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的两个追问

对卡尔·波兰尼的两个追问

——读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是在探究19世纪文明崩溃的政治经济根源，以及这种崩溃带给现今人类的影响。他认为19世纪的文明是以自律性市场为内核的，市场体系的瓦解带来了19人类文明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的泛滥。他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对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是对传统观点的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要求是人类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要求塑造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所以经济关系是基本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而且经济关系的这种主导地位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卡尔·波兰尼对这种观点给予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只适用于19世纪，波兰尼将他们犯的“错误”称为“唯经济论的谬误”。

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原则作为主导原则只出现于自律性市场出现后的19世纪，而对于不存在自律性市场的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就卡尔·波兰尼对“唯经济论的谬误”的批判逻辑这一点做简要分析，并提出两个疑问。卡尔·波兰尼对“唯经济的谬误”系统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以19世纪为界：

一、19世纪之外的历史时期，不是经济要求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关系只是社

会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

二、19是的欧洲的经济活动被抽离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社会动机从属于

经济动机，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关系当中。

波兰尼的结论是依托丰富详实的史料支撑的，这里我们不过多探究他的论据

是否有效，我们只从他的论证逻辑来分析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波兰尼是如何来论证他的第二个观点的。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欧洲社会的经济活动被抽离分解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是一个奇特的转折，这样的一个制度，除非能使社会屈从于它，否则是无法运作的。[1]（p149）接下来波兰尼又详细阐述了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一个市场经济必须包含产业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力、土地及货币。但劳动与土地只不过是人类本身以及社会所出之自然环境，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把它们包括到市场机制内意味着把社会本

身屈从市场规律之下。[2]（p149）

不难看出，波兰尼得出“社会本身屈从市场规律”这一结论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下面将其条件和结论再展开如下：

条件1：劳力、土地是每个社会都有的（是人类本身及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

条件2：市场经济包含劳力、土地和货币。

结论：社会从属于市场。

在这里波兰尼是以社会的部分特征来替代“社会”，由此得出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关系当中，按波兰尼给出的条件只能推出19世纪“社会关系部分嵌入到经济关系当中”，如果笔者按波兰尼的论述推出的结论成立，即波兰尼的第二个观点的逻辑不合法，那他的第一个观点的逻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按逻辑似乎可以“更正”为19世纪之外的时代“经济关系部分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这与笔者大胆“推导出”的前一个结论并不能混同，前者是以社会关系为主导，后者则是以经济关系为主导。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为使自己冷静，笔者不得不追问：波兰尼真的

会犯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吗？

为了不犯一叶障目和断章取义的错误，还须从《巨变》一书的整体脉络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巨变》是在波兰尼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人类文明崩溃的现实而做出的回应，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人类文明的重新思考。所以他选取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作为分析对象，重点考察了19世纪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他认为19世纪之所以区别与其他历史时期在于出现了“自律性市场”。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是以个体行动为出发点的，而波兰尼是以社会为出发点，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上坚持社会先于个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与涂尔干的社会唯实论一脉相承。在社会观上,持“整体主义”的社会观，他对“唯经济论的谬误”批判的第一个观点，即经济关系从属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此处的社会是个广义的、宽泛的概念，是个整体性的社会概念。而波兰尼的第二个观点，即19世纪社会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从属于经济关系，19世纪以外的历史时期，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而19世纪的市

场经济是一个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及指导的经济体制，货品的生产及分配的秩序，完全委诸于此一自律性的机制。[3]（p145）由此可见，此处的“社会”概念是狭义的特定指称，而非整体性的概念。波兰尼在不同层次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而不是以一贯之的使用整体性的社会概念。如果我们接受了波兰尼的不同层次上使用的“社会”的概念，那笔者所指出的波兰尼的所谓“逻辑错误”就不存在，因为波兰尼从始至终也没有对“社会”下明确

的定义。

然而，我们又不甘应然地接受波兰尼在批判同一个问题时，在不同尺度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所以笔者不得不追问第二个问题：波兰尼为何宁愿冒“逻辑失误”的危险而不给“社会”下明确的定义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在《巨变》一书中，波兰尼通篇都在分析市场以及自律性市场机制，他试图要使市场恢复到恰当的地位——经济生活的附属品，而经济体制一般又是包含在社会体制之内的，所以市场是从属于社会的，而在19世纪正好相反，社会从属于市场。鉴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如果从市场下手，似乎会对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有所启迪，当然还要回到19世纪，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了自律性市场，自律性意谓着所有的产品都在市场上售卖的，而且所有的所得都是从这些售卖中得到的。据此，生产的所有要素都各有其市场[4]（p146）由此可以看出，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形塑着19世纪的社会，然而，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而更为广泛的是日常生活世界，所以19世纪生产的规则和机制逐渐向生活领域渗透，于是社会自身必然要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对抗市场的入侵。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的“社会”是与市场高度相关的被市场钳制的社会，社会的空间被市场入侵。反过来思考，如果波兰尼给“社会”下一个统一的概念，即和19世纪外的历史时期一致的概念，那就必然不适用于19世纪，相反若以19世纪“市场入侵的社会”为准给社会界定则又太过狭隘。由此看来，波兰尼没有给“社会”界定，也许是更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