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概况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概况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６０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８０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８０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历史的回顾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
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１８９１－１９６７）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１９２７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１９２９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１９３
１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４９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１９６７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１９２８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
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１９２９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１６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３０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
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１７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
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六、“文革”时期的群众歌曲
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爆发，到１９７６年这１０年间，群众歌曲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２年
这个阶段除“文革”前创作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外，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曲及红卫兵歌曲的创作。流传广泛的有《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组歌《井风山的道路》等。
②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５年
这一阶段，歌曲创作稍有转机，抒情歌曲的创作受到欢迎，题材和手法也见多样。歌曲集《战地新歌》陆续编辑问世，其中收集了“文革”以来一批较好的作品，如《党的阳光照耀祖国》、《雄伟的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红星歌》、《北京颂歌》等等。
在同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及以青年工人、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音乐文化状况。“知识青年”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以１９７０年为界，大致可分为“老三届”与其后的“新三届”两大群体。
“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文化生活的亚文化性质。这种特殊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知青歌曲。
知青创作歌曲产生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自１９６８年起，上山下乡成了绝大部分青年学生的去向。尽管早期的革命激情尚未消逝，然而背井离乡，前途渺茫，导致他们心态的复杂
化，于是其中一些人便动笔创作歌曲。如《再见吧，北京》、《南京之歌》、《重庆知青之歌》、《丰镇战歌》等均是描述这种心态的早期知青歌曲。
其后，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知青们完成了生活观与价值观的重大调整。这一时期又有一批歌曲流传，如《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锁链》、《鸭绿江之夜》、《人生路》等。
知青歌曲的旋律风格大体上仍靠近传统抒情歌曲，且常常采用借用主题另行发展的手法。如著名的《从北京到延安》借用了《红旗渠水绕太行》的首句；《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借用了《远方的大雁》的首句，但在不同的调性上发展；《沈阳知识青年之歌》借用了朝鲜族民歌的基调；《我要去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农民当》是在北方民歌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作品虽然在手法上比较传统，但均明显地带有强烈的亚文化色彩，抒情中有着浓重的消极成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歌曲均只能用自然声演唱才能表达其内涵，而不可能以美声或民歌演唱方法演唱。因而明显地带上了流行音乐的特征。
总之，知青歌曲创作上的民间性、主题内容的时代性、音调上的抒情性、演唱及伴奏上的通俗性，种种特征都对日后大陆流行音乐创作，特别是北方流行音乐产生深远的影响。
③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６年。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歌曲创作濒于绝境。“反击”类歌曲无一成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这一时期
的最后一首政治歌曲。
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前后，产生了一批歌颂、怀念周总理的歌曲，其中《怀念总理》、《劝同志》等曾流行一时。
纵观“文革”期间的歌曲创作，前期中期尚有佳作，但抒情性日益减少，政治功利性日见增强。这一趋势为“文革”后歌曲创作风格的转变及流行音乐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二、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发展
（一）、抒情歌曲的复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中国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逐步在各个领域推行。“文革”的伤痕与改革开放的兴奋、喜悦之情的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首先获得群众推许的作品为《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
１９８０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２５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
“十五首抒情歌曲”代表了８０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３０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５０～６０年代抒情民歌风群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
这个时期活跃的作曲家既有“文革”前期及中期已蜚声乐坛的唐诃、吕远等，又有“文革”中方崭露头角的王酩、王立平、施光南等。其中，王酩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凯传词）到日后的《知音》（华而实词），显现了处理抒情题材的能力。他的旋律委婉动人、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王立平在《太阳岛上》的创作中已带上了流行音乐的节奏因素，此曲的演唱也使郑绪岚一举成名。
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是一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在器乐领域，王立平为纪录影片《潜海姑娘》的配乐造成了一股夏威夷吉他热。上海、广州的轻音乐队也已组建成形。
由“十五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并于８０年代前期居统治地位。此时的抒情歌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而是处于“文革”之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80年代中期的流行歌曲之间的一种过渡体裁。
与抒情歌曲复兴相对的是进行曲创作的衰退。除１９８１年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贺东久、任红举词，朱南溪曲）外，直至８０年代末几无其他成功之作。
（二）、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及对内地流行音乐产业的出现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
邓丽君由于其个人风格的成熟和完整在内地获得了广泛流传，并对内地流行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代女歌星和流行乐作者从邓丽君盒带的演唱和配器上得到启发和示范。歌星程琳、段品章等人则由于模仿邓丽君惟妙惟肖而得“小邓丽君”之称。
刘文正的演唱也同样影响到内地第一代男歌星的演唱。王洁实、谢莉斯二人实以演唱以刘文正为本的校园歌曲而成名。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轻一代流行乐创作上向现代过渡的成就也影响到内地校园歌曲的产生。如《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词、谷建芬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１９８０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州茶座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为流行音乐演出之先行者。
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３日，
《北京晚报》主办《新星音乐会》，“歌星”遂成专称。
这一时期多轨录音刚刚普及，表演水平也不高。乐队还属小型管弦乐队略加色彩乐器如沙槌、夏威夷吉他的阶段。听众仍主要选择传统的抒情歌曲，流行乐的亚文化特征使它遭到不少批评。然而年轻一代的歌迷已经涌现，并迅速成为控制市场需求的主要社群。
（三）、港台音乐的进一步输入，内地流行音乐市场的形成及流行音乐界人才的聚集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邹大为、魏宝贵词，铁源由）；１９８３年有《鼓浪屿之波》（张黎、红曙词，钟立民曲）、《牧羊曲》（王立平）、１９８４年有《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词，马殿银、周右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长江之歌》等作品流传。蒋大为、殷秀梅、张暴默等人为很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再有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在１９８４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至１９８４年间，自港台传入走红的歌曲多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与内地同类题材相呼应而汇成一体，完整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心态。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同时为流行音乐这种商品化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流行音乐盒带及录音机的销量急剧上升。流行音乐的个体化听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也提供了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
此时，流行乐的词曲作者群正在慢慢汇集。广东作者毕晓世、张全复、解承强、李海鹰、徐东蔚等与老一代的邱有为、金发钟、司徒抗等人正在音像界活跃。刘欣茹、张燕妮等广东歌星已将海外歌星的表演形式带到内地舞台上。电声乐队逐渐成形。此时“扒带子”（即根据海外作品的录音记录总谱，再重新灌制录音）既是大量海外电视剧引进的需要，也成为内地作者学习掌握流行乐写作的重要途径。大批年轻歌手相继加入“走穴”，即流行音乐搭班巡回演出的行列。
这是一个积蓄经验和实力的时期，也是群众音乐消费观念及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以模仿为主。市场则出现了动荡，一些庸俗低下的表演已经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四）、舆论上的争议和讨论
自从港台音乐进入内地，便引发了一系列的议论。１９８０年，音乐界曾召开过著名的“西山会议”，专门对当时的抒情歌曲问题进行了议论。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８日《北京晚报》发表了《“抢
救”历史》一文，为《何日君再来》辩解，认为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面颇广的讨论。这场讨论各方立论不一，坚持己见，最后基本上不了了之。
此后，随着流行乐日益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讨论和批评时而可见，如１９８１年《歌曲》上连载的《漫话港台歌曲》，即是较为系统地体现了基本否定港台流行歌曲的看法。１９８３年底，音乐界又就流行音乐的状况组织了多次讨论。鉴于“流行音乐”名称给人以关于３０年代音乐的联想，理论界中一些倾向于允许流行音乐发展的人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间提出“通俗音乐”的称谓，以代替“流行音乐”一词。同时，所指称的也扩大到包容传统创作手法而广泛流传的歌曲作品。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争议或讨论大都仍停留在观念上。争论的焦点是允许不允许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衡量的标准也多以道德标准为主。在流行音乐日益商品化的现实前，舆论界对其施加的影响日益减弱，至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间，对流行音乐理论上的研讨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五）、流行音乐市场的活跃及内地流行音乐创作活动的兴起１９８４年始，全国音像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发展，各地音像公司纷纷成立，不下数百家。由于没有有效的行政及法律管理措施，流行音乐获得了畸形繁荣的契机。流行音乐制品销量猛增，已经占据了音像市场的主导地位。
以新兴的音像产业为核心，创作、编辑、录音、出版、表演
人才纷纷聚集，从中产生了日后活跃于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代人物。内地较早活跃于音像界的作者如前所述聚集在广东。１９８５年，广州举行了“１９８５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了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先声。
在北方，以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为基地，聚集有李黎夫、徐沛东、温中甲等作曲家。以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为基地，则有金巍、陈哲、苏越、郭峰等词曲作家。郭峰于１９８５年已创作了《我多想》，成为最早成功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之一。
在北京，同时已有了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其中有崔健、孙国庆、秦奇、丁五、王迪等。８４年，崔健与刘元加盟“七合板”乐队演唱摇滚乐，其后又组织了不同的组合从事摇滚乐的演唱。
１９８５年，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南腔北调大汇唱》及《民歌大汇唱》，金巍编写了《４０首民歌大联唱》盒带。流行音乐形式至此已成为具有控制市场实力的音乐文化。
与此同期，朱逢博在上海、李谷一在北京分别组织了轻音乐团，谷建芬则组建了“声乐培训中心”，东方歌舞团也多方罗致流行音乐歌手，这些团体都成为歌手出身之地。
１９８５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华演出；美国著名歌星发起为非洲灾民募捐义演，震动世界；台湾罗大佑等年轻一代词曲作家组织港台６０名歌星举办献给１９８６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这些活动均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界。至此，内地流行音乐已面临从创作到表演上的一个突破契机。
（六）、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在此情况下，呼唤内地本身的创作就成为一个客观的需要。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间，音带市场上已出现了港台音带大批滞销的状况。而在广州、北京，一批青年词曲作家已悄然聚集。中年一代如谷建芬、傅林的一些作品也向流行音乐风格靠拢，大批歌手、乐手纷纷涌现，青年歌手常宽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参加了东京第１６届世界音乐节，以自己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获得总指挥奖，开中国内地歌手赴海外参赛之先声。凡此种种，都预示着内地流行音乐将发生一个重要转折。
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已相当活跃。经济上产生了消费热，文化界则出现了“寻根热”、“文化热”等浪潮。都市文化在大中城市已经成形。这一切构成了内地流行音乐兴起的条件。
在音乐创作上，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走红的作品如《小草》（王祖皆、张卓娅曲）、《妈妈的吻》（谷建芬曲）、《心声》（李春生曲）、《重整河山待后生》（雷蕾、温中甲曲）、《济公活佛》（金复载曲）等作品已经具备了很充分的流行歌曲品格。广州的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也分别写了《祈求》、《父亲》、《秋千》等充分流行音乐化的获奖作品。
１９８６年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的启发，内地的音乐工作者也开始计划筹办首届百名歌星演唱
会。５月，这场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出台，获得巨大成功。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不胫而走，盛行一时。同一台音乐会上，崔健、王迪、刘元、梁和平等人组成的摇滚乐队首次向听众推出了内地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大陆南北的主要歌星均参加了这场音乐会。
《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和流行音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的到来。
同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奖赛于5月在京揭晓。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设了通俗唱法，于7月间揭晓。成方圆、刘欣茹、牟炫甫、毛阿敏、许丽丽、苏红、韦唯、王虹等一代歌星脱颖而出。此后，全国性流行音乐大赛即成为歌手与作品获得成功的契机，也成为后几年间流行音乐阶段性发展的重要参考。
到１９８６年，社会音乐生活中通俗音乐已占据一定的优势。当时的通俗音乐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传统的、沿“十五首抒情歌曲”而来的，及青年词曲作家大体上以港台流行音乐为蓝本的歌曲创作两个部分。崔健的摇滚乐还只在小范围内引人注意。从演唱队伍上看，董文华、彭丽媛、阎维文等人的加盟，显示了内地流行音乐在起步之时就已经具备了多元的特性。而“通俗音乐”这个名称实际上也概括了一般听众的上述理解和需求。
自此时起，音带市场开始转向以生产内地作品为主。北京国际声像公司、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为组织创作的基地。当时活跃在流行乐坛上的新秀有郭峰、陈哲、甲丁、李黎夫、雷蕾、温中甲、徐沛东、伍嘉冀、董兴东、张伟进、刘小林、士心、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何建东、徐东蔚、陈小奇等，中年一代则有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傅林、孟广征、王积福、张丕基等，一时间可谓人才济济，显现出巨大的创作实力。
此时对通俗音乐的舆论批评减弱了，主张加以引导的意见占了上风。歌星及青年词曲作家的活动和秩事成为新闻热点。然而，理论上的研讨依然薄弱。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法治，流行音乐界日后的重大弊端如版权侵犯、私人组台“走穴”等问题已经暴露。
总之，１９８６年间内地流行音乐的倔起既生气勃勃，也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创作上一端受港台流行乐的影响，一端有传统民歌风抒情歌曲的拉力；表演上以模仿为主，个性化创造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而难以发展；录音制作水平较低，音像界无法规法律的制约，一开始就处于混战之中。凡此种种，都影响到了其后几年的发展。
（七）、１９８７，多方位的尝试和走向繁荣
１９８６年的倔起极大地刺激了流行音乐发展。
音像公司已意识到组织创作的重要。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于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