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阶段理论到道德类型理论.

从道德阶段理论到道德类型理论

——西方道德认知理论的最新发展研究杨韶刚

【论文分类】教育学 G1 【期刊期数】2007年06期【论文期刊来源】《教育导刊》(广州)2007年4上期第6～9页【作者简介】杨韶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广东广州520420 【内容提要】道德类型理论的提出是近年来新科尔伯格理论的最新发展。道德类型理论的提出，对进一步探讨个体道德认知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评价这个新的道德类型理论，重点阐述道德类型的细化研究，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思想启示。【关键词】道德类型/新科尔伯格理论/个体道德发展

道德类型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科尔伯格的学生和继承者莱斯特(Jim Rest)提出的，经多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新科尔伯格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根据个体道德发展过程中对思维图式的运用，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类型个体的道德思维特点、发展趋势等问题。道德类型理论的提出，对深入探讨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新科尔伯格理论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斯蒂芬·托马(Stephen J. Thoma)对道德类型分类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和特点分析。本文结合这一研究的最新动态，对道德类型理论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早期的道德类型理论新科尔伯格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发展就是道德思维方式的转换分配。运用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s Test, 简称DIT)所测量的每个被试应同时具有三种道德思维图式，即个人利益图式、保持规范图式和后习俗图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图式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知识网络，是在个人所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道德图式的网络体现了道德知识建构的系统性，与生活事件的联系体现了道德发展与情境的高度相关，根据经验来获取新信息则体现了个体道德判断的自动性。”〔1〕显然，由于个别差异的存在和人们生活经历的不同，不同年龄阶段或道德发展阶段的人使用这三种图式的频率也不同，而并不像科尔伯格所认为的那样，每个阶段只使用一种主要的思维图式。莱斯特等人根据发展阶段的双重分类标准(巩固和过渡的优势类别或混合类别)，将被试分成6种类型。所谓优势类别，是指每个被试分别对三种图式进行评定，计算这三种图式的平均评定，然后根据对图式的最高评定对被试进行分类，即他们是属于第2、3阶段还是第4阶段，或者是5、6阶段。所谓混合类别是根据图式混合的程度来评定。DIT研究发现，被试在考虑问题时，头脑中同时具有三种图式。对于某些被试来说，相对高频率地使用一种图式，这被称为图式混合中的“巩固”(consolidated)程度。这就是说，某种图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另一种图式。而对于另外一些被试来说，他们使用三种图式的频率相差并不很明显，这被称为图式混合中的“过渡”(transitional)程度，即三种图式具有同样的评定。以此对他们进行分类，确定他们属于巩固类型还是转换类型。莱斯特等人在1999年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六种类型，〔2〕分别为：类型1指个人利益图式上的巩固，三个道德判断图式处于低度混合状态。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频繁地使用个人利益图式。类型2是处于个人利益图式到保持规范图式中的过渡阶段。在这三种图式中，个人利益图式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评定，但是被试使用三者的频率相当，并没有稳定于某一图式。类型3是处于过渡阶段的保持规范图式。在这三种图式中，保持规范图式具有相对较高的评

定。从形式上看，个体开始对保持规范图式表示喜爱，但是，处于类型3的个体对个人利益图式项目的偏好要大于对后习俗图式项目的偏好。类型4是指在保持规范图式上处于巩固阶段的人。研究发现，个体在这三种道德判断图式上处于低度混合状态。在DIT项目的排序中，个体表现出对保持规范项目的偏好。类型5和类型6是指在这三种图式中，后习俗图式具有相对较高的评定，但是类型6的被试高频率地使用这种图式，而类型5的被试则更平均地使用这三种图式。显然，这种道德发展类型理论与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以一些特点：一是个体的道德类型是按顺序发展的。它与科尔伯格提出的六个阶段的道德发展是相似的，即类型1～6在发展上是有序的。随着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增长，这六种道德类型逐步向上发展。二是道德类型的巩固有利于信息加工。表现为巩固类型的个体(第1、4、6阶段)在“不能做出行为选择的次数”(Number of Can' t Decides)、“不同故事的N2分数间的不一致”(Inconsistency in N2 Scores Across Stories)、“排列任务和评定任务之间的不一致(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Ranking Task and Rating task)以及“U分数”(Utiliter Score)中表现出信息加工的容易和一致性。而表现为过渡类型的个体(第2、3、5阶段)则表现出信息加工的困难和不一致性。三是不同的道德判断图式指导个体作出不同的决策。类型4和类型6的个体都处于巩固阶段，其道德判断图式都有利于信息加工。但在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上，类型4的观点却不同于类型6的观点，类型4倾向于赋予权威无限的力量(甚至在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并倾向于支持明显的(甚至简单化的)集体社会规范；而后习俗图式即类型6则认为习俗可以改变。因此，这两种图式都有利于信息加工，但不同的道德判断图式却能使人做出不同的决策。〔3〕二、道德类型理论的更新 (一)道德类型的更新莱斯特于2002年去世后，当代新科尔伯格理论的主要代表斯蒂芬·托马根据DIT-2的最新研究资料对道德类型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他将6种道德类型更新为7种，并且对类型5、6的内容以及巩固和过渡阶段的划分做了更详尽的解释和部分调整。〔4〕下图描绘了每个类型中各个图式所占的比重。 {G1R602.jpg} 类型5反映了保持规范图式与后习俗图式中的过渡阶段。类似于类型3和类型4，类型5的个体大多偏好保持规范项目。这种类型的人在DIT项目上的排序不同于类型3的个体，主要在于他们对后习俗项目的喜爱超过个人利益项目。类型6是保持规范与后习俗图式间高度混合的过渡阶段，尽管从形式上看，处在这一阶段的个体表现出对后习俗项目的喜爱，并逐渐转向喜爱后习俗图式。而类型7是后习俗图式的巩固。在DIT项目排列上可见，这三种图式的低度混合表明，个体对后习俗项目的喜爱显著超过喜爱与其他道德判断图式相关的项目。这样，巩固阶段就是类型1、4、7，过渡阶段为类型2、3、5、6。此外，类型的发展(向高级类型推进)并不一定等同于道德运算的提升(向上发展)。比如，类型6与类型7的个体在诚实地做出决定这个指数上有显著差异。虽然类型6个体比类型4个体的发展阶段要高，但最新的研究结果认为，由于类型6的个体处在过渡阶段，所以它比类型4的个体更容易说谎。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有些成人在道德表现上不如儿童，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道德思维发展正处在过渡阶段。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在诚实地做出决定这个指数上有显著性差异。这可以理解为，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的个体在维持规范图式与后习俗图式方面的推理存在差异。与处于过渡阶段的后习俗图式的被试相比，处于巩固阶段的维持规范图式的个体更不容易说谎。尽管他们是在向原则性思维

靠拢和发展，但处于过渡阶段类型6的个体并不稳固于此，其它的信息源可能会干扰他们在这个图式上做出的判断，所以仍可能会经常表现出自私(利己)倾向。这就是类型6的个体容易在行为上产生偏差(如说谎)的原因。

(二)对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特点的解释在运用DIT-2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托马对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的特点做了如下解释：处在巩固阶段的个体能对DIT项目所涉及的不同图式进行明确区分，且将某一特定图式置于最高点。所以，和过渡阶段相比，巩固阶段的个体在作出决定时速度更快，这是因为巩固阶段使道德思维更易于启动，且有更多的实质性影响。在情况不明以及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极短时间里，巩固阶段提高了为特定行为找到道德依据的速度。另外，处在巩固阶段的个体是自律、自我导向的，因而较少依赖周围环境的刺激，较少受到他人的干扰。处于过渡阶段的个体，因受到几个同时并存的图式干扰，所以道德图式的信息就不那么易于提取，也不那么清晰。换言之，处在过渡阶段的个体在短时间内无法迅速激活相应的图式，而且其他相关信息源会干扰被试的选择，所以道德判断的速度相对较慢。有关研究认为，巩固阶段才是影响个体诚实地作出决定的一个因素。当然，具有过渡类型的个体也有优势道德判断图式，但这取决于个体是向巩固阶段发展还是向偏离巩固阶段发展。如区分同属于过渡阶段的类型3和类型5的关键，是次要问题的最高排列组合。类型3个体将个人利益阶段排列为第二重要，而类型5的个体则将P项目排在第二重要的位置。就是说，虽然这两种过渡阶段的类型都是在向更高级阶段发展，但类型3的个体在向习俗项目上的巩固阶段发展，而类型5的个体在向习俗项目的偏离阶段发展。因此，他们的优势道德判断图式是不同的，其发展的方向也是有差异的。 (三)非道德变量的提出托马等人通过运用DIT进行多年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在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还存在其他一些重要但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心理变量，它们对个体道德心理发展和道德类型的确立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指标上：不能决定数(number of can' t decide)。这个变量表示个体在DIT-2中对选择采取什么行动作出决定的数量。DIT-2共有5个两难故事，在每个故事中，被试必须选择主人公应该或不应该按某种方式行动(例如，在海因茨偷药的两难故事中，要求被试决定海因茨应不应该偷窃)，但也可以选择“不能决定”选项。研究者通过对被试选择“不能决定”的选项数来计算该变量。在DIT-1中是记0～6分，在DIT-2里是记0～5分。这个变量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不能决定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的产物。因为存在多重以及潜在的冲突解释，所以处在过渡阶段的个体“不能决定数”较多。在明尼苏达大学伦理研究中心对全美地区青少年部分性别的样本进行的为期10年的DIT分数的统计样本中，处于巩固类型4和7的个体“不能决定数”最少，而处在过渡阶段3和5的个体这一选项数却很多。当然，同为巩固阶段的类型1也有很多“不能决定”的选项，因为类型1是年龄相对很小且思维发展很不稳定的群体。处在个人利益图式巩固阶段的个体可能只储存很少的道德信息以应对道德两难情境。人道/自由观点(humanitarian/liberal perspective)。这个变量表现个体对某一道德问题所持有的人道/自由观点，如强烈赞同海因兹应该偷药；邻居不应将改过自新的逃犯送入监狱；校长不应禁止讨论有争议话题的学生报纸；医生应满足在疾病中痛苦的患者结束生命的渴求；即使某些顾客不再跟他做生意，企业主也应雇用少数民族雇员等。这表明个体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自由观。通过简单地计数被试的选择与高分团体的匹配次数，就可以产生这个变量，即人道/自由观点(标记为HUMLIB)，分数标

记为0(无匹配)至6(全部匹配)。研究发现，处在习俗阶段(类型3～5)的个体在这个变量上的匹配次数明显较低，处于巩固阶段的个体(类型4)则最低。宗教的正统习俗(religious orthodoxy)。这个变量表现在医生这个两难故事的内容：医生是否提供给痛苦的濒死病人药物以加速其死亡。项目9引发的信念是，要求被试判断是否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排列由1～5分的分值以及四个项目在每个故事中的排序计算，这个变量的最高分数是9(排为最重要且最前列)，最低为1分(列为最不重要且没有排序)。这个指标上的得分几乎与人道/自由观点的分数完全相反。它旨在探讨被试对人的生命所持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与宗教的关系。三、道德类型理论研究的理性思考道德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尔伯格道德认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新科尔伯格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道德类型理论对科学地研究个体道德发展规律、探索道德教育的策略及有效途径，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道德类型理论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通过科学理性的研究和思考，吸取该理论之有益成份，有助于形成我国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特色。 (一)道德类型理论是反映个体道德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一种有用方法用DIT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尽管个体的道德类型并不能代替P分数或N2指标，但它们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这说明道德类型理论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个体的道德发展阶段或水平。需要注意的是，DIT的研究者早就认为DIT对道德发展的测量必须是连续的，道德类型理论却把道德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几个类型，尽管这些类型更加细化，但这种划分仍然有退回到科尔伯格的“硬阶段”模型的嫌疑。所以，托马指出：“道德类型理论是使用DIT进行分析的一种主要策略，通过用类型指标来反映数据的总体全貌，就可以很恰当地补充说明主要分析的不足。”这就需要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大量的理论分析。 (二)非道德变量的发现对道德教育的启示非道德判断变量，即如上文所提到的不能决定数、人道/自由观点等。这些变量是从DIT中获取的额外信息，反映了在DIT故事中个体作出选择决定的程度及其作出行为选择背后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以及宗教信仰。这些变量不仅可以被使用DIT的研究者所利用，也可以作为一种模型，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照。这些变量的发现告诉我们，对道德问题的判断也隐含着某些不属于道德领域的成分，道德教育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不应机械片面地把个体的判断与道德问题简单等同，而应进行理性的科学分析。 (三)道德类型理论所引发的新思考在DIT发展的早期，莱斯特就曾提出“复杂阶段的模型”，试图依此来对科尔伯格的“硬阶段”模式加以修正。通过内容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道德类型理论对“复杂阶段模型”具有很强的承接性，它们讨论的重点都是个体道德发展阶段的转换问题。例如，各道德阶段之间是否存在过渡、转换？转换是如何发生的？转换有什么规律可循？转换的成功或快慢与个体的道德发展是否相关？等等。显然，道德类型理论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沿着科尔伯格学说向前发展的。因此，进一步研究道德类型理论，揭示其对于“复杂阶段模型”理论的承接和转换的成份，就可以为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指明新的方向。总之，道德类型理论是建立在DIT-1、DIT-2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一切与各种类型个体的特征以及转换、巩固、过渡有关的特点都是通过DIT的系列研究总结得出的。随着DIT-2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研究资料的逐渐丰富，道德类型理论也必然要不断更新。我们知道，新科尔伯格理论是研究道德发展的理论，其研究的最终方向是要走向实际应用的，即为道德教育提供某种理论的干预和指导。目前，它已经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某些积极的思想启示。但作为新科尔伯格理论重要研究项目

的道德类型理论，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为道德教育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它的可靠性程度究竟有多高？这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待更多研究的深化。注释：〔1〕杨韶刚. 确定问题测验与新科尔伯格理论. 思想·理论·教育，2006(4)

〔2〕Rest, J. , Narvaez, D. , Bebeau, M. & Thoma, S. ( 1999) Post-conventional moral thinking: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3〕姚莉. 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反思和重构(硕士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2004 〔4〕Derryberry, W. & Thoma, S. J. ( 2005) . Functional differences: Comparing moral judgment developmental phase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4, No. 1, March 2005, pp. 8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