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的防治基础

害虫的防治基础

一、古代“修德减灾”防治策略、

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以及科技的落后，人类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尽管当时也已发现了不少防治有害生物的矿物、植物、天敌、农业措施及人工机械技术，但没有形成完整的植物保护体系。朴素唯物主义者积极采用已有的各种技术措施，对有害生物进行防治，并总结记录各种成功的经验，开拓新的防治技术。这一时期被称为多重防治或朴素的综合防治时代。在此期间，虽然有害生物防治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人类对生物灾害常表现出无能为力，认为是天灾，是上天对人类劣迹的惩罚。因此，“修德减灾”是当时的主导防治策略。

二、近代以消灭为主的防治对策

随着对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发现了自身对有害生物的控制能力和“消灭”有害生物的可能性，人类控制生物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突飞猛进的植物保护技术，神奇的农药防治效果，加之与有害生物长期斗争的敌对心态，以及对有害生物的复杂性及其防治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使人类产生了消灭有害生物的强大自信心，认为完全有能力而且应该彻底消灭有害生物，从而形成了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彻底消灭有害生物的防治对策。如中国1958年提出的植物保护方针就是“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人类防治有害生物的主要特点是，对农药的集中研究和过分依赖。

三、现代综合防治策略

过分依赖化学防治，最终导致了农药的残留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使非靶标生物尤其是有益生物和人类自身面临健康和安全的威胁，杀伤天敌，破坏了农田生态对有害生物的自然控制，导致了有害生物的抗药性和再猖獗等，人类开始认识到有害生物防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单纯化学的局限性弊端。尤其是相关学科的关注和参与，加速了人们对集约化化学防治的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防治有害生物不能也没有必要以“消灭”为目标，防治有害生物不仅涉及到有害生物本身，同时还涉及到其他生物、环境和生态系以及农业投入收益的经济学问题。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针对用何种对策才能做到既能长期、经济、有效地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又能避免因化学防治不当带来的不良副作用的问题，经过数年探讨和经验的总结，逐步形成了综合治理的观点。

196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专家会议上，提出了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概念。随后经过补充和完善，于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策略。我国在1975年召开的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确定为植物保护方针，从而结束了集约化化学防治时代，开创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新纪元。这一时期，人类对生态系统、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有害生物防治以及人类自身能力的认识也更客观，更理智。

农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ntegrated pest menagment, 简称IPM）：综合防治策略突出了经济学、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学的观点以及防治方法的选择和协调应用，维护了生产者、社会和环境利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这一策略将会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有害生物防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综合运用农业的、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等技术措施和手段，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其扬长避短，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之下，以确保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和经济、生态、

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在防治策略上，强调农业害虫的综合治理，在加强植物检疫的前提下，重视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的协调应用。在防治技术手段上，立足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发挥自然控害作用，维持物种多样性，大幅度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推动害虫综合治理向生物防治及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的生态调控技术为核心的控害减灾配套措施的方向发展。在防治效果上，以高效、安全、经济、生态友好和对农作物害虫的可持续控制为追求目标。

因此，在未来的害虫防治上，生物防治被高度重视，并成为农业害虫防治优先考虑和应用的措施。如害虫捕食性和寄生天敌的保护和应用；昆虫致病微生物农药的开发和应用；昆虫行为调节剂、昆虫生长调节剂、昆虫引诱剂、昆虫驱避剂的开发和应用等。重视农业防治措施在害虫控制中的作用，如培育和种植抗虫品种，利用耕作栽培技术控制害虫的发生数量等。化学防治是一种应急措施，仅在害虫数量较大时充当“救火队员”，是一种临时干扰和降低害虫种群数量的方法。对化学杀虫剂的选择是高活性和高效、低毒和低残留，最好对天敌杀伤力小，高毒和高残留杀虫剂逐步被淘汰。为减少农药的残留和对环境的危害，高效助剂和增效剂的开发和应用受到重视，环保型的杀虫剂剂型（如水剂和悬浮剂）受到欢迎，杀虫剂与生物农药混用也十分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