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语言、社会、文化
第六章语言、社会、文化
第一节语言、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社会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
美国。它的出现，无论是在语言观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也为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目前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队伍日渐扩大且稳定发展，其研究对象明确，成果显著。在进行相当广泛的社会调查中，社会语言学家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法，并且提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
社会语言学的总任务是要解决语言在社会生活使用中的种种问题(陈松岑: 1985)，其包括内容极其广泛，几乎涉及一切与语言学有关的社会因素及语言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变异。祝畹瑾(1992)把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五大类：
1)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按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属性划分的各类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
2) 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标准语和土语、正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 交谈的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 社会和不同社会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
5) 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
二、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是人类行为发生的工具, 又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交往都离不开语言, 人类的信仰及世界观，生产经验及文化知识的世代相传, 也是由于语言, 否则我们的历史将是一片空白。同时语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 不同文化系统的人, 语言活动有不同的特色。西方人直率, 东方人含蓄, 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样, 未开化民族的语言粗糙,
缺乏抽象, 也表现了一种文化模式。人们见面, 彼此打招呼, 西方人说“早上好” , 中国人问“吃了没有” , 也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产生了语言, 语言的生成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二者相互作用, 又相互包容, 因此研究语言离不开文化, 研究文化离不开语言。
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关系引向深入的一项重要课题。它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语言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 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持不同语言、使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人们相互沟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增多, 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也将更加频繁和激烈, 因此语言的跨文化研究也将日益显得重要。
正是因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活动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50年代, 西方出现了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各类交际活动中涉及文化的种种问题。波特把影响交际的因素分成8个变项: 态度、社会组织、思想模式、角色规定、语言、空间的使用与组织、时间观念、非语言表达。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 跨文化交际学与外语教学的密切关系日趋显著。外语教学专家把语言交际错误区分为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两类, 并认为文化错误的性质更为严重。Woltsen(1983: 62)说: “在与外族人交谈时, 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比较宽容。与此相比, 违反说话规则则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 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因此, 刚到中国的许多外国人都有同感：中国人都象警察一样,经常“盘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你结婚了吗?”、“你有几个孩子?”、“你去哪儿(了)?”等等。这些问句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 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问题在英美人看来却成了“隐私(privacy)”, 这就犯了文化错误, 造成“文化障碍”或“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 常常招致抱怨。由此可见, 外语教学不应仅仅是语言教学, 而且应包括文化教学, 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在编写的外语能力暂行规定中, 明确要求学生除了应具备四种语言运用能力(听、说、读、写)外, 还要求学生一定要同时有文化素质, 即社会文化能力。这就是说, 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 不仅包括语言能力, 还包括对与其密切关系着的社会文化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内涵, 就会患上“文化震荡症”而难于解脱。无论一个人的语言学得多么“规范”, 用于交际时常常会在“文化障碍”前碰壁。
第二节语言的社会因素
一、语言在使用中的变异：
一个人说话除了其社会特征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与其语言使用的变异有关。钱瑗(1990)曾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她首先用“语域”(register)这个术语来概括语言使用上所产生的一切变异，继而把语域细分为场景(field)、方式(mode)和交际者(tenor)三个方面：场景是指发生语言行为的整个事件和说话人说话的目的；方式是话语相互传递的渠道；交际者是指参与交际活动的人在实际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三方面，如果有一方面变化语域就会不同。如两个年青人在热恋中使用的语域和他们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语域就会有所不同。由于人们进行语言活动的场合、谈话的内容是无限多的，所以这三方面因素的排列组合也是无法计算的，但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口语和书面语的变体、正式语和非正式语言的变体、行业语体、交谈双方关系代码转换(code switching)等问题，已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如我国的祝畹瑾和陈松岑、国外学者Sankoff (1980) 和Schiffrin(1988)等都对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二、语言和地理：
语言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异，就形成了语言的地域变体。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和地理的关系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同一民族语言在不同地域内的变异，形成所谓地域方言；另一个是在较大的一片地区内，几种民族语言长期共存，产生了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特征，这就是语言联盟。
语言的地域变体即是方言，社会语言学家侧重从功能方面去给方言下定义，认为它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因此，方言就自然和共同语、标准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共同语，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之内的共同交际工具即通用语言，例如汉语共同语标准形式基于北方方言，英语共同语的标准形式基于南方方言，俄语共同语基于莫斯科方言等。标准语不仅是各方言地区之间相互交际的共同工具，而且是各方言的标准，要求各方言向它靠拢，或是制约各方言发展的方向。由于上述缘由，标准语又是社会威望最高，可用于一切正式场合的语言变体。它的形成一般要经过选择、整理、加工和承认四个步骤，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某个方言变体标准化的过程。
传统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地理的另一种关系表现为语言联盟。语言联盟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几种不同的语言中出现共同的语音、语法结构类型。比如巴不干半岛上诸语言的情况便是如此，这些语言包括斯拉夫语族的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和拉丁语族的罗马尼亚语以及尚未确定其所属语族的阿尔巴尼亚语等。另外，当不同的语言长期共处一个地区时，有时并不出现语言联盟，却出现另一种现象的语言混合，表现为洋泾浜语(pidgin)，或克雷奥耳语(creole)。洋泾浜是一种没有
人以它为第一语言的特殊交际工具，常常为少数人在特定的场合所使用，它的结构简单，词汇贫乏，形态变化较少，常常用一些描述的短语来表达别的语言中用单词表达的意义。如有一种洋泾浜叫皮奇拉马来语，它的词汇中没有和英语piano (钢琴)相对应的单词，所以在要说“钢琴”时，它就这样描述到: “big fellow bokus (box) you fight him he cry ”即“一个大箱子，你敲打它，它就会叫”；对应于英语bald (秃头)是“grass belong head belong him all he lie finish”即“他头上的草全都死了”。克雷奥耳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除了在来源上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混合之外，和其他自然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可以被当成正式的官方的标准语，并有自己的书面形式。如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新美拉尼西亚语言就是一种克雷奥耳语。
三、语言和阶级、阶层、行业
对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的G. R. Guy 在他的“语言与社会阶层”一文中提出怎样及为什么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使用语言上不同，并指出阶级在语言学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此文中多次采用了拉博夫(Labov)在“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中的阶级先驱研究(classic pioneering study)的成果，主要研究了几个问题：⑴辩别讲话者有在某一社会特征的社会代表语言；⑵最具特点地创新语言的社会阶层；⑶在谈话中的阶级成员和主体转换关系等。
与之相反，祝畹瑾(1992)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她批判了伯恩斯坦等的社会关系决定论，认为“我们没有根据可以把语言差异与说话人的阶级出身或种族背景直接挂钩。”(p.100), “在语言使用者的阶级地位和语言表现形式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p.106)。陈松岑(1985)则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态度。她在原则上承认了阶级方言的存在，同时指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阶级方言。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和阶级的关系时，一般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分层理论，即按照人们的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等综合指标把社会成员分为上、中、下三个阶级，每个阶级内部又分为上、下两个或更多阶层。陈松岑认为，用这种标准划分出来的“阶级”不是真正本来意义上的阶级，但可以作为社会方言社群。在我国这方面系统的调查还未真正开始，但在进行的其他方面的调查工作中，学者们已发现我国知识分子和工人这两个阶层的语言差异是存在的且比较明显。
另外，关于语言和行业，戴庆厦(1993)论述到“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行业的划分越来越细，每一行业都渐进自成体系，行业越发达，其内容越丰富，所使用的方法技能越先进，专门术语就越多”(p.167)。目前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性词典就是一最好的说明。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行语即“暗语”或“隐语”。例如：在北京外汇黑市上，美元叫做“美子”，日元叫“老日”，倒汇叫“玩儿汇”，警察叫“雷子”。而在香港黑社会里，警察却被叫做“花腰”。在官场上，送礼时“根号二” (1.4141＝一点意思意思而已)是表示“一点意思而已”。另外，打麻将被说成“垒长城”或“搬砖”，上班时间打扑克牌被说成是“学习54号文件”等。
四、语言和性别、年龄
在性别与语言变异方面，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如布龙非尔德、赵元任、吉尼特(Ginet)、哈斯分别发现了男女在不同语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词汇、音位和语法方面的差异。Ginet(1988)指出男性的社会特权导致了语言特权，并对性别和会话相互作用进行了评述。而陈松岑(1985)却指出，语言的性别和年龄变体不是由于社会距离和交际障碍产生的，而是由于男、女、老、少各有不同的社会心理。她经过调查发现，北京市区的人对同样职业的陌生妇女和男子的称谓存在不对应性，同时老年和青年人两代人之间用词也有明确差异。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变化而造成语言变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一是男女在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另外是男女社会角色和活动范围也对他们的语言变异产生了影响。
五、语言与民族
“自人类出现民族后，任何一种语言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语言与民族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戴庆厦, 1993)。
民族学的社会语言学。按照祝畹瑾(1992)所下的定义，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语言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作用。民族学的社会语言学偏重于研究言语交际的方式、特点和规范。它借助于定性分析，以典型的言语事件(speech event)作为分析、描述的单位。
民族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核心是人类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综合性人类交际科学。
陈松岑(1985)在论述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时以我国哈萨克、景颇等11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近20种语言或方言为例，说明语言反映民族的心理、文化和历史，是重要的民族特征，民族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往往和争取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征服和同化民族的过程也常常伴随着语言的强迫同化。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就是描述亚尔萨斯、洛林两省被普鲁士人占领后，当地居民被迫停止在学校中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的悲惨故事。
六、语言规划
根据Christian (1988) 所说，语言规划指有组织有目的的来影响语言的使用及其用法。它包括语言选择、语言协调、语言规范化、文字改革、文字创造等。Christian在她的“语言规划”一文中，列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世界各国对语言规划都予以相当的重视，她在文中反复强调在规划中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
语言规划正成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Wardhaugh, 1986: 335)，语言规划的目的是解决信息交流与人际沟通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语文规划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语言的文化因素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民族之语言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上的发展、政治上的革命、自然和地理情况的演变、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决定着该民族语言的某些特征，赋予了它某些特殊的文化涵义。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邓炎昌、刘润清: 1991)。
中国人和相识的人见面时，除了说“你好”、“早”、“来了”、“下班了”等等之外，还常听到“吃饭了吗?”、“上哪儿去?”等。如果一个英国或美国人听到这后两句话，一定会惊讶不已，甚至引起某种反感。其实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说“吃饭了吗?”、“上哪去了?”，与英语“How are you?”有着相同的交际功能，问话人并没有对对方吃饭情况和去向刨根问底的意思。
一般来说, 我们很难了解这样的人: 很少讲话, 从不讲有关自己的事, 感情不外露, 对任何事都不动声色, 这就是英国人。英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孤傲, 其意味着: 我是英国人, 请你离我远点儿,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 不需要你, 请别理睬我。其次, 英国人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保守。英国人认为, 他们做事的方式总是最好的, 最规范的, 所以他们不易听取别人意见进行变革, 而喜欢旧的方式, 英国的壁炉就是最好的说明。甚至今天, 一些人仍要保留长期形成的传统, 建造设有外露火炉的房子。英国人非常讲究礼貌, 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听到“Excuse me”用作打扰别人的婉言, “Sorry”用作谦语，表示无意识地妨害或触犯
了别人。英国人的独处和个人自由也是其一大特点, 所以英国人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My home is my castle. The wind can come in, but the kings and queens and human beings can never come in without my permission. 除此之外, 英国人冷淡, 即沉默、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所以在英国居住过的人都会说: 英国人像条刚从冰里捞出来的冰冷的鱼。假如你每天早晨7—9点乘地铁, 可以发现每个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 捧着报纸看。
与英国人不同, 美国人则有自己的另一套处事原则。
美国人把依靠自己和独立生活看作是理想的个人品质。他们不喜欢依赖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依赖自己, 他们喜欢从一地搬到另一地, 做新的工作, 交新的朋友。
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的思维与众不同, 他们习惯于从小到大、从特殊到普遍, 也就是从个人然后到州、国, 而我们的习惯则是先集体后个人，先有总的概念, 后到具体事实, 写信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美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 似乎人人都在赶时间, 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在美国, 人们很重视遵守时间, 各界人士都照时间表安排活动, 因此美国是个“受钟表统治的(ruled by the clock)”社会。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不准时, 是一种失礼或不负责的行为。
美国人以其不拘礼节而著称于世, 不穿外衣, 不打领带坐在办公室里, 或双脚架在写字台上的情景并不少见, 这并不是他们粗鲁无礼, 而是他们无拘无束, 非常随便。另外第一次和人见面, 就直呼其名, 并不握手, 这也是同样的原因吧!
美国人是直率的民族, 他们认为信任与真诚最重要, 所以不说真心话, 即使是为了客气的缘故, 也让人不解。美国人很重视与邻居的关系, 他们从不围墙高筑, 重门深锁, 他们热情对待邻居并彼此帮忙。
美国人非常追求“平等”, 所以近年来“佣人阶级”已基本消失。他们认为在一个平等的国家中人人都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仆人对待, 更不用说去做别人的仆人了。美国的历史的特殊性使美国人形成了“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的美利坚民族精神。不管什么职业的人自己动手做家务或做体力劳动绝对不会让人认为是不体面的, 相反, 凡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取得成就, 并积累财产的人, 是一个成功的人, 这也是美国人的实利主义, 他们是以一个人所能积累的财产多寡来衡量他是否有“成就”。
在恋爱方面, 大多数的美国人自主能力很强, 他们的选择不易受父母的制约或朋友的影响。美国青年很早就开始谈恋爱, 不少青少年在15岁时已有了恋爱史, 成年人未婚同居的现象也很普遍, 这种现象由于屡见不鲜, 久而久之便成为美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