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春秋左氏传》在人物叙写方面比较

《史记》与《春秋左氏传》在人物叙写方面比较摘要：“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左氏传》是先秦史传文学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一部史书。它传史叙事严谨精密，人物塑造鲜明独特，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影响极大。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就极好的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的这些优良传统。本文拟对比两部史传文学关于人物叙写方面的一些特点，展示我国史传文学由先秦至汉的部分发展历程。

关键词：《史记》《春秋左氏传》对比

《史记》在继承《左传》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就人物数量而言，《左传》多余《史记》。《左传》长十八万字，记载了春秋时期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这二百五十余年间的史事。其叙人物而有名姓者近三千。《史记》皇皇五十二万六千字，上起三皇下至孝武，凡两千余载。所传人物且详其名姓者不过一千余人。但《史记》中的人物事迹连贯、清晰，《左传》中的人物有很多只限于言及，所涉及的人物事迹较少、较散。

（二）就人物的身份地位而言，《左传》远不及《史记》的包含范围广。《左传》中的人物虽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王侯﹑将相﹑卿士﹑食客等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人。他们穿梭于国与国之间，聘问﹑朝贡﹑游说﹑交战﹑和谈。《左传》绝少涉及黎民百姓﹑市井人家。而《史记》中的人物身份则是千差万别。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凡举帝王、将帅、宰辅、士人食客、刺客游侠、商人大贾、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史记人物评价

《史记》人物点评这是“江南十校”三月联考卷的第18题：从下列《史记》人物中任选一位，写一段评论。要求抓住人物特点，能从正反两方面对人物加以评说，表述上有文采。（不超过150字）（7分）孔子屈原刘邦李广荆轲示例：项羽他是一位怀揣壮志、果敢勇武的西楚霸王，他也是一位率真自尊、儿女情长的伟丈夫。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他是力能扛鼎的英雄；在词人的眼中，他是令人仰慕的“人杰”“鬼雄”；在史学家眼中，他又是迷信武力、缺乏宽容、政治幼稚、令人扼腕的悲情英雄。（97字）（本题评分标准：写出人物性格3分，兼顾正反面2分，有文采2分。）点评示例： 1、孔子：礼崩乐坏，动摇不了你“克己复礼”的决心；周游列国，显示了你“仁者爱人”的毅力；纵使栖栖遑遑，你也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编订《春秋》《诗三百》，你将文明教化的火种传承；广收门徒，有教无类，你的思想照亮了万古长夜。但是，历史的车轮毕竟不是你一人可以阻

挡，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使得你只能生活在遥远的“周公时代”！（130字） 2、屈原：汨罗江水流不尽你的哀伤，洞庭湖烟云遮不住你的愁怨；美人香草，是你永恒不变的忠贞，《离骚》《九歌》，是你流传千古的绝唱！三闾大夫，你披发行吟泽畔，怀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赤诚。或许只有纵身一跃，才可寻到你最好的归宿。楚国，永远是你眷恋的楚国；可那昏聩的楚王，实在不值得你奉献忠诚！（121字） 3、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这是你登上汉高祖宝座后踌躇满志的高歌，是你征战天下最终获胜的骄傲声音！你审时度势，广纳人才，屈伸有度，足智多谋；你用不懈的努力，从泗水亭长，一步步走向帝王之位；你用超群的智慧，从西楚霸王手里夺得了天下。可是，你的奸诈之术、厚黑之道，也让你的衮衮华服之上打上了深深的卑劣印记！（138字） 4、李广：张弓搭箭，回首怒射胡天的飞雁；跃马瞋目，大漠里盛传飞将军的美名！一代名将，你所向披靡，远征匈奴，建功立业，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1]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比较汉语言专升本071 曹燕萍 07011102 一、音关系 1a.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b.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此例“为”与“伪”字音相近（匣疑旁纽、同属歌韵），“为”假借为“伪”。 2a.汉使马邑下人聂翁一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2b.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书?匈奴传》） “详”与“阳”字音相同（喻母阳韵），“阳”假借为“详”。 3a.相如不得已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b.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汉书?司马相如传》）此例中“疆”与“强”为异体字。 4a.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史记?佞幸列传》）4b.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汉书?佞幸传》）《史记?佞幸列传》中有宦官名为赵同，而《汉书》中所记此人名为赵谈。记同一人之名而用字不同是因为司马迁之父字“谈”，于是用一同音字“同”字来代替“谈”字。二、义关系（一）义同 5a.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史记?匈奴列传》）5b.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汉书?匈奴传》）此处“先”与“生”为同义异对应。 6a.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謁者。（《史记?汲郑列传》）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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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相同点：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不同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

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史记人物及事件介绍

史记有关人物及事件介绍程婴（？—约前583）春秋时晋国义士，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颂。相传他是古少梁邑（今陕西韩城西少梁附近程庄）人，为晋卿赵盾及其子赵朔的友人。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杀赵，灭其族，朔客公孙杵臼与之谋，婴抱赵氏真孤匿养山中，而故意告发令诸将杀死杵臼及冒充孩儿，后景公听韩厥言，立赵氏后，诛屠岸贾，婴则自杀以报杵臼。郅都，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汉文帝时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郡太守、中尉、雁门郡太守。郅都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内不畏强暴，敢于对抗豪强权贵；对外积极抵御外侮，使匈奴闻风丧胆。后人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被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鲁仲连（约前305年～前245年）战国时名士。亦称鲁连。今茌平人。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7年后(前250年)，燕将攻占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汉书·艺文志》载有《鲁仲连子》14篇，今佚，仅有清朝马国翰辑本。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冯屯镇望鲁店人。根据《史记》《战国策》《太平御览》等史籍中关于鲁仲连事迹记载综合考察，鲁仲连一生的活动轨迹大致是这样的：生于聊城，学于临淄，隐居于今桓台、高青锦秋湖附近，游于赵，死于今高青县高城镇。甘罗（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人，战国时代著名大臣甘茂之孙，从小聪明过人，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小小年纪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做其才客。后为秦立功，被秦王拜为上卿。在洞庭湖地区至原楚国地域很多地区民间都有很多甘罗神像，逢每月初一十五，人们顶礼膜拜，以求地域安宁；在这些地区，人们遇到疑难杂症，都会请甘罗的神灵显灵治病，都会药到病除或得到明确的指点。甘罗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

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

《史记》悲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主讲人：曾尚兰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做人方面的启示。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教学过程：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