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期末

1、中国的概念与变迁：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中国”是与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便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的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肯。

2、中华的概念与变迁：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这里多出材料题P7,P8黑体例子）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方位的中心性，突出文化上的先进性。由“民族”与“中华”组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今之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

3、文化的含义以及与文明的关系：

文化由“文”“化”两字组成，以教化世人，便可成就平治天下的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是中华先哲对“文化”的理解，形成了一种区别于“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行方面的塑造。包括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层面的文化，是广义文化；作为不停运行的广义文化在观念领域摹本的精神文化，是狭义文化。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现象，但二者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又有差异：文化内涵是“自然的人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是指超越蒙昧期和野蛮期的历史阶段。

4、形成中国文化的宗法社会结构：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关系联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则封诸侯。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政政体的长期持续。宗法—专制政治又束缚人的自由发展，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到近古，更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兼及“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直至近现代有了解体之势，然其深层影响，无论在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仍然长期存在。

5.中国文化的特质

（1）人文传统：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

（2）伦理中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养性”，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3）尊君重民;“尊君”和“重民”相反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4）中庸协和:是以稳定和谐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

（5）延绵坚韧农业宗法社会提供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的习惯定势。

6.梁启超三阶段与中国文化分期以及四次转折

1.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1）“中国之中国”包括前文时期（猿人到大禹传子）、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2）“亚洲之中国”包括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3）“世界之中国”包括东方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明末迄今）。

2.四次转折时期：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之际、唐宋之际、近代。

意义：（1）春秋战国之际：为中国文明奠定基石，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

思想，宗法伦理等对后世影响深巨。

（2）魏晋南北朝之际：文化向东向南的转移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

（3）唐宋之际：决定了近1000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这一阶段构筑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4）近代：对中国文化提出的挑战和提供的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而波澜起伏的中国文化史正由此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7.为什么春秋战国是第一次转折？

原因：

（1）周天子地位衰落，私有经济迅速发展

（2）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宗法制解体，礼乐制衰落

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变革时代，而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

（1）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影响

（2）百家争鸣现象出现，各门学科独立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将中原本土的华夏文化淬砺发展到一个辉煌，同时又孕育着一个大一统文化的到来。

8.士的新品格

（1）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

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

（2）政治参与意识强烈

他们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典型事例。

（3）道德自律严格

爱国忧民、担当道义在先秦文武士人的人生追求中初得体现。

第三章

9. 为什么春秋战国会出现元典时代？（P66、P71）

原因：①春秋战国去古未远，保有较多原始民主的遗存，因而“处士横议”尚未如后世那样被视作大逆不道。

②其时文武世人大多怀着“干求利禄”的热望，列国诸侯各行其是，百家诸说极易在列国诸侯中找到热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政治多元为文化多元提供了条件。

③正因为政治的及观念的权威尚未树立，而原始民主遗风犹存，故当年士子普遍富于批判精神。这种犀利的社会批判精神增强了诸子学说的锐利性，并极易超越时地，流传久远。

关于元典时代：

中国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春秋“六艺”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都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发展观”方面通变易、守圜道特征；“伦理——政治论”方面崇教化、求经世特征；“君民之辨”方面民本与尊君两翼一体特征，都对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生深刻影响。因此，元典初创于西周，又在东周订定发扬，是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第四章

10 秦朝文化大一统政策（P93）

倾向于力倡绝对君权的法家学说。实行高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钳制。

焚书坑儒。（P93材料）自此，晚周私学传统中断，文化教育再度由官府垄断，思想原野上诸子并存、百家争鸣的局面变得万马齐喑。

第五章

11为什么说魏晋之际是第二次文化变革？

12、玄学的三个阶段

《老子》、《庄子》和《周易》“总谓三玄”

①正始时期。“名教出于自然”

②西晋“竹林七贤”时期。主张“崇有独化”名教不仅本之自然，而且名教即是自然。

③东晋、南朝时期。玄佛合流，探研佛理。

第五章

13科举制兴盛的条件 P135

其一，科举制度的经济前提是北魏始行的的均田制在隋唐间得以推行。均田制使自耕农和庶族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

其二，科举制度反映了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之利，是他们获取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

其三，书写、印刷等物质条件大有进步，有利于考试的实施。

其四，隋唐时代的经学大一统为应考人士提供了必备的教科书，规定了法定的经义文本。第六章

14为什么说唐宗之际是第三次转折

史家普遍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汉唐时代的雄辉气象逐渐转为精致内省的的文化风格，并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

从土地之角度看，“安史之乱”后，以人丁为本位的租勇调制在中央直属的京兆和各州府被其他形式的赋税制所取代。两税制的出台和均田制的崩塌，凸显了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组与制造。

从商品经济角度看，到宋代钱币已经成为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城市商业功能的扩张，成为坊市制崩塌的佐证。坊市制崩塌和市场化程度加深，宋代出现了“商业革命”。

从文化角度看，唐代之史分前后两期之新旧局面。以唐中叶文化领军人物韩愈为旗帜，排斥佛老，倡言道统，明确以孟子直承孔子之道统，他是唐代文学学术史上承先启后之人物。

15 台谏制 P165

宋代将秦汉以降的御史台和谏院从宰相衙门独立出来，发展为台谏制，使御史、谏官为人君之耳目，防范大臣专擅。

台谏制作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言论自由的舞台。广开言路的政治安排，形成了论证之风，带来了学术创新的繁荣局面，理学随之产生。

第八--九章

16 清代学风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原因是什么？

（1）由于清王朝盛极而衰，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伟松弛。这才有《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不泥古而切于实务”的著作竞相涌现。

（2）与清代中叶已降士人生产过剩有着密切联系。这批经世学者与经世官员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共同鼓动着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勃兴。

（3）就学术流变的内部因素而言，极一时之盛的汉学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17 清末废除科举制的意义是什么？

（1）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2）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的新型教育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3）知识分子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终结。

（4）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改变中华名族的精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18 中体西用论（材料分析）

·材料见教材P224最后一段。

分析：（1）从材料可见，在开明士绅和洋务派官员中，中体西用论已相当普及，甚至成为全社会的流行语言。

（2）基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对经济（工业化）与伦理（传统儒家）的整合关系：经济与伦理的调试关系。经济与伦理的序列关系（中体西用论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把经学儒术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使其君临一切，统驭万物。）

（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体西用论正是传统与近代化相互适应，调整的结果，是一个有相对意义的文化——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