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金融自由化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直观地看，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

同样，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资本流入主要通过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很多资本交易受到限制。２０世纪末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近年来又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因素，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进入我国的长短期资本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加大了人民币潜在升值的压力，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流入我国的投机资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国经济发展之中，因此对提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贡献并不大。

可以说，资本流动程度对一国稳定政策的短期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程度大小都与一国的资本流动程度有关。基于此，如果对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的强弱程度知之甚少，那么对经济运行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因此，评估资本流动程度对于决策者制定政策和预测政策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一直比较低，但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较快的上升趋势，在１９９２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阶段，至１９９５年又呈现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改革前，我国基本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所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之前我国资本流动性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除了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外，１９９８年以后只是在原有法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完善，金融体制未见较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以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２００４年６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５倍以内的限制措施。另外，尽管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国际交易活动中，一些企业采取隐蔽的、非法的措施规避政府资本项目管制，使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期间急剧上升，１９９７年以后逐步下降，这表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

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实践表明，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ＯＥＣＤ国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不高，却一直比较稳定，并在总体资本流动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１９８２－１９９６年期间其他投资所占比重比较稳定，１９９７年后波动程度较大。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从１９９４年开始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变化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直接相关。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从交易项目看，我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Ｂ股，以及我国在境外上市Ｈ股、Ｂ股等外币股票和境外发行的外币债券，但限制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Ａ股、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同时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居民向非居民提供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等交易活动经济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这些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的项目占我国资本交易项目的一半左右，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资本市场工具、衍生工具等仍受较多限制，但仅占资本交易项目的４成左右，严格管制项目仅占１成。可见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加快了，开放的程度明显提高。

从统计结果来看，１９９２年之前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小，不超过ＧＤＰ的２％，１９９２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各种外汇管制的放松，１９９４年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部分到１９９６年底全部可兑换，为资本外逃提供了便利，资本外逃的数量快速增加，１９９８年达到高峰。近年由于我国经济强劲增长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回流，使我国资本外逃规模逐步回落。我国对资本管制的措施主要是直接的行政管理，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官方统计数据体现的资本流动在下降，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逃所体现的资本流动份额在增加。

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比较分析

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通过与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不论是否考虑资本外逃数额，除了印度以外，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间总量资本流动性都急剧上升，然后下降。一方面，这反映了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游资对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动规模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采取严格措施控制资本流动，所以金融危机后其资本流动性下降就在情理之中。

２．在不考虑资本外逃的情况下，在测度资本流动性的各分指标中，我国和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指标在总量资本流动性指标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的其他投资占较大的比例。另外，几乎所有样本国家在考察期内证券投资指标所占比重都比较小，但是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增长的趋势，这表明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还不发达，正处于逐步完善、不断发展过程中。

３．如果考虑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逃数量，那么可以发现，所有国家资本外逃所占比重都非常大，这说明尽管亚洲新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行了较多的资本管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管制措施效果不容高估。

４．单纯从占ＧＤＰ的比重来看，我国、印度、韩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均远远低于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如果考虑到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那么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低

于印度和韩国。

５．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间，我国、印度、韩国资本流动性水平较低，其中我国最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稍高，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最高。显然，这一统计结果与这几个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是这几个国家中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最先完成的国家，自１９７０年开始进行资本项目开放以来，到１９７１年就对资本流出几乎没有什么管制，而资本流入管制在逐步放松；马来西亚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成为第八条款国后就实现了外汇交易的自由化，１９８６年７月，马来西亚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在采取利率自由化、减少信贷控制、强化金融体系的竞争和效率等措施的同时，进一步放开了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新加坡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放松外汇管制，直到１９７８年取消全部限制。菲律宾、泰国的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则较晚，菲律宾和泰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开始开放资本项目，菲律宾对资本账户的开放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审批措施，泰国对资本流出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印度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将资本项目开放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措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相对较为缓慢，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长期的资本流入管制较松，但是严格限制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尽管韩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开始了金融改革，但是一直采取谨慎措施放开对外资流动的管制，而且严格管制中长期外债，直到１９９４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韩国才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所以，中、印、韩三国资本流动性较低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资本流动性在２００４年以前比１９９７年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韩国降低最多，这表明１９９７年以后资本流动性有所下降。考虑到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放慢了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甚至进一步加强了资本管制，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外国企业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减少，出现这一统计结果也比较正常。

2010年全球房地产市场跨境投资额高达1300亿美元，占到全年商业地产直接投资总额（3180亿美元）的40%，同比大涨60%。这一占比已与市场繁荣时期（2006及2007年）相持平。

在经济低迷时期，投资者更愿意将注意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市场，因而在全球范围内本地交易比跨境交易更受青睐。但在2010年，资本充足的投资者开始关注成熟透明的核心市场上的优质资产，也带动了跨境投资额在风险系数更高的本地二、三线市场中的回升。随着投资者愿意投资于风险更高的资产，预计本土和跨境交易的增长态势在2011年将得以延续。

2010年的跨地区投资额达到82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与2004年持平。在 2007年市场达到峰值时，跨地区投资额曾高达2430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的三倍，占到当年全球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跨地区投资活动的复苏与整体市场的回暖步调一致，这说明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不仅愿意涉足区域内本国以外的市场，同时也愿意放眼其它区域的市场。

美洲市场2010年的跨地区投资额达到310亿美元，较2009年的140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这一强劲反弹不仅由各国的本地投资所带动，也得益于美国的跨地区投资活跃，大量外国投资者和买家纷纷借助核心市场投资活动复苏的契机进行交易。2009年的跨地区购买交易额为56亿美元，2010年增至133.7亿美元；2009年跨地区出售交易额为77.9亿美元，2010年则高达167.7亿美元。

2010年下半年开始，国外投资重新大举入市，并且将目标瞄准两大高回报的核心市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而事实上，那些主要城市中可供转让的优质核心资产已经非常有限，一些外国投资者甚至出价每平方英尺700美元以收购优质项目。市场需求在不断增长，但这两个城市可供购买的优质产品却已不足，因此投资者的兴趣可能在未来的半年内转向美国其它五大城市，至2011年底进一步扩展至全国范围内的8-10个城市。

2010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跨境交易占投资总额的比例达到53%，高于本地交易47%的占比。跨境交易中，跨地区交易与地区内交易基本持平。2010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投资总额为1360亿美元，其中跨境交易额为720亿美元，较2009年的470亿美元的跨境交易额上涨53%。2009年，上述两地区的总投资额为970亿美元。

欧洲、中东和非洲区拥有伦敦和巴黎这两大全球最受追捧的市场以及众多活跃的全球投资者，因而该地区在跨境交易的买卖活动方面再次领跑其它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预计这一

趋势进一步延续。

2010年在亚太地区，跨境投资成为2010年房地产投资交易市场的重要推动力，全年跨境投资额达到270亿美元，占到总交易额的32%，高于2009年26%的占比（170亿美元），而在市场达到顶峰的2007年，这一比例高达47%（570亿美元）。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散去，市场的基本面不断向好，投资者重拾对全球房地产市场投资机会的兴趣；全球跨境交易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是亚太区将成为全球房地产资本的重要来源地和目的地。

2009年，中国以4亿美元的跨地区交易额位列全球第八，而在2010年却掉出了前十名之列，其跨地区交易额仅为1.67亿美元。在过去两年中，中国也未能进入跨国交易额的前十强。然而，作为投资目的地国，中国在2010年却以168亿美元的投资额高居全球第四，其中53% 的资本来自国内，47%为跨国资本。2010年，作为投资目的地，中国的跨国投资实现大幅增长，从15亿美元飙升至78亿美元，涨幅高达四倍多。大部分跨国投资均为地区内资金，即来自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资本。其中，约16亿美元为跨地区房地产直接投资。

尽管中国投资者具备了对海外房地产投资的潜力，但就目前而言，他们更偏向于将资金投入投资平台而非直接购入资产。这一是由于汲取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在美国购买炫耀型资产给公众带来的经验教训；同时，通过投资平台（如基金方面的投资）可以更好的利用海外专业人士对当地市场的经验和了解。

另一方面，作为投资目的地国，中国对亚太地区及其他国际投资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无疑反映出商业房地产市场强劲的基本面，这对于中国一级城市的办公楼和各地的商铺资产而言，尤为如此。

从全球范围看，办公楼在跨地区投资交易中所占据的比重仍然最大，达到470亿美元（占跨地区总交易额的58%），与2009的占比基本持平（2009年的跨地区办公楼投资交易额为300亿美元）。跨地区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了两倍（由33亿美元增至100亿美元）；商铺物业的跨地区投资额较2009年增长31%（由2009年的130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70亿美元）。预计上述三大物业类别仍将是2011年跨地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对于2010年新涌现的跨地区买家，2010年全球十大跨地区买家中的新成员分别来自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加拿大。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资本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而沙

特和印度买家则主要由高净资产值的个人或私人投资者所组成。这些新的市场参与者跻身十强，取代了受到对冲成本、重新关注国内市场以及主权债务问题等各种因素影响、在跨地区投资方面不如往年活跃的澳大利亚、中国、西班牙和英国的买家。

2010年，英国的投资交易额达到490亿美元紧随美国之后（8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时，由于投资者普遍看好伦敦的核心资产，英国还成为跨境购买者最多（2010年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购买额为200亿美元）以及跨地区购买者比例最高的国家（25%以上）。

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以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２００４年６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５倍以内的限制措施。另外，尽管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国际交易活动中，一些企业采取隐蔽的、非法的措施规避政府资本项目管制，使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期间急剧上升，１９９７年以后逐步下降，这表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实践表明，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ＯＥＣＤ国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不高，却一直比较稳定，并在总体资本流动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１９８２－１９９６年期间其他投资所占比重比较稳定，１９９７年后波动程度较大。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从１９９４年开始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变化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直接相关。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从交易项目看，我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Ｂ股，以及我国在境外上市Ｈ股、Ｂ股等外币股票和境外发行的外币债券，但限制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Ａ股、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同时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居民向非居民提供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等交易活动经济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这些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的项目占我国资本交易项目的一半左右，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资本市场工具、衍生工具等仍受较多限制，但仅占资本交易项目的４成左右，严格管制项目仅占１成。可见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加快了，开放的程度明显提高。

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比较分析

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通过与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４．单纯从占ＧＤＰ的比重来看，我国、印度、韩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均远远低于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如果考虑到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那么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低于印度和韩国。

９９４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韩国才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所以，中、印、韩三国资本流动性较低就可以理解了。

政策建议

１．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和引进国外资本的同时，适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形成资本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从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总量指标（资本流入流出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以及４个分量指标（外商对华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证券投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其他投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及非官方统计资本外逃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考察，可以发现，１９９７年以前，从总量规模上看，我国资本流动性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１９９７年以后，资本流动性呈下降趋势。同……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教学目的、要求】：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教学重点、难点】：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课时】：6学时【教学内容】：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習慣稱之為“80後”。這些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便受到社會和父母的特殊關愛。“80後”被認為是生活在幸福中，沒經歷風雨、比較叛逆獨立的一代。也有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心理脆弱、獨立生活能力差，並且自傲，是沒有主義、沒有信仰的孩子，他們生存能力差，眼高手低，社會責任感比較差。但思想個性獨立、叛逆性強、大膽地表現自己，善於自我欣賞。今天，“80後”已開始走上社會舞臺，有的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的走上工作崗位，甚至到了談婚論嫁和生育後代的年齡。“80後”有著與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迥然不同的群體特徵，因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和關注。不少社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為，“80後”正處於中國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轉型期，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不少較為明顯的缺點，但他們的昂然自信、富有創新精神，也是有別於60年代、70年代出生人的鮮明特點。一、調查結果與分析（一）核心價值觀：崇尚自由，重視家庭在所列舉的“成就感、平等、自由、寬容、智慧、負責”六個詞中，23%的人選擇了“自由”，21%的人選擇了“成就感”，17%的人選擇了“寬容”，這說明“80後”是一個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這與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評價是一致的。在家庭、朋友、事業的重要性選擇中，超過50%的“80後”更看重家庭，這說明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觀念衝擊下，中國傳統的以家庭為紐帶的集體主義觀念在中國“80後”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認同中，並沒有過多的被削弱。而在事業重要性的認同上，調查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男女比例分別為34%、15%，男性的事業心較之女性強，更希望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二）擇業觀：個人本位，注重個人發展空間調查顯示：“80後”的人群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即工作並不傴傴是為了金錢了。在選擇工作的態度上，“80後”認為一份滿意的工作最應具有較大的晉升空間，而薪酬待遇位居其次，“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所處職位的高低”來選擇職業的各占了17%。也就是說，“80後”更注重個人的未來發展機會，而不傴傴唯錢至上。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多樣化，注重個人本位，比較現實，“80後”工作者會比較少考慮組織的利益。

[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张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发展状况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就业状况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一、社区的产生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二、社区的内涵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一、社区的特征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类型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20世纪80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b011793559.html,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作者：廖莉来源：《早期教育(教师版)》2006年第06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经历了从“常识”到“社会”的变化过程。该过程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一、20世纪80年代的“常识”课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幼儿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0年又制定、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对文革期间在幼儿教育领域内反科学的种种谬论和措施，予以全面的拨乱反正。该时期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批判了文革期间幼儿教育成人化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主体观，强调课程的实施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活动观，重申了游戏、观察、劳动、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发展观和个体观，指出幼儿教育应当运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要求和方法来实施教育；并明确强调幼儿教育要发扬老解放区“一切为革命”、“一切为孩子”的革命传统教育思想。然而，该时期的幼儿园课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常识”课程为例： 1．课程目标单一，片面强调知识的灌输，忽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培养；未能涉及幼儿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的培养目标：在社会认知方面，缺乏对自我认知、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 2．课程内容设置陈旧，局限于幼儿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和常见的动植物等。李淑贤(1991)指出，从对刚入园幼儿的抽查结果来看，当时小班常识教材的10项主要内容，已有8项被50％以上的幼儿在入园前就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幼儿缺乏吸引力，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是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现有的观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对于提升我国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即将教师行业视作一种“专业”之前，教师更强调作为一种“职业”，在专业化程度上远不如律师、医生等。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教师的成长或发展缺乏科学的、独立的评价机制。在现实中教师弱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就是“谁都可以当教师”，由于大量缺乏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训练的人员进入教育行业，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教育价值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教育的质量、教师的水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成长被提了出来。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宣告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教师被界定为一种“专业”，意味着教师成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可见，在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几千年里，教师专业化的提出和实施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情。在我国，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的调整的基本措施》，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要确认教师职业的专业化。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5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建议》，强调指出教师职业作为专业，必须重视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统一性和教师培养的终身化。这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操作提供了指导性原则。20世纪八十年代，一篇题为《救命！教师不会教》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教师质量的担忧，从而拉开了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体系里，教师队伍不再是一个大杂烩，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准入制度的“专门化”行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理想的体系已经越来越向现实的实践转化。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产生及其贯彻执行随之成为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热点课题。那么，究竟什么教师专业发展？从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说，“专业”是依据社会职业划分的专门职业，即某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有着独特的技术、运行及评估机制，不同的专业之间强调相异的理念与操作系统。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反应的就是这个原理。教师专业发展就是要使教师职业达到“专业”化，也就是说，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是通过特定训练而具备教师特质的人士来担任。从有关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文献来看，在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理解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的理解又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1)二者同指教师职业从非专业或半专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在提出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最初，两个概念在这种涵义上的使用比较多，人们对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从教师群体角度来关注。(2)二者同指教师个体从新手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3)二者都包含了教师职业专业化和教师个体专业化两个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既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又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2．教师专业发展有别于教师专业化

20世纪80年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毒品在全球日趋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联合国１９８７年６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建议将每年的６月２６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同年１２月，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６月２６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毒品泛滥是当今世界面临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年龄在１６岁至６４岁的人口中，约５％的人一年至少非法吸食过一次毒品。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虽然国际社会在遏制毒品蔓延、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毒品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公害。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此外，全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要想控制毒品泛滥问题，就要从毒品的来源——毒品种植入手。据联合国《２００７年度世界毒品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全球鸦片总产量达６６１０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３％。其中，阿富汗鸦片产量为６１００吨，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０００吨。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万公顷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５万公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虽然全球毒品泛滥的情况目前已得到控制，但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任重道远。各国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技术援助，并采取有效措施从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O C I O L O G Y P K U 1 9 2 2 【编者按】徐规教授关于畲族名称、来源与迁徙的文章，引用大量古籍文献、族谱信息，详细介绍了宋代以来这支人群的历史变迁及可能追溯到的其祖先来源，分析了这一群体与临近族群之间可能的血缘联系，这一群体的曾用名，周围人群对他们的称呼，历史上可能的迁移路线等。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差异和族际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认识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过的各群体的族源与迁移活动、传统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特征、集体信仰、在不同朝代中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徐规教授的这篇论文是这一领域学术探讨的典范。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历史文献研究开始被纳入“民族识别”的轨道而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成为政府识别一些群体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独立“民族”的重要依据。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在中国历代古籍文献中，从来没有把这些群体（无论是“畲”还是“瑶”、“蛮”等）称为“民族”，文献中介绍的这些群体，只是一些在族源、语言、信仰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特征、也许在社会地位方面也与周围其他人群存在差异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人口规模或大或小，有时与其他群体合并，有时自身分解为多个更小的群体，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就是中国历史上群体演变的常态，与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民族”概念无关，也很难生硬地套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条标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群体演变，只能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理解当年这些群体的具体态势和他们在历史上的自我认知，而不能套用现代政治话语来加以生硬的解读。【论文】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以西南地区为例赵永忠2 本文结合西南地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民族成分更改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作一简要的论述，希望对目前有关民族成分变更工作有所裨益。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改民族成分的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我国5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顺利完成。到1990年止，经国务院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至此，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成分、族称以及大家庭中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为进一步解决好国内民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但是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特别是在1964年以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民族识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部分少数民族识别有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民族歧视，部分少数民族不敢申报真实的民族成分。如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歧视和压迫，迫使居住在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燕子岩、万安乡银丰村、亚新村、扶堰乡九龙湾、青阳乡桃子湾、鹅犁董、聚凤乡高坪指甲坝及县城、本庄、白沙的部分夏、姜、包三姓和江口县匀都土家族苗族乡漆树坪、桃映乡街上的胡姓隐瞒自己羌族的民族成分，而报为汉族。[2]又如满族本是贵州省世居民族，主 1 本文刊载于《学理论》2010年第6期，第49-52页。 2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鲁克俭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张芳同学写了一篇关于“西藏今昔巨变”的主题论文，下列史实与之无关的是（）

A青藏铁路通车 B 西藏和平解放C西藏民主改革D设立经济特区2．这一握，穿越了60年的历史风雨。60年前，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曾有过两次成功的“握手”，即（） ①北伐战争②辛亥革命③抗日战争④解放战争 A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③D②④ 3．我国的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区别是（）A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B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C社会制度不同D各自的权限不同 4．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之所以迅速发展，最根本的一点是（） A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脉相承 B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 C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 D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促进 5．探究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①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多少周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②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③接合所学知识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是什么？ ④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变化很大，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⑤从改革开放的变化中你得出了怎样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郭利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段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现在研究角度全面,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但整体而言,语段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者应该认真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熟悉并熟练运用各种理论,使语段研究走向深入。此外,语段研究在教材建设、个案研究、理论应用等方面还非常薄弱,以后应该加强。关键词: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成就;不足;建议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603(2009)0620112207 收稿日期:2009209229 作者简介:郭利霞,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 Summary of Studies of P assage i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1980 G UO Li 2xia (Dep.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tuality of the studies of passag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erits in current studies. K ey w ords :passage ;teaching ;study ;achievement ;demerits ;suggestion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的“句群热”兴起时,对外汉语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进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呼吁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刘镰力,1980;李玉敬、孙瑞珍,1980;任远,1984等),但应者寥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壮大,教学实践的丰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语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施光亨(1991)、陈灼(1991)、吕必松(1992)、李杨(1993)、吕文华(1994)等。吴为章、田小琳(2000)的《句群》从分类、组合和切分、句群与教学、句群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句群研究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陆俭明(2000)则明确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推行“语段或篇章本位”的教学观,加强语段、篇章分析的意识,代替过去“句本位”的教学观。可以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对外汉语学界目前已经形成了“语段热”。什么是语段?多数学者认为句群和语段是同一种语言单位的不同表述。如:“语段也就是句群”(杨石泉,1984);“语段指的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口头语言材料,常见的是句与句组合成的句群、段落或会话。” (齐燕荣,1996);“语段又称句群”(陈福宝1998);“语段也叫‘句群’、‘句组’、‘句段’、‘群句’”(涛亚2000);“语段指比句子大一级的语法单位,是由前后衔接连贯并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的一组句子构成的语言片段,又称‘句群’、‘句组’” (张宝林,2001);“语段指由两个以上完整的句子构成的意义连贯的一段话,语篇指话语篇章。” (郭颖雯,2003)也有学者使用“篇章”的术语,如郑锦全第6期2009年12月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 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 ) N o.6 December 2009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