一下思想，拿学位并不是主要的追求，更像是休假几年，然后回香港重操旧业，拍电影。

我并未有意识地考虑当大学教授，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一选择“自然而然地”向我开放了。首先，在社会研究新型学院（The New School）攻读媒介研究时，有一些教授的授课引人入胜，激发了我的兴趣。彼得?哈拉托尼克（Peter Haratonik）是使我走上教学道路的引路人，他是媒介教学专业的负责人。十余年前，他接替约翰?卡尔金博士（Dr. John Culkin）负责这一专业；创建人卡尔金博士是耶稣会士、媒介教育家。20世纪60年代，卡尔金博士在福德姆大学执教时，成功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姆大学讲学。回想起来，由于我有幸在此受业于这些很棒的教授（彼得的研究生保罗?莱文森也是我的老师），我觉得很喜欢他们那样的生活：学术界知识分子的生活。

同样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学的媒介理论引起我的兴趣。这些理论使我以新的视角去理解我过去在媒介产业里从事的工作，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我个人成长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理论使我能更好地理解我的母亲，她是偏重口语的人，以那种方式与我交流。“代沟是一种媒介环境现象。”我记得多年前就曾经不知不觉间自言自语，不经意间把心里想的话说出口。这一新发现使我能更好地与母亲交流。这时学到的许多媒介理论和理念，正是我多年研究和论述的媒介环境学。

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却在我教学相长的路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在香港求学时的一位教授叫我每天至少读3小时的书。记得刚到新型学院读硕时的第一周，我每天花6个小时读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的《人有人的用处》（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那是彼得第一周布置的作业。我担心我的“媒介理论基础”课不能过关。我的英语还不够好，难以理解维纳整合许多学科的许多理念。

但一个星期以后，结果出来了：我是读完这本书的少数几个学生之一，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课堂讨论以后，其中的一些思想更清楚、更有趣了。至今我记得，那是我读硕期间最令人满意的经历之一。虽然许多媒介、文化和人类境遇的理念云里雾里，理解和消化起来极其困难，但每当脑子一亮、豁然开朗时，我又感到非常满意，这比过去的工作更有成就感，那种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仅仅是为了让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不得不用第二语言去读那些书，谈论那些理论和理念，所以不得不加倍用功。有趣的是，这样的过程有助于我将学术著作和和谈论的话语“视像化”，以求充分理解其中的“叙事”。我过去和现在都有意识地弄清口笔语的结构或形式，以求理解其中的“内容”。我感悟到，尼尔?波斯曼教授等作家“平易”的文风对我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学习过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仅就文风而言，许多人也会同意，波斯曼有一支神来之笔。

在新型学院读硕的过程既艰苦又愉快。我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澄清那些思想，如何与更多人分享那些思想。回想起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闯进了教学领域。读硕的第二年，彼得和保罗与我交谈，鼓励我到纽约大学去读博，学媒介环境学。我记不清那些谈话的细节了，但我当即决定拜访尼尔，了解他那个博士点的情况。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历史吧。

2. 拉隆：约书亚?梅罗维兹在《地域感的消失》（No Sense of Place）里说，媒介一变，情景和角色随之改变。以你的经验看，大学教授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林：你的问题触及教学的许多方面。我想我只能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我读本科时，我们的教材主要是印刷材料（如书籍、文章和“讲义”），也用一些视听材料（如老师视为经典的电影），还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材料（如影视短片、广播剧、学生报）。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多媒体软件包或电子数据库。老师鼓励我们做一些研究（尤其在高年级），他们就是许多教材的守门人，控制我们必读书的质量，我们的任务就是阅读和学好那些“好东西”。

让我给你提供一点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我在香港读本科时，课堂教学或多或少是单向的教学过程。老师灌输信息和知识，学生做笔记、不大提问，师生没有多少互动。在那样的文化语境中，学生不提问，不发表不同于教授的意见。

如今的课堂上装备了媒介技术，增加了教学的互动，过去的条件不能与今天相比。如今，个人电脑普及，电讯资源丰富，学生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和手机用户享受的服务。教育界的老师们都意识到并面对着这样的挑战。一个大问题是，教授们不再享

有印刷时代前辈那样广泛的信息控制，而学生并非总是拥有必要的分析批判能力，他们未必能加工众多的电子数据资源，未必能判定或编辑有价值的信息。我曾经读到一种主张，有人认为，今天教授的工作就是给学生导航，让他们到信息的“景观”里去航行。

3. 拉隆：今天老师教好书需要什么条件？在信息流量过份的“注意力受干扰的时代”（age of interruption），你如何“指令”学生的注意力？

林：我想我知道你指的是课堂上让学生注意的问题，但我想在传播教育的更大语境下来做一点发挥。

我们谈论的问题有几个焦点：思想史、理论基础和传播教育（如媒介理论、媒介史、媒介研究等）。但我们许多人坚守教育阵地的人必须要和另一种“干扰”作斗争。所谓“干扰”就是：传播系的学生未必有兴趣学习传播理论、历史和研究，或者意识到其重要性；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经济情况似乎并不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许多学生及其家长一门心思在想：大学教育、学位、专业能使学生一毕业就找到工作。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就是许多争辩的背景，老师、教学计划修订委员会、大学领导都围绕这些问题辩论。我们如何在文理教育和就业前的业务训练之间求得平衡？（1）在两者间求平衡的做法好吗？（2）如何在教师和领导中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3）老师如何与学生交流，尤其与那些更多考虑就业的学生交流？如何让他们认识到文理教育的重要性，了解到学习传播理论、历史和研究对个人的发展和长期职业生涯的重要性？（4）在信息流过量、“注意力受干扰的时代”，老师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5）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学问题和课堂管理的问题。如何让学生课堂上自我克制，不在笔记本电脑上收发邮件、不冲浪，这是一个长期的拉锯战。学生说：“我在笔记本电脑上记笔记，阅读你布置的作业。”有些同事禁止学生在课堂上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似乎收效甚微。于是有人主张，老师用媒介技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学生已经在课外用这些技术。这是他们“这一代”做事情的工具。实际上，许多中学生已经能很熟练地使用媒介（黑板、电脑软件如PPT和编辑软件等）。因此他们认为，课堂上用这些技术和互联网可以使授课更加有趣、更吸引人。你知道，许多学校将这些技术在课堂上的整合作为教学效果的评判标准之一。

我经常听见同事们说，要向学生传授“最新成就的东西”。我想他们多半是说媒介技术的“最新成就”。遗憾的是，这种话语或思想里缺失了一个要素：分析批判能力的“最新成就”。学生不仅需要这样的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要借此在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做出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和决定。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需要求得健康的平衡。

另一种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媒介环境学的路径。在《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里，尼尔?波斯曼论述了两种“课程表”，一是社会上比较熟悉的“课程表”，这种“课程表”以电视和电子技术为基础，这是以视听材料为基础的理解世界、言说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r）所谓的表征符号或形式；二是以印刷材料为基础的“课程表”，这种“课程表”以书面文化和印刷符号或话语符号为基础。老师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求得平衡，他们要平衡这两种思维、表征、话语和感

觉经验的平衡。他们在课外的日常生活太“电视化”，太倚重电子媒介的中介，老师在课堂上应该灌输或传授印刷材料的“课程表”，换言之，老师要用印刷材料来抗衡课外电子媒介的“课程表”。

回头说你“回到课堂”的问题，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老师要能有效地将上述思想向学生传达（当然与同事沟通也应该有效），要使他们充分理解这些思想，使他们有紧迫感，使之努力谋求一些健康的平衡：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表征能力和话语能力、文理教育与就业前培训等方面的平衡。

4. 拉隆：读研期间有哪些老师教过你，你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最重要的教益？

林：我个人的不足甚多，成就甚小。之所以今天能在传播学领域里从事教学，做一点研究和实际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有幸受业于一些名师，得到他们的关爱和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没有足够的篇幅一一表示充分的感谢，详述他们给我的教益。但既然我们谈到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教育，我应该感谢彼得?哈拉托尼克和保罗?莱文森，他们是我在新型学院读硕时的老师。我要感谢尼尔?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亨利?珀金森（Henry Perkinson），他们是我在纽约大学读博时的导师。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直接间接给我教益，在我的人格成长和业务进步上，我都获益良多。

具体地说，我想重提上一个问题里谈到的要点，这些良师益友让我知道基础宽厚的文理教育的重要意义，使我学会了理解文化、技术和传播的媒介环境学视野。他们让我知道，如果你爱护学生，你就能帮助他们成长。言传固然重要，身教更加重要。此外，老师们还让我学会提出问题的重要意义，叫我要问题先行，而不是“方法论”先行。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你会数豆子就去寻找豆子。

我想，我可能（之所以说“可能”，因为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有误，我不想让他们为我负责）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另一种东西：有一点“顽皮的童心”和幽默并无不好，就是说，来一点创意思维（think outside of the box）是可以的；思考问题时不要因为太认真而走向教条。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特别强调，尼尔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他文章练达，爱护学生，在媒介教育中富有创见。他是媒介、文化和教育领域成就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这表明，如果优秀的学问和思想不仅送达精英或决策者，而且送达一般的公众，它们就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做出重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尼尔是谦谦君子，非常幽默，他的风范表现在他的重大成就和众多角色中。在一次媒介环境学讨论会会间休息时，我与他一道散步，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在会场背后的乡间土路上漫步，我问他如何看待对他的学问表示质疑的态度；我问，当“事实”支持他的观点时，为什么他对批评抱无所谓的态度。他用略微嘶哑、永远柔和的声音回答说：“凯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说错了，我不是学究，我是社会批评家。”他让我重视严肃学者应该拥有社会关怀和道德关怀，这使我受益匪浅，感激不尽。

5. 拉隆：你对研究生和大学新教师有何忠告？

林：我资历尚浅，难以提出这样的忠告，但恭敬不如从命。多年来，我在会议上注意到，年轻老师和研究生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已经知之甚多。我觉得，他们许多人明白：为了长远的发展，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建立和维持良好的记录是多么重要；在供职的学校里和工作的学科领域，他们的学术要有成就，教学的效果要好，服务要积极。

目前，经济不景气，学校实行紧缩政策，在学校求职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买方市场。工作难找，必然使求职者产生焦躁情绪，尤其那些履历和实力不佳的人难免会焦燥。所以，希望将来在大学任教的研究生们要未雨绸缪。优良的成绩、优秀的论文、让人眼睛一亮的推荐书是很好的条件，但已经不再是充足的求职条件了；部分原因是，许多竞争者的条件与你不相上下。当然，大学层次的教学经验是一个优势。无论你怎么看，教学好仍然是（应该是）教学工作的黄油面包。一切自重的教师聘任委员会都希望看到求职者里的优秀教师。

但会教书、足以满足招聘单位的条件仅仅是你的资产之一。你对空缺的岗位有多少了解？你的学术履历和兴趣如何适应、多大程度上适应招聘单位的教学计划？更加重要的是，你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其变革的动因，能促使其上一个档次？为什么？假定求职者的其他条件相同，你有什么出众的优势？你（你的所作所为或代表性）如何与众不同？用市场营销的话说，你作为年轻学者或大学教师处在什么档次？你搞什么研究、有什么学问、你有志于从事的工作如何使你与众不同？你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对招聘单位希望你从事的教学和研究有兴趣、有热情？如果你真有热情、真能担当，你就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要在学校工作和社会上都做优秀的公民。一切系科简介都说，服务工作是续聘、终身教职和晋升的三大标准之一，但也是最不受重视的标准，在奉行“不出版即死亡”的学校里尤其如此。与其他行业和产业不同的是，教学工作和大学的其他工作是培养人的事业。出色和积极的服务有助于拓展你在同事里的人脉，得到其认可，得到报偿。社团（包括学术社团）的品质全赖其成员之优异。

积极提倡你的学科信念。这是我多年来奉行并欣赏的原则之一。容我仅举一例：在过去的日子里，许多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的同事不太热心外出开会或参与其他的专业活动。毕竟，我们这个博士点有自己的学术会。尼尔长期主编国际语义学会的专刊《如此等等》（Etc），所以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已经拥有发表成果的园地，因为这个刊物与媒介环境学惺惺相惜。这当然很好，但时间一久，我就觉得，我们是在自己的圈子里交流。诚然，我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了不起的令人惊叹的思想，我们举行的媒介环境学研讨会上产生了不少

这样的洞见（我至今认为，我们这些研讨会仍然位列我参加过的最好的研讨会）。然而回过头看，用许多标准来衡量，媒介环境学同仁仍然是一个自己抱团、在传播学科里不太为人所知的流派。

正如兰斯?斯特拉特在接受外观/背景网站的访谈录时所言，我主张同仁“出去开会、宣读论文，去了解传播领域的动态，找到合适的立足之地。”这样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在新型学院读硕时，我就参与亚洲影视社团（Asian CineVision）的工作，起初是无报酬的志愿者，后来才有薪酬。这个组织是美国最资深的亚美媒介艺术中心之一。我们制作、放映片子，推进亚太裔美国人的媒介和文化。在亚洲影视社团工作期间，我开始认识到，宣传工作对处于边缘的个人和群体是多么重要。我在香港成长时不必考虑宣传，因为我是多数族裔成员。1992～1993年，在纽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几年以后，在参与言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该学会是美国传播学会的前身）的活动时，我又看见了宣传工作的作用。由加州大学诺斯里奇分校的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牵头，一群亚太裔美国学者申请以分会资格参加美国传播学会，以推动亚太裔美国学者的媒介和传播学术。1993年，亚太裔美国传播学小组

（Asian/Pacific American Caucus）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参加美国传播学会年会。我当选该分会的副会长。几年以后，我们这个学会正式成为美国传播学会的亚太裔美国传播学分会（Asian/Pacific Americ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Division）。在许多方面，媒介环境学在传播学领域仍然是一个小群体，但我主张同仁走出去参与主流传播学派的工作。我以同样的精神提倡媒介环境学，1998年，我参与组建媒介环境学会。

如上所述，社团的品质全赖其成员之优异。优秀的公民素养是优秀和健康社团的基础。深深嵌入宣传工作的是我们的热情和奉献意识。这也是年轻学子发出声音、找到立足之地的方式之一。

6. 拉隆：你撰写并编辑了一个大部头的文集《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现在又有了汉语和韩语两种译本。媒介环境学在亚洲得势吗？伊尼斯、麦克卢汉等人的洞见的在亚洲有恰如其分的地位吗？

林：总体上，纽约大学那个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和我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所阐述的思想在亚洲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研究领域。然而，促使媒介环境学派崛起的一些学者的著作已经在亚洲一些地区翻译出版了。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看见过《理解媒介》的中译本，但出版社的名字记不起了。我这本书的翻译由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承担。他为中国大陆的读者翻译了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书简》、《理解我：麦克卢汉如是说》。他还翻译了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除了我的《媒介环境学》以外，他还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媒介环境学译丛”翻译了尼尔?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以及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国的其他出版社还出版了尼尔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

逝》。我记得推荐过刘易斯?芒福德的《技艺与文明》，当我与他的遗产托管人接洽时，其版权已经售给另一家出版社，但至今尚未见到这个译本面市（该书的中译本《技术与文明》2009年已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译者）。

此外，何道宽教授还翻译了保罗?莱文森的许多书，包括《数字麦克卢汉》、《软利器》、《手机》、《真实空间》、《新新媒介》和《思想无羁》。虽然詹姆斯?凯利并不认为自己是媒介环境学人，我们许多媒介环境学人钦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也在中国翻译出版了。

在此，我想说一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媒介环境学”有趣的一面。中国传播学家所谓的“media ecology”叫媒介生态学，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不同。“媒介生态学”着重理解媒体的市场动力学，考察媒介产业或范式的互动和竞争及其在市场里的位置。

20世纪90年代末，我首次在亚洲宣讲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源头，那是在台湾政治大学的新闻学院。我在中国大陆最早宣讲媒介环境学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那是2002年6月。那时，我已经知道“媒介生态学”。之所以请何道宽教授翻译我编辑的《媒介环境学》，那是因为我坚持将其翻译成“媒介环境学”，意思是“媒介环境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environments），旨在将其与中国市场导向、聚焦市场的“媒介生态学”区别开来。

你问媒介环境学在亚洲流行吗？虽然没有刚性的数据证实我的观察，但我的印象是，媒介环境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和学者接受。何教授是传播学界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他极力提倡媒介环境学研究。比如，他写了一组5篇文章（中文），阐述媒介环境学是传播学的第三种范式，是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学派。他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被认为是中国过去30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2008年1月入选中国权威书业和媒体推荐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译者）。媒介环境学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它与广为人知的经验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分手。何先生是英语教授，研究比较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比较文化——译者），曾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深圳紧邻香港）。他对我说，媒介环境学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那是由于它在理解媒介和文化时持长时段的历史观点，把理解传播置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

总之，由于上述著作的翻译出版，华语世界的学者和学生越来越地了解我们所说的媒介环境学。至于韩国的学者和学生，我想这一判断也适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媒介环境学了。我编撰的《媒介环境学》的韩语翻译是李东侯（Dong-hoo Lee），她曾经在新型学院修过我的课，也是彼得?哈拉托尼克的学生。她在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环境学，20世纪90年代末获博士学位，回国教书，后来晋升传播学教授。她一直在韩国提倡媒介环境学。

7. 拉隆：媒介环境学、媒介理论、加拿大传播学、多伦多传播学派——这些术语有何区别？

林：你的问题很重要，也很棘手。从我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来看，媒介环境学总体上研究媒介技术与文化的共生关系，你可以从书中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在一个层次上，媒介环境学是一个涵盖面广的术语，是对许多学者思想的理论综合。他们都关注媒介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你和我都熟悉这些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雅克?埃吕尔（Jacque Ellul）、马歇尔?麦克卢汉、刘易斯?芒福德、苏珊?朗格、尼尔?波斯曼等。我认为，媒介环境学的视域总体上大于这些学者各自研究的领域。媒介理论仅仅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媒介环境学是研究媒介环境的一个理论团队、一种思想传统。

至于多伦多学派，我想请读者注意你采访埃里克?麦克卢汉的访谈录。我尚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些问题：什么构成学派，构成独特的“思想流派”（“school of thought”）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社会学派？什么使这些学派与众不同、容易分辨？什么构成“多伦多学派”或“加拿大传播学派”？说实话，我不能回答。埃里克的回答似乎是说，不存在多伦多学派，他似乎在访谈录中提出了这个学派不存在的理由，我希望我没有断章取义。

我给你一个与之对照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纽约学派？兰斯?斯特拉特论述过纽约学派与多伦多学派。我个人倒是不知道是否有一个纽约学派。虽然我身在纽约，在这里教书，选择在这里居住，住了很久，热爱纽约，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纽约学派。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你可以说，的确有一个纽约学派，从媒介环境学的思想和制度历程看是有一个学派的。就是说，纽约大学曾经有一个根深叶茂、享有盛誉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这个博士点系统而规范地培养了这个领域的大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一直有一个纽约学派。

同理，你可以用类似的问题拷问加拿大传播学派：什么构成加拿大传播学派，什么使之与众不同、使之有别于其他的研究，比如“美国传播研究”、“非洲传播研究”、“欧洲传播研究”或“亚洲传播研究”？这是地缘政治的分别吗？抑或是理论的、方法论的或本体论的分别？

请允许我再次重申，我不能提供你寻找的答案，但我认为，你的问题触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8.拉隆：你的《媒介环境学》第十四章的编后絮语题名“媒介环境学未来的代际传承”（The Next Generations）。你大概知道，今年网上有一个激辩的问题，许多人对一个有争议的文件展开讨论。这是罗格斯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的副教授克里斯蒂娜?顿巴－赫斯特（Christina Dunbar-Hester）起草的文章《超越麦克卢汉：为你设计的新媒介教学大纲》（Beyond McLuhan: Your New Media Studies Syllabus）。你如何超越你并不充分了解的东西呢？你认为，推进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呢？请就你所谓的“未来的代际传承”予以说明。

林：首先，我不是很清楚，网上那个教学大纲是否缺乏或如何缺乏对麦克卢汉学问的了解。我尚未仔细研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答案似乎已嵌入了你的问题中。在一个层面上，你说得对，人们先要足够了解麦克卢汉的学问，然后才能超越或反对它。不过，对待这

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借助范式转移的观念。比如，麦克卢汉的著作刚问世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正是他的思想很有创意，出人意表。有几年时间，虽然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的著作，但许多批判学派或经验学派的人还是对他高调吼叫。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会告诉你，他的学问促进了传播学领域的范式转移，人们对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从分析内容到分析形式的转移。

因此，借用范式转移的理念，如果我们能在麦克卢汉思想或媒介环境学的基础上取得突破，下一次范式转移会是什么样子呢?谁可能推动偏离麦克卢汉思想的范式转移呢？倘若我没有完全误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谁是那些既存范式（比如麦克卢汉的思想）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呢？新范式的内容可能会与麦克卢汉的思想截然不同，它们构想（媒介与文化）世界的方式与麦克卢汉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

9. 拉隆：请容我变换一种方式提问：你提出的原理如何做到既结构谨严、自成一体，又尊重过去的传统呢？如果换一种语汇表达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如何在保存的同时实现转换呢？我们在考虑过去的同时如何前进步入未来呢？

林：多谢你变换提问的措词，因为这使我回想起我试图在“编后絮语”里说明的一些问题。“媒介环境学未来的代际传承”试图勾勒如何以富有黏合力、内聚力的方式培育未来的媒介环境学者。之所以提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正在淡出。在一个层次上，我们许多在那里读博的人对那样的事态百般不解，过去和现在都很迷惑：为何这样一个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成果卓著的博士点就这样被人“请走”了？须知，许多趣味盎然的机构和个人很想接过它的火炬传下去。但这个问题恐怕在一次访谈里难以尽述。无论怎么样吧，我在“编后絮语”里说的话多多少少是一个限定在小范围的问题：我们能在其他地方系统而规范地培育完全合格的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吗？在另一个层次上，如果这样的努力无法开花结果，作为一个理论团队或思想传统的媒介环境学如何继续存在或发展呢？

媒介环境学会及其团队一直在努力解决相关的问题，而且产生了一些成果，比如，我们出版《媒介环境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举办年会，在美国传播学会、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美东传播学会（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会上组织专题讨论，发布了一个活跃的《通讯》，维护着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的网站等。相当多的同仁在积极著书立说。兰斯主持汉普顿出版社（Hampton Press）的“媒介环境学丛书”，尤其值得一提。也许，我个人对形势的评估并非完全没有偏颇，因为我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学会发展的关键年头里积极工作，而且以上提及的学者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然而，有许多理由高兴的是，我们的学会出了一批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有时我甚至用“诺亚方舟”来比方媒介环境学，因为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遭到了灭顶之灾：对媒介环境学冷漠甚至敌视的力量毁了它。

是否有理由担心媒介环境学的长远发展及其在学术界的合法地位呢？答案似乎取决于你如何看媒介环境学以及我们想要的媒介环境学是什么。谁也不独占这一术语，凡是喜欢媒介环境学的人都可以自称为媒介环境学人。在这个层次上，媒介环境学的发展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不需要传播史家指点你就知道，传播学被传统学科承认的过程是多么艰难。传播学的制度化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界（如果你从20世纪中叶第一个传播学博士点算起），数以千计的传播学博士已经培养出来。如果用一个混杂的比喻，传播学是传统学科里的“少数族”（你记得传播学是一个领域还是一门学科的辩论吗？），那么，媒介环境学就应该是“双重的少数族”，就是在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中被边缘化了的小团队（同理，我们亚裔美国人也被认为是美国的“双重的少数族”）。

总之，过去几年媒介环境学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非常令人鼓舞，其中一些成果上文已经提及。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媒介环境学作为一个理论团队、作为一个显性的、合法的学术领域的发展和繁荣需要一个条件：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制度支持，要有系统而规范的、口碑很好的博士点培养媒介环境学的博士，使他们接手培养下一代的媒介环境学人，使媒介环境学星火传承、代代有人。

10. 拉隆：你现在忙什么？

林：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研究都市饮食文化，将其作为传播形式来研究，你可以称之为都市饮食文化的媒介环境研究。我喜欢美食，喜欢烹饪。我把自己对媒介环境、饮食文化和都市研究的热情融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