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王充的教育主张对比

董仲舒与王充的教育主张对比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董仲舒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读书笔记

董仲舒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读书笔记 董仲舒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读书笔记(一) 对于教学的方法,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1)强勉学问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四)教学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

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五)对教师的要求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王充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她批评地吸收了先秦诸子的学说,自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把春秋战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批评性。 西汉末东汉初,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谶纬神学盛行。谶纬神学就是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发展而成的一种迷信学说,它妖化了孔孟,腐蚀了学校,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①反对“信师就是古”,主张“极问”。这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也就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②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贯通”。王充批评当时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学用相违,所培养的人只知“记诵章句”,实际运用、动手能力极差。她认为接受教育要能“贯通”,能通览古今,学用结合,有独立见解,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她的这种主张在教育史上也就是由积极意义的。 在《论衡》中,王充提出了与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明显对立的论点: ①“天道自然”。无论就是天、地,都就是自然的物质实体,没有意志。人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感动天,天也不能支配人,天与人之间不存在精神上的联系。 ②万物自生,万物一元。天没有创造万物,天与世界上其她任何事物一样,都就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不生不灭,就是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人也就是由“元气”构成的,皇帝与老百姓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③人死魂灭。王充认为,所谓灵魂就就是人的精神。精神依赖人的形体而存在。人死了,形体失去了活力,人的精神也就消散了。 2、关于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 ①论教育与人性改良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阐述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肯定了教育与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巨大作用。王充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三个方面:正性、随性、遭性。 “正者,禀五常之性也。”王充把禀有“五常之性”作为人类区别于其她物种的标志。 “随者,随父母之性也。”五常之气,人人皆有,但就是每个人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各人禀受五常之气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气的比例与多少有关,就是受父母影响的结果。 “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怀孕期间,母体内、外界环境的变化也可以改变五常之气的比例。 王充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人,就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就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就是中人。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就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教育对人性形成与发展有重要作用。人的善恶关键在于教育,教育可使恶人变善,使中人定型,也可使善人变恶。王充的性之善、恶,不就是对人的道德定性,而就是表示人禀受的先天气质对接受道德教育的难易程度与对个体的与谐发展就是否有利。 王充还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 ②论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所谓“仁义之力”,指道德与知识的力量,它就是教育与学习的结果。王充认识到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所表现的隐效性,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作为其她事业基础的作用。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05中国教育史: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中国教育史: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日期:09:41:24] 来源:作者:zj [字体:大中小] 1、三大文教政策 一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亦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他认为:首先要改变当时的学术混乱局面,实现思想的统一。培养和选拔贤才都必须统一思想、确立标准,这个思想和标准应当归结到孔子之道上。 二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即由政府兴办教育以培养贤才。 三是使“诸侯、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即建立选士制度以选拔任用贤才。 这对汉代的文教政策,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文教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教育与人性 董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上品,认为这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又不可及的,指的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比较少数的一些人,如帝王、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斗筲之性为下品,他认为下品无善质,近于禽兽,教化是无用的,只能采用刑法对付他们。“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善”,但却不可能成为圣人,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性三品”说,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等级的构成寻找理论根据。后代的韩愈及宋明理学家,均继承、发展了这一学说 我国著名教育家对教育的贡献(5)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也称董子,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为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做出巨大贡献。说到他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如果提到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至、信),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下来。 董仲舒的教育观点主要有: 1、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王充评为夸大之辞,认为学习应该有张有弛)的精神,攻习儒家的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公羊春秋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的见不到他的面,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武帝时诏贤良,对策第一。他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仰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与当时当权的公孙弘发生矛盾,出相胶西王。不久辞官回家,以讲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另有《董胶西集》一册,“三对策”收集在内,提出了较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他的书流散不全,今本《繁露》未必皆董氏的原著,但可视为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汇编。 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有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时期安定的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神化汉代政权,主张“君权神授”之说,以提高君权,树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儒术为主,以刑法为辅。他口口声声说,要“任德而不任刑”,好象很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教化,反对刑罚;实际上却是企图发挥统治者软硬两手中麻痹欺骗从而软化人民这一手的作用。 他鉴于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民过于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致激起农民的反抗,酿成农民大起义,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亡了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震动下,他认识到人民这种伟大的力量,害怕汉朝再遭秦朝的命运,所以主张实行“仁政”,籍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主张。这种主张,大部分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的。 董仲舒还主张加强统一和提高君权。他宣传《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了提高君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君主受命于天,能贯通天地人的大道,因而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他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加强当时封建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他还引申《易经》的阴阳学说,认为凡物都是阴阳合成的,阳性尊,阴性卑;阴不得独立行事,必须服从阳;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上,认为君、父、夫都属于阳而臣、子、妻则属于阴,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这就是他所说“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这就为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即政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条封建绳索,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0610220028 李璐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主要的学术思想以后,我想主要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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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 ,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汉武帝所采纳。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 ,“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 ,“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 ,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提倡孝道。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即是说“三纲五常” 、“大一统”等维护 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 与“改制” 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 、“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 。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秘的程度。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一)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源於阴阳、五行家的形上学根据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 说确立" 君权天授" 、" 君权神圣"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有力论证。同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董仲舒是 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思想天人感应大一统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以“屈民伸君,屈君伸天”为核心,逐步发展和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使其更加适应封建统治者利益的要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儒学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主导地位,他使儒学由诸子成为独尊,由一家汇聚百家,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主导地位,他使儒学由诸子成为独尊,由一家汇聚百家,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一、董仲舒思想提出背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二、董仲舒思想在儒家思想中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董仲舒政治思想在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地位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董仲舒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并吸收了秦汉之际政治变化的经验。 在坚持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使之变成了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神秘化、世俗化。 (2)读儒家思想学术地位的变化:董仲舒之前儒家思想只是诸子思想之一,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学术派别。通过董仲舒的发展和丰富,之后变为官方的、国家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独尊的地位。由一个普通学术思想变成了经学,具有一些宗教色彩,使儒教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二)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董仲舒思想符合政治家的政治斗争需要,由权势推动,形成一种思潮;它适应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思想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一思想反映了社会普遍规律。董仲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曾经起到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他的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确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久远深邃的影响。 (1)董仲舒思想使封建统治神秘化、神圣化,特别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天之副在乎人。”②基于天人感应学说,“天”在创造世界的人与物之后,还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来经营和管理这个世界。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③通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使封建统治者的地位合理化。 (2)大一统思想: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提出的大一统主张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治上的统一,人君为国之元首,上承天意,以统一一国之民,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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