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浅析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

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

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张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张俊民谢过，去了。”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

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3]

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

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4]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其“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

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

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张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张俊民谢过，去了。”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

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3]

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

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4]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其“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郭孝子

是个典型的“孝子”形象。名力，字铁山，父亲曾在江西做官，降过宁王，所以逃窜在外。他为寻访父亲，20年走遍天下。他得知父亲在四川做了和尚，不顾路途艰险，甚至两次遇虎，几乎丧生。待他找到成都府四十里外的一个庙里，已入佛门的父亲却不认他。他放声大哭，道：“父亲不认儿子，儿子到底是认父亲的!”三番五次，缠得老和尚急了，把他轰了出去。他在门外哭了一场又一场，不敢敲门，便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间房屋住下，买通道人，日日搬柴运米，养活父亲。不到半年，身上的银子用完了，他耽心父亲饿肚，便在左近人家做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天寻几分银子，养活父亲。这种近乎发痴的孝敬，其实正是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体现，在家痴孝，在国必愚忠，这是封建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最欣赏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一种专制社会中的扭曲人格。

萧云仙

他从小习武，弹子打得最好。有二位老和尚被一位恶和尚所欺，生死关头，他以弹子打瞎了恶和尚的双眼，为民除了害。后来，内地与少数民族生意人发生战争，父亲令他前往投靠征剿生番的少保，为皇上效力。他机智勇敢，率领五百人，杀进城中，立了大功，提升为千总，留下管辖生番。在他任职期间，为民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将该地治理得“仿佛江南光景”。人民安居乐业，万般感激，甚至立了牌坊为他烧香叩头。但上面反而责难下来，令他赔偿因修城所需的费用。这里表现出作者对当时赏罚不明现象的愤怒。

王胡

杜少卿的管家，一个十分势利的小人。他知道主人不善理财，便在杜少卿卖地急用钱时，从中精打细算，捞取银两。他平时喜喝酒，在收到鲍廷玺的贿赂之后，他又帮助鲍廷玺在主人那儿诈了一百两银子。在主人变卖了最后的田产，带他前往南京的途中，他在路上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对于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杜少卿付之一笑。这笑里带有极大的蔑视。

洪憨仙

一个惯弄玄虚的江湖骗子。他本是买卖人，为赚大钱，丢下生意欺世盗名，自称活了三百多岁，是个活神仙。他将白银涂上黑炭，说是能将黑炭炼成银子。正巧碰到迂腐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信以为真，直到憨仙一日突然病死，真相大白，马二先生才知道憨仙不过只有66岁，并非活神仙。

张铁臂

江湖侠客，是娄公子的坐上客。人们称他铁臂，是因为他与朋友赌赛，叫他睡在街心，让牛车在他伸着的膀子上辗过，结果膀子上一点痕迹也没有，于是人们就称他“铁臂”。他自称学得十八般武艺，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最后落得四海为家。有一天夜里，张铁臂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草囊，娄氏二公子大惊失色，张铁臂说，草囊中是他仇人的头。他说平生只有一恩人一仇人，如今仇人已杀，须娄公子借五百两银子去报答恩人。等报答完恩人，他将回来用自制的药末将人头化为水，不留痕迹。二公子给他钱后，等了多时，不见他人来，等打开草囊一看，不过是一个猪头。至此，二位公子恍然大悟，所谓侠客张铁臂，亦不过是一位江湖骗子而已。

凤四老爹

是儒林之外性格豪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客。万青云假冒中书，为官府追拿，凤四老爹义气相帮，为他买了个真中书，免了官司。当万中书感恩不尽的时候，凤四老爹却大笑道：“我与你既非旧交，向日又不曾受过你的恩惠，这不过是我一时偶然高兴，你若认真感激起我来，那倒是鄙夫之见了。”在途中，他帮丝客人，设巧计制淫妇，要回被拐走的四封银子；到了杭州，他又替陈正公向无赖毛二胡子讨债。与那些温文尔雅的读书人相比，他的人格倒显得更有生气，更有光彩一些。他身上很少受到科举制的熏染，所以，他活得更像一个人!

沈琼枝

她是在封建社会里，能捍卫自己人格尊严，不向邪恶屈服的难得的妇女形象。盐商宋为富用欺骗手段娶她为妾，父亲上诉知县，知县又被宋盐商买通，官司败诉，沈琼枝毅然逃离宋家。到了南京，自食其力，以

卖诗文和刺绣为生。她怒斥流氓地痞、蔑视衙役，在极端仇视妇女的环境中，傲然挺立。名士杜少卿对她

的评价是很准确的：“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为土芥，这就可敬的

极了!”

鲁编修官作到翰林，50岁离京返家，有一妻一女。因没有儿子继承举业，便把女儿当作儿子一样培养，从小教鲁小姐作八股文章。在他心中，一切诗词赋都不过是野狐禅，唯有举业才是正经学问。他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他爱蘧太守的公孙有才华，便择他为婿，希望他能继承事业。但在女儿完婚后，他见女婿只会诗词歌赋，不通八股，便出两个题让他作，结果蘧公孙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些诗歌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学，因此，心里着气。他与妻子商量再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妻子说他年纪大了，劝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气，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也有些歪斜。鲁编修是科场上的成功者，也是科举制的维护者，但作品通过他晚年的凄凉，作了深刻的讽刺。虞华轩

他是个神童，后来经史子集之书，无一样不曾熟读。到了二十多岁，学问成了，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提了头就知道尾，文章及枚、马，诗赋追李、杜。他曾祖是尚书、祖父为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五河人是认钱、认官，不认学问品行的。他十分厌恶这地方的势利，因此激而为怒，常以恶作剧来取乐。他积下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等价钱讲得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这人刁滑势利，见钱眼开。虞华轩对他说要买田产，成老爹撒谎说近几日都有人请他吃饭，须等些日子。虞华轩知道其中有诈，便将计就计，最后让成老爹坐在旁边，看别人大吃大喝，而自个有苦难言，只好一碗接一碗地喝茶等，越喝越饿。虞华轩以恶作剧的方式对付他周围的人，他的心里其实也是很苦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

他们是娄中堂的两个公子，在作品中经常是同时出现，性格情趣也无明显差异。他们虽出身望族，但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于是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他们每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到酒酣耳热，更要发这一种议论。他们看破了科举，结识了一批江湖上的风流之士，他们很赏识那些能看破功名的人。被人戏称为“老阿导”的杨执中，虽是生意人出身，却不善经营，只知垂帘看书，亏了本被送进监狱，二位公子得悉后，捐金赎朋友，并多次登门求见。作为宰相的公子，他们身上没有咄咄逼人的公子哥气派，当他们在河上遇见别人打着他家旗号招摇撞骗时，他们能以和言相劝，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他们先后结识了吟诗的牛布衣，击剑的张铁臂，打哄说笑的陈和甫，俊俏风流的蘧公孙，古貌古心的杨执中，怪模样的权勿用。结果，张铁臂是骗子，权勿用正被官府追拿，二位公子落个没趣，又断绝了与江湖风流们的来往。

汤镇台

他为朝廷效力，一身正义，苗人扰乱边塞，上面派他前往平乱，他智勇过人，用兵有方，平息了叛乱。雷太守妒能嫉才，将拿获的贼头和叛敌的冯君瑞枭首示众，然后具了本奏进京，反诬陷汤镇台“率意轻进，糜费钱粮”，“好事贪功”。结果使汤被降三级调用。作者塑造汤镇台，旨在批判当时是非颠倒、赏罚不明的社会制度。

季遐年

他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既没有官场上的虚伪，又没有儒生们的迂腐。他自小无家无业，在寺院里安身，与和尚一块随堂吃饭。他的字写得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用的笔，都是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写字，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给他，他正眼儿也不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出去。一日，施家请他去写字，门人见他模样，不让他进，他进去

之后，冲着主人破口大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

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骂完，不写字就走了。他是一个看破官场，保持着自己人格、灵性的人，作者把

他放到小说的最后一章，无疑正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王太

他是小说最后一章被作者塑造的四个理想人物之一。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了。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后来父亲死，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过活。一日，妙意庵做会，有三四个大老官族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号称是天下的国手。王太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厮们看他穿的褴楼，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问他是否会下棋，他只是嘻嘻笑，说：“略晓得些。”那些人与他下棋，本是想让他出丑的，没想到他的棋厉害，只下了半盘，那姓马的就输了。众人大惊，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哪里还吃得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荆元

他是作者塑造的由着自己性子活着，不为世俗所束缚的理想人物。他是个裁缝，每日替人家做活，余下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在当时看来，做裁缝是极低贱的活，别人便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他说：“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一日，荆元来到清凉山下，与一位种田的老者品茶闲聊，十分羡慕老爹的清闲自在，在老爹的邀请下，次日抱了琴来到清凉山，与老爹席地而坐，弹了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文到此处，可以看出，二位得道之人，虽无言语交流，然其魂魄相交已达很深的默契境界。本文将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思想的矛盾性两个方面,对王玉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探求和发现。

一.多次“恸哭”:人物性格多元化的层层展开

王玉辉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发展,是通过小说中王玉辉多次为亡女和亡友而“恸哭”这一故事情节得以展现的。下面,让我们通过对王玉辉多次的“恸哭”进行分析,以把握人物性格发展的轨迹。

在小说中出场时,王玉辉几十年醉心八股举业不能得中功名,六十多岁时一身潦倒穷困,还为了纂写三部宣扬程朱理学的书而没有功夫做馆教书,使家庭生活的拮据状况雪上加霜,可见八股举业和封建礼教给他造成的物质困顿。他不仅积极著述提倡和宣扬封建礼教教义,还将之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当他的三女儿要为亡夫“殉节”时,他不但丝毫不加劝阻,而且大加鼓励,当三女儿因八日不食而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竟然仰天大笑道“死得好!”还劝慰自己的妻子不须悲伤,说女儿是得了一个“好题目”而死。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就是为了换取封建礼教的褒扬,甚至死也要抓住一个“好题目”去死,才能死得有意义。封建礼教提倡的价值体系已经主导了他的判断,在理学教条和人伦亲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此时,王玉辉的性格形象呈现为一个狂热追求八股功名、狂热信奉封建礼教、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迂腐儒生形象。

然而,在官方机构和阖县乡绅为三女儿立贞洁牌坊之后的宴席上,他“到了此时,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紧接着,他因不忍看老妻在家悲痛而外出短游时,“一路看着湖光山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说明他是在乎自己的爱女、重视人伦亲情的。而在去西湖的旅途中,他“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王玉辉的性格在这句文字中得到了发展。“心里哽咽”一句,表明王玉辉也有常人的悲欢离合之情,内心也会和平常人一样因情感波澜而欢喜或悲痛;一个“直”字,简约而又深刻地描绘出了王玉辉因看到与亡女年纪相仿的妇人而联想到自己逝世的爱女,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的情感状态,呈现出其内心难以抑制的悲痛。这样,王玉辉的性格又表现为一个具有普通人伦情愫的慈父形象,其性格中的另一面呈现了出来。

随后,王玉辉在拜访老友时的恸哭,使得王玉辉的性格形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王玉辉一共哭了四次,这多次恸哭中蕴含的深意下文会加以解析,但从表象上看,这也体现了他对友情的珍视,因为当时只有老友之子而没有官员、缙绅或像他一样的“好礼”的寒士在场,此时

他没有必要作秀给谁看。这就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他的重情重义,也使王玉辉的人物性格实现了多元化。

由上可知,作家通过设置王玉辉为亡女和亡友的多次恸哭的故事情节,使王玉辉的性格形象由故事开始时泯灭人性的狂热理学信徒形象,兼有了慈父形象、义友形象,为我们呈现出理学厅堂中六亲不认的迂腐儒生王玉辉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性格方面,实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多元化。同时,王玉辉人物性格的三个方面是不协调的,这就为王玉辉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的揭示提供了性格载体。

二.“中途清醒”:人物思想矛盾性的层层剥露

鲁迅先生在《呐喊·序言》中作了“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样一个比喻,并与老朋友金心异进行了关于“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做法正确与否的争论。笔者认为,吴敬梓塑造的王玉辉形象,正是“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无智迂儒”这一类儒生中的一个“中途清醒”的特殊人物形象,他有着“无智迂儒”的共性,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突出地表现为他的“中途清醒”。作家通过设置爱女殉夫这个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情节,将王玉辉置于提倡礼教教义、逼死亲生女儿这一对思想矛盾中,对亡女的无限悲痛迫使他从封建礼教的狂热信仰中清醒过来;通过对老友逝世这一情节的设置,将王玉辉置于以获得礼教的褒扬为精神支柱、精神支柱的崩塌这一对思想矛盾中,迫使他从被礼教所蒙蔽的价值观中清醒过来——在这两次“中途清醒”的过程中,他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也得以层层剥露,这体现出了小说深刻的思想内蕴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第一,爱女殉夫给他带来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爱女殉夫这一情节,将王玉辉置于自相矛盾的精神困境中,让狂热信奉封建礼教教义的他亲口去尝食封建礼教带来的残酷戕害。从王玉辉所笃信和宣扬的封建礼教教义来讲,女儿殉夫的行为是光耀门楣的节烈之行,做父亲的应该提倡这种行为并为之欣喜,王玉辉起初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在女儿去世后,由“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到“一路看着湖光山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再到最后看见与女儿年纪相仿的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悲伤程度是越来越深的,从中可以窥见他思想中的矛盾斗争:一直努力用封建礼教所赋予他女儿的贞烈虚名来宽慰自己,但是痛失爱女的悲伤却并未被抚平,反而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加剧——难以割舍的人伦亲情在和虚无的礼教教义博弈的过程中一步步占据上风,最终突破了封建教化的精神枷锁,以他的恸哭宣告了亲情的胜利和礼教精神控制的失败。

由此可知,王玉辉在为女儿的恸哭中“中途清醒”了,以血的代价发现了自己信奉终生的封建礼教的欺骗性和毒害性,失去女儿的悲痛和礼教信仰的动摇结合起来给他造成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深刻地呈现出来。

第二,老友去世给他造成的精神空虚和价值失落。故事开始时,王玉辉就说自己“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可见纂书宣扬礼教教义是他的价值追求。他之所以想起去看望这位老友,是因为“他最爱我的书”,即这位朋友是自己著述的欣赏者和仰慕者。“他最爱我的书”这句话看似无意,却为王玉辉为亡友的多次恸哭注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作品中呈现的王玉辉的社会交际并不广泛,他在儒林中的朋友除了徽州府学训导余大先生及其弟余二先生之外,还有的就是这位亡友。余家兄弟作为八股制和封建礼教的既得利益者,自然对王玉辉不顾生活贫困潦倒而发愤著述宣扬程朱理学教义的行为大加褒奖,并给与其一定的物质帮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玉辉的择友标准:共同信奉理学教义,热衷宣扬封建礼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老友对王玉辉贫困著书的支持同余家兄弟的提倡一样,是王玉辉纂书的精神支柱,所以老友的去世,意味着王玉辉又失去了一位“知己”,少了一支精神支柱,故而悲痛万分、多次恸哭。

结合王玉辉终身致力八股举业的行为可以看出,王玉辉忍受困顿生活而致力举业、发愤纂写礼教著述的精神动力,或曰其人生奋斗的全部价值追求,都在于获得礼教的褒扬和八股的功名。老友的逝世,象征着他的一支精神支柱的崩溃,使他从对礼教褒扬的狂热追求中清醒过来,看到了自己价值观的脆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他发现了问题而又找不到解决办法,加重了自己的精神痛苦和思

想矛盾,这就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礼教和八股科举制度给王玉辉这一类一开始狂热信奉礼教教义而又因为某些原因从对礼教的狂热中“中途清醒”的儒生造成的思想毒害和精神折磨。

由于时代和人物自身的局限性,王玉辉在这两次“中途醒来”之后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精神道路和解决思想矛盾的办法,这就加剧了他的精神痛苦和折磨,也是王玉辉多次恸哭的根源所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儒林外史》中,作家通过巧妙设置故事情节,将王玉辉的多元性格与矛盾思想结合起来加以呈现,揭示出王玉辉“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最终结果,是同时遭受着生活困顿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进而以王玉辉为艺术典型,深刻、清晰而又令人信服地呈现出八股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于儒林中“中途清醒”的一类儒生造成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残害。王玉辉这个典型性格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其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儒林外史》这部博大精深的古典名著的深刻思想性和高超艺术性,于此也可见一斑。

《儒林外史》异于以上两种处理，人物心灵不需要长相来衬托，也不故意造成尖锐对立，以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第一回的王冕，就性格而论，是儒林的楷模，回目明标“借名流隐括全文”，照惯例应配以一表人材，用上“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之类的套语。可吴敬梓不曾提及他长相如何。这一回写王冕的言行，曾多处移植或改写前人为历史人物王冕所作的传记材料，唯长相则不然。元·徐显《稗史集传·王冕》一文有“……长七尺余，仪观甚伟，须髯若神”等语，作者偏偏不借用。同样，正文中的虞博士，作者是当作正面人物的核心——“真儒”来刻画的。他的出场，作者特意打破全书连环式结构的体例，中止情节发展插入了大段的正面介绍，从祖宗3代写下来，可见其地位之特殊，但是，也不曾在他的相貌上花笔墨。在一般人非作文章不可之处，《外史》无意效祛。应该说，这无意处正是大经意处，作者在这里要别出心裁、破例求新，纠正扭曲生活真实的倾向。这种求新，更明显地体现在对杜氏昆仲的长相描写上。少卿是正面人物中的举足轻重者，且其原型便是作家自身，然而长相平常得很：“面皮微黄，两眉剑竖，好似画上关夫子眉毛”[10]。五官中稍有特点的是眉毛，作者点到而已，并不曾拿它寄托好感。写得何其现实！何其真切！慎卿反倒是“面如傅粉，睛若点漆……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11]。这漂亮的生相，并不兆示什么，此人既非大好，亦无大坏。作者只轻轻讽刺了一下他的空虚无卿、言行不一而已。第十二回，写马二先生是：“身长八尺，形容甚伟……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第三十回，写来霞士是：“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第三十四回，写庄绍光是：“三绺髭须，黄白面皮”；第十二回，写骗子张铁臂是：“几根黄胡子，两只大眼睛”；十九回写讼棍潘三是：“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第四回写劣绅严贡生是：“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外史》的主要人物中，进行过一番长相刻画的有20来人，作家一概都十分简略，并力求接近现实生活，既让他们的长相各具特色，又不令其与人物内心世界构成这样那样的联系，一切都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而无造作。这是对艺术之“真”的执着追求，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人们引向不流连于形骸的新的审美层次。《外史》这样作，丝毫不意味着作家对于形式美缺乏感受细胞，恰恰相反，《外史》中对大自然美景的摹绘是颇为精到的，如雨后的七泖湖风光、杭州西湖的景致，其真切其生动在古代小说中都堪为翘楚。而且，吴敬梓大概还是个赏画的行家，不然何以有《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等大量题画诗呢？吴敬梓割断了天生长相与心灵善恶的联系，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李汉秋先生曾正确地指出：魏晋风度的影响是吴敬梓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渗透在吴敬梓的为人和《儒林外史》中，又有着时代的鲜明色彩和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崇尚风采神貌的超然脱俗，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才性，赞赏的是人的风神气韵、意志格调，反映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12]。“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都可以鄙弃，便更不会对人物天生的形骸多作留连了。吴敬梓讲求内在而不重形骸，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庄子那里。庄子在《逍遥游》中强调“至人无己”，连自身的存在也应忘记，只有道德修养是最重要的。在《齐物论》中说得更明确：“蓬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在《德充符》篇又虚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等“兀者”、哀骀它这样“恶骇天下”之人来再三申述其“遗形宝德”的主张；从

《外史》的人物描写里，处处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第三十回的“相遇于心腹之间，相感于形骸之外”等语，虽出于杜慎卿之口，却是作家的心里话。有人认为《外史》尊崇儒学，而对“释道异端”均持批判态度。其实，《外史》所批判、讽刺的只是那些虽身着袈裟、羽服却毫无释道气的势利小人，而批判更多更激烈的还是儒门中人。关于释家，本文姑不论，就拿道家来说吧，“遗形宝德”、飘然物外、恬静旷达的气息，在《外史》中不是十分浓厚么？《外史》第三十四回写季苇萧劝杜少卿娶一个“又有才情”又“标致”的“如君”，少卿道：“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这正代表了吴敬梓重性情、重内在而忘形骸的主张。第一回开篇的《蝶恋花》词云：“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功名富贵无凭据”则明确否定了“吉人天相”、“万事前定”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后天的心理、作为是不可能在天生的长相上去寻出什么痕迹来的。正因为吴敬梓重神遗形，不在长相上做文章，所以《外史》的嘻笑怒骂，没有流于浅薄的人身攻击，而保持了高度的严肃性。试想，《外史》若效法庸手俗笔而将讽刺对象的容貌也加以丑化，那它还能在喜剧性的外壳里深藏悲剧性的内核么？还能得到“戚而能谐”、“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评价么？二、着意刻画外貌中能体现人物主观色彩的因素各类人物的长相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在《外史》中全得到了相当的尊重，作者无意在这方面去寻求感情的寄托点。但，这决不意味着《外史》对人物外貌的其它方面也失去了必要的注意。相反，对构成人物感性形象的那些带有个性色彩的因素，如衣着习惯、表情、神色，以及岁月流逝在面部留下的印记等等，《外史》的描写是格外经意，颇见匠心的。因为吴敬梓看重的是人物的内在气质，衣着习惯也好，特有的表情、神色也好，岁月的印记也好，总归是人物内心世界与生活经历的一种物化，它们跟天生的长相有本质的区别。人物的外貌包含着长相，却远远大于长相。外貌看起来跟长相一样是呈静止状态的，但长相可以终生无大变，而整个外貌却在不断的变化中，其中种种带主观色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物的性格、身分与经历。吴敬梓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描绘人物外貌时，毫不草率，总是紧扣人物的身分、地位与气质，从而展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第二回对夏总甲的描写便很是传神：“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这里没有研究他的五官端正与否，只说眼边之红，乃乐于帮闲凑趣而经常性的熬夜、酗酒的结果；锅铁色的脸，则标志他尚处于官场的外围，需要屁颠颠地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严寒；“几根黄胡子”，暗示了年龄；而那歪戴的“瓦楞帽”、油篓般“青布衣服”，形象化了他的地位及其为人之龌龊与粗鄙；再加“一根赶驴的鞭子”——这根平凡的赶驴鞭，实在妙不可言，一般乡民，包括未遇时的周进、范进之流，恐怕没有拿它的条件与福份；而张静斋、严贡生辈（更不用说社少卿等人）必定是不屑于拿的。然后，作者轻轻一点：“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至此，读者无不感到妥贴自然，惟妙惟肖。第三回写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放头牌的时节……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同样不计其面目端正与否。只写跟年龄、身分、地位及生活境况有关的因素。通过这些精确的描写，一个老实巴交、迂腐穷酸的老童生跃然纸上。二十五回，倪霜峰出场时的形象是：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旧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道：“修补乐器”。第十五回，写匡超人的外貌为：一个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第三十三回写迟衡山：杜少卿看那先生细瘦，通眉长爪，双眸炯炯，知他不是俗流。这些描写，或详或略，文字全都朴实无华，紧紧围绕人物的身分与地位乃至个性，作者直奔他的目的：尽量使读者稍作联想，便能得到一个清晰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外史》共描述过数十人的外貌，除前引有关杜慎卿一段及第三十四回写萧柏泉、金夔两人一段（曰“这两人，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举止风流、芳兰竟体”）显得抽象而落入俗套外，其余无不象现实世界里的人们一样各具特色，切实而生动。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有高于《外史》之处，但在人物外貌描写方面较之《外史》则显然抽象呆板得多。戚序本《石头记》第一回，写姣杏：“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亦有动人之处”。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