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信任_试论公共事件谣言的产生及应对

新闻知识（2010.01）

经济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H1N1威胁已然临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与之相伴的还有各类小道消息和形形色色的谣言。美国《丹佛邮报》评论说“如果还有生命比流感传播更快的东西，那就是没有根据的谣言”。在通讯发达信息高速运行的Wab2.0时代，谣言已经不止于口口相传的小范围扩散，而是以猛烈的姿势和几何级数的增长将焦虑带给人群。当谣言与公共事件相联系时，这种发源于个体的焦虑极易演化成为集体的恐慌，对事件的解决甚至社会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正在经历社会转型阵痛的中国，在当下乃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挑战。如何遏制在公共事件中层出不穷的谣言，防止谣言扩散，避免不实信息可能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是中国政府必须正视、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也必将助力中国社会稳定，民心安定。

从语言诞生之时起，人们就被不断的制造和传递着经过有目的的模糊和再加工的信息——谣言包围。社会学家波兹曼曾指出，谣言的强度总是与谣言涉及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谣言=重要性*模糊性）。根据这一观点，公共事件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谣言的困扰：公共事件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重要性无需多言。公共事件中公众总是掌握着不完整或不全面的模糊信息，往往介于一无所知（黑色）和完全了解（白色）之间，身处于信息的灰色地带。正是这样的灰色地带酝酿了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公共事件中的公众了解和认识到该事件的危害和风险，但不知道或者不确定如何规避这些风险，一知半解带来的恐惧成为了谣言滋生的心理温床。谣言正是基于某种公众知晓的事实背景，利用公众掌握信息的片面性，有意编撰的伤害性的言论。以关于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谣言为例，流感以多种途径迅速扩散在世界范围之内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这种关注和警惕投射于疫苗的接种上就是对于疫苗安全性的担忧，这种担忧被有目的的利用，制作出比如“疫苗的普遍使用导致了流感疫情的急速扩散”之类的负面导向的言论。普通大众则在对坏事可能发生的恐惧中选择“宁可信其有”，自觉承担起传播谣言的作用，通讯手段的发达让此种传播拥有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一种言论的广泛传播可以借助于以下三种途径：第一种，传统媒体途径。即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发布进行“媒体到受众”的纵向传递，这种途径发布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权威感和较高信度。谣言在此类媒体上通常以假新闻的形式出现，但这无疑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并不是每一则假新闻都带有破坏的恶意。事实上，出现在传统媒体上的大部分错误信息都会迅速得到矫正。第二种，非媒体途径。即在民众之间的传播，比如通过交谈、短信、邮件等方式传递信息。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截止2009年7月中国手机用户已达7亿。短信是手机用户之间最受青睐的联络方式之一。当谣言“搭乘”短信在手机用户间广泛传播时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短信群发的功能大大提高了谣言的传递速率和传播半径，受众的数量庞大，增长迅速。其二，短信总是来自熟人，因此受众更倾向于相信其所负载信息的真实性，甚至主动转发短信成为谣言的传播主体。其三，在手机短信谣言中，“谣言的传播主体呈现出强烈的无组织、无中心、碎片化的特征”①因此这样的传播难以溯源也难以阻截。第三种信息传播途径称为互动途径，这一途径主要是指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互动性的信息传递，例如论坛、个人博客等。这种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传递是双向的，在信息的彼此补充和互动过程中，信息量不断增加，权威感和信度不断变化。在低门槛、低发言成本的网络中炮制出的谣言，经过置顶、转帖等方式，吸引大量阅读，谣言在互动媒体途径中的传播同样具有信息传递主体多，接收对象范围广泛的特点。

遏制谣言的关键不是对谣言围追堵截，而是在第一时间用权威的声音占领公共空间，消除信息的灰色

谣言与信任

——试论公共事件谣言的产生及应对

刘泽西

·本刊特稿·

新闻知识（2010.01）·本刊特稿·

地带。例如，在5·12地震的报道中，中央权威媒体第一时间向灾区派出记者，展开24小时持续报道，信息越是公开谣言越是容易不攻自破。

事实上，公共事件中谣言的滋生映射出公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在于媒体长期以来在控制负面消息（且称之为“控负”）的语境下“多喜少忧”的报道内容和某些媒体在公共事件发生时“不明真相”知而不言、言而不实的报道方式引起受众反感。同时，部分媒体从业者的素质也是影响媒体形象的原因。在某煤炭大省甚至出现了“记者分赃”，当矿难发生，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共同隐瞒矿难。民间流传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令人感慨。如果民众不信任媒体所发布的信息，就会主动寻找其他途径满足“求知欲”，比如小道消息和谣言。

事实上，公共事件中谣言的滋生映射出公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在于媒体长期以来在控制负面消息（且称之为“控负”）的语境下“多喜少忧”的报道内容和某些媒体在公共事件发生时“不明真相”知而不言、言而不实的报道方式引起受众反感。

因此，要从根源上减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首先要重建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要让公众信任媒体，就要建立符合现代媒体要求的他律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媒体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仅仅依靠道德和内部惩罚进行的行业自律远远不能约束虚假信息的传播，保证媒体信息的信度依然需要法律的规制。时至今日，多方呼吁的《新闻法》立法依然饱受争议，导致难产。实际上那些所谓的阻挠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要让公众信任媒体，就要从监管体制出发，放松管制。有意无视负面的事实，刻意强调“控负”是一种“鸵鸟心态”。视而不见，知而禁言，绝对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在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控负”造成的媒体沉默实际上是将公共话语空间拱手让给小道消息或谣言，默许它们的传播和泛滥。媒体的监管者应该意识到：媒体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更应当成为民意的发言人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喉舌。向治理者发难、拷问政府是媒体的天职，长远而言，这样的发难和拷问对于中国政府有利无害。作为成熟的监管者，应当不畏“扒粪者”②，不畏在闪光灯下工作甚至生存。

要让公众信任媒体，就要媒体忠实的反应事件，做“扒粪者”而不是“造粪者”。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以行业内部规则规范彼此行为，在媒体职业理论发展相对完善的西方社会，拥有一系列对于不实报道和假新闻的防范措施，例如美联社对于使用匿名信息源提供的消息有详细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媒体愿意并且有能力担负的起“扒粪者”，敢于发声，敢于为弱势呼喊，做这个社会的良心。

让公众信任媒体只是制止谣言的手段，真正堵住公共事件中谣言滋生最根本的办法是人民的信任。增强民众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信赖。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的杨雪冬研究员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信任情结”，大意是指政府层级与民众信任程度成正比。窃以为，与其叫做“信任情结”不如称之为“距离情结”，因为越是层级高的政府越能得到信任，越是层级低的政府其行政行为越受到质疑。距离情结的产生与某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稳定”、追求政绩，无视民生请求的行政方法有着因果关系。一旦出现公共事件，第一反应不是怎样公开信息阐明事件真相维持公义，而是考虑怎样维护特殊利益和“不影响地方形象”为此甚至不惜公开说谎，当谎言被揭穿时再去弥补甚至借机作秀。云南“躲猫猫案”就是实证，从一开始公布的死者死因之荒唐离谱，完全无视民众智商，到后来请网友参与所谓“调查”的作秀行为，为平息“民愤”蔑视法律规定。“俯卧撑”的荒谬，“欺实马”的无奈，都诞生于强大的外力干预之下。的确，在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事件解决了，地方安定了，但是这样的“解决”与“安定”付出的却是更沉重的代价。对此，政又该作何选择？

作为有志于维护一方社会稳定的地方政府，就必须正视民众的“距离”情节，一方面需要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信息公开和反馈机制，以事实而不是谎言或官腔回应质疑。对于故意隐瞒真相的行为不可姑息；另一方面，要尊重正义，法律是正义之准，司法是正义之途，尊重司法的独立，不干涉司法，不利用司法。作为一个有志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和谐国家的中央政府，更应当重视和着力解决这样的“距离情结”。因为这样的情结正在制造着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焦躁，焦躁中隐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破坏性力量。

正经历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在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的同时致力谋求发展、推进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公共事件依旧会不断发生，关于公共事件的谣言也不会停息。唯有寄希望于公民意识的滥觞和理性精神增长，也许它们能够为这个面临重重困境的国家提供前进的动力和稳定的助力。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做的唯有一步一步推动改革，一项一项修正不足，寻求建立一个法律健全、政府清廉、司法公正的国家，一点一滴的累积幸福。

注 释

①《手机短信谣言传播特点与对策》 翟衫 《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下

②指专门揭示丑恶的记者。十九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新闻界“扒粪”（muckraking）运动，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和政府的清廉。

（作者刘泽西：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