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 日本篇(下)

读书文摘

题目：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下）

作者：王鼎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八月下，第4～9页

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诺门坎之战的惨败，进一步暴露了日本陆军的落伍，迫使日本重新评估现实，调整战略方针。二战前夜，苏德戏剧性的合作，彻底搅乱了世界格局，却也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围机遇。这就是松冈洋右推行新外交政策的大战略背景。

差之毫厘的松冈外交

之所以把松冈洋右称为“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是因为二人在诸多关键点上确有惊人的相似：在各自的领域都颇具独树一帜的战略洞见，都喜欢把独到见解包裹在常人难以理解的玄谈暗语之中，在同僚中都是敌人多于朋友，都因行事风格怪癖而被视为不正常人士，都倾向于出奇制胜。而且，二人都属于日本半现代型人物，身上都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以至于都未能给日本打开新出路。只不过，松冈洋右面临的情形更为间不容发，反之，如其成功，对日本帝国的贡献将远远超过石原莞尔，或将以“东方俾斯麦”的地位载入史册也未可知。

由于前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陷在感情或道德的窠臼内，较少理性地检讨其间得失，故而一直未能看清松冈外交的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国家战略的理性角度看一看，松冈外交是如何功亏一篑的。

1940年7月，应近卫文麿内阁之邀，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在此后的一年内，他取得了两大外交成就：一是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完成（1940年9月27日），二是缔结了准结盟性质的《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要理解这两个成就，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个事实，在日本外交界，松冈洋右本是众所周知的亲美派，可是，这个亲美派出任外务大臣后，为了推进三国同盟，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更换了40名大使与公使（其中多为主张美日亲善的人士），大刀阔斧地推进亲德路线。他的很多旧交对此大表诧异。松冈洋右却处之坦然，因为在他心中隐藏着一个“道故逶迤”的暗度陈仓之策。

松冈洋右自命为真正的“知美者”，他认为当时日本的亲美派和反美派都不知美。前者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妥协和退让可以促成日美亲善，后者则藐视美国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横行的孱弱之国。松冈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是战斗型国家。在1940年9月19日的五相会议上，他提醒同僚注意：“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问题是，日本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极大，如何实现这种斗而不破、由斗而和的曲折路线？松冈显然不相信当时国粹派所鼓吹的虚无缥缈的大和魂。他认为，唯有巧妙的外交才能平衡日美国力的差距。松冈洋右对日本的国力缺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欠发展的后发国家，尚不具备夺取世界霸权的能力，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就是日本短期内的最佳结局。但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日本做到这一点。对日本而言，最有利的情况莫过于，日本能压服中国，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而美苏两强均不干涉。

德苏同盟不仅搅乱了世界局势，更为日苏和解提供了有力的中间人。希特勒此后在波兰、北欧及法荷比卢的闪电般胜利，进一步形成了对日本有利的战略形势。此时，英法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等着新主人采摘。美国为了阻止日本获渔翁之利，1940年9月26日断然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这个措施立即影响到日本的军备生产，但更可怕的还在于，这个威慑行动仅仅代表一个开始。当时，比废钢铁更重要的是石油，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只有一年半的用量，来源主要是美国。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全面

禁运，日本将立即陷入断血的状态。对此，松冈洋右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美关系。你就拭目以待吧。”

更具体的内容，松冈则透露给了心腹好友斋藤良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换言之，握德国的手是为了握住苏联的手，而握苏联的手则是为了最终握住美国的手。如果松冈洋右的计划实现，世界就将分裂为五大帝国——美日英德苏。其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于是，五强变成四强。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如德苏冲突，或德美、苏美冲突），以冲刺更高的目标。

德意日三国同盟与《苏日中立条约》，就是松冈洋右为这个伟大计划设置的双保险，其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德意日苏或德日苏大同盟。

这个策略得到了近卫文麿的支持，迅速成为日本的国策。因而，外务省才会断然抛弃历史上的亲英美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单纯地追随德国，三国同盟其实是日苏同盟的前奏曲，而《苏日中立条约》则是三国同盟缔结后的外交追击战。对此，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配合，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德苏日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英美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方面对松冈洋右的访问给予超规格的款待。在庆祝《苏日中立条约》签字的宴会上，斯大林拥抱了松冈，并高兴地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松冈离开那天，斯大林又与外长莫洛托夫一起赶到莫斯科车站为松冈送行。他同已进入车厢又特意走下车的松冈拥抱，再次强调：“咱们都是亚洲人。”

但是，松冈洋右的战略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日本缺乏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筹码。正如希特勒的联苏事先完全没有征求日本的意见，希特勒如果有朝一日忽然攻苏，同样不会征求日本的意见，而希特勒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师心自用、不讲牌理的领袖。这就要求松冈洋右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如果德苏同盟突然戏剧性地不再存在，日本该怎么办？很可惜，松冈从未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1940年9月19日，在最后决定日本对三国同盟态度的御前会议上，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曾向松冈提问：“三国同盟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到底有多大作用？”松冈信誓旦旦地答道：“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他们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也愿和，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

松冈对德国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就在三国同盟签订前两个月，希特勒就定下了攻击苏联的战略决心。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巴巴罗萨作战令，要求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攻击苏联的准备工作。

通往毁灭之路

苏德战争的爆发，宣告了苏德关系的彻底破裂。这一破裂如此彻底而迅猛，一如其当初的突然出现。如果说苏德在波兰战役前的突然结盟，极大地扰乱了国际形势，这次破裂则又戏剧性地极大澄清了国际形势。

日本的战略弹性直线暴跌。罗斯福抓住时机，连出重拳。1941年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在美的日本资产。7月26日，英国宣布冻结大英帝国境内的一切日本资产，终止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同日，菲律宾宣布冻结日本资产。7月28日，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8月1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这一决定将日本帝国置于慢性死亡的境地。

一个巨大的对日包围圈开始浮出水面，历史的倒计时也开始启动，日本必须在石油资源耗尽前作出选择。当时，放在日本面前的道路只有3条。

第一条道路：密切配合德国，北上攻击苏联。只要苏联被彻底击败，德国就可以动员整个欧洲的力量对付英国，到时候就算美国全力援助，也未必能保住英国本土。日本则不仅可以控制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还可以全力解决中国问题，然后伺机南下，成为一个巨型帝国。但是，这个计划缺乏实现的必要手段。诺门坎的惨败犹在眼前，皇军难道真的要靠大和魂去打败苏联吗？这就又回到了石原莞尔的老问题上：亡于未能控制住“七七事变”的扩大化，日本在次要战场上陷得太深，浪费了太多的资源，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已经来不及进行陆军转型了。可笑的是，在对美问题上不相信大和魂的松冈洋古，却幻想在对苏作战中能出现奇迹。他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完全不顾不久前还在极力促成的日苏同盟，忽然大力鼓吹起对苏开战。为了让其闭嘴，近卫文麿只好宣布内阁解散，重新组阁，以更换外相的手段将松冈赶出了决策层。

第二条道路：放弃称霸亚太的野心，断然从中国撤军，转向支持门户开放政策，谋求对英美势力的妥协。这个选择虽然屈辱，却是当时相对最佳的选择。由于当时苏德战争的走势尚不明朗，不排除苏联战败或苏德再度媾和的可能，这是日本最后的筹码。如果日本运作得好，或许可以保住伪满洲国。再加上朝鲜、台湾、琉球，仍不失为远东一大强国。就算保不住伪满洲国，日本的国际地位至少要比今天高得多。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付出巨大牺牲的陆军，坚决反对退回到“七七事变”时的状态，更不要说退回到“九一八”事变前了。正是这种“倔强”，让日本丧失了理智，也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

第三条道路：南下横扫南洋资源地带。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和德国进行松散配合。德国打德国的，日本打日本的，轴心国阵营将因地理原因，分裂为东西两个关联极其间接、松散的战场，各自孤军奋战，盟军却可以通过对海洋的控制，实现各战场的连接。再考虑到两大阵营在人口、资源、空间上的巨大差距，轴心国阵营的胜算非常微弱，而处在苏美中英荷等多方势力包围中的日本，胜算更低。

日本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高风险的道路。何以如此？以往的史家往往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日本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或将之简单地说成日本低估了美国的战争潜力，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实则远非这样简单。

根据战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说，无论是日本政府、陆军，还是海军，对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对战争中双方的动员能力也大致判断准确。既然日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趋势，何以还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呢？原因就在于，日本陆海军自认为找到了险中求胜的奇招。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

⑴德国尽可能久地牵制苏联，同时吸引英美尽可能多的力量，日本则一边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一边趁机南下。

⑵通过战争初期的突然袭击，夺取关岛、威克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要地，从而得以利用南洋的橡胶、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⑶前述任务完成后转入防御，构建坚固的防御体系。美国虽强，但却难以远跨重洋进行有效的作战。日本等于是立于不败之地，静待美国战争意志消沉，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对于日本的这个构想，李德哈特（编注：1895至1970年，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评论一语中的：“日本人的进攻计划和行动，极大地利用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迅速地征服周围国家，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同心环，这给西方盟国的反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但日本的构想终究未能实现，其错并非在于低估了美国的物质实力，而在于严重低估了美国运用物质实力的创造力。保罗·肯尼迪（编注：1945年生于英格兰，历史学家，名著《大国的兴衰》）在回顾以往的研究缺陷时已意识到：“研究大战役的历史学家经常忽略这

点，他们总是认为只需在大地图上动一动手中的笔，海陆空部队就能跨越巨大的距离到达目的地。对地面部队来说，无论装备有多好，但是，要打胜仗就必须克服山峰、河流、沼泽、沙漠、丛林这些地理障碍。在太平洋宽阔的海域里，这条规律同样是正确的。”最终改变战局的，并非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单纯的消耗，而是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战术原则和实践、高速航母特混编队、B-29战略轰炸机、海军工程队这4个因素的协作。正是美国革命性地提升了自己的两栖战能力及远程运输能力，才使得日本的战略构想彻底破产。

日本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抗登陆体系，又严重低估了自身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而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则令失败加速到来。何时转人防御，如何防御？陆海军之间毫无沟通，更说不上配合。如果说日本陆军多少还有些大局观，那么日本海军则基本上只顾自己，脑子里除了海战，再无其他。讳败为胜、隐瞒真相，严重误导了大本营的决策。中途岛海战的真相如何，连东条英机都被蒙在鼓中。

从珍珠港到巴丹半岛，日本帝国实现了成本低廉的“其兴也勃”，从中途岛到瓜岛再到塞班岛，日本帝国又上演了一出更迅猛的“其亡也忽”。

善败者的最后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虽然跌入战败的深渊，却并未坐以待毙。一方面，它和第三帝国一样，开始进行困兽之斗；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远胜于第三帝国的策略弹性。

后人只是记住了日本的神风特攻，却忘记了更重要的几点：

⒈塞班失守之后，日本高层就开始讨论如何将战败损失降到最低的问题。以重光葵、芦田均、吉田茂等外交精英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避开日本宪兵，多次进行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实现战后复兴。他们重新明确了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路线的方针，将美国视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他们还预见到战后世界将呈现出美苏对抗的格局，日本应竭力利用这一点，迅速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借力复兴。

⒉日本陆海军确实挣扎到最后一刻，但其目的绝非是为了反败为胜，也不是毫无目的地为战斗而战斗，而是在于修订无条件投降这个基本点，从而保全天皇制，维持住日本文化传统的完整性。

⒊日本参谋总部意识到日本即将战败，且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美苏称雄世界的事实时，其反应是至少应重创中国，让这个最大的地区内竞争对手无法充分享受胜利果实。因此，日本发动了“一号作战”，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新的巨大伤害，更使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一落千丈。当天皇玉音放送决定结束战争之际，参谋总部又密电指示冈村宁次，战败之际，可酌情将武器转移给中国内部的弱势一方，以竭力促成新的中国内战为首要任务。

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极大地降低了日本的损失，并让日本得以提前做好国家复兴的准备。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和坊间的种种误传不同，美国并非是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而扶植日本，更不是因为抗美援朝而扶植日本，而是在更早的时刻就在战略上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战时的盟友——中国。

冷战初期，对美国大战略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确指出——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

这个判断的背后，是一个独特却深刻的全球战略观：美国的国力虽强，但也做不到承担无限责任，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必争之地的争夺上。在它看来，必争之地就是全球范围内5个至关重要的制造业与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日本。

这5个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一样，具备支撑全球战略格局的能力。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得到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它们将使那里的人民能够形成和投射一种两栖力量，那是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就必定要投射的”。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要控制5个坚固支撑点中的4个，以孤立、遏制最后一个敌对性支撑点——苏联。甚至直到今天，美国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及分布，也还是与乔治·凯南的“世界地图”若合符节，更足令国人深思。

相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落后的农业地带，更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战略包袱。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地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在这里，尽管乔治·凯南不会下围棋，但其显然精通其中的关键棋理：“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更是日本自我努力、国家战略暗度陈仓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日美外交界进行了一次极具戏剧性的逆转对接，再度验证了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棋经十三篇·合战篇》中有一段话：“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讲的虽然是棋理，其实却暗藏着战理。日本帝国可谓善败者，这种能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反手一击、暗度陈仓的能力，是日本最可怕之处，也是今日我们反思轴心国阵营战略最容易忽视之处。爱因斯坦早就警告世人，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善意与力量往往脱节。希望珍惜和平的人民能深刻理解这句话，不再作茧自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