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批评]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
译批评]
《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
一
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
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这“媒”或“诱”的新意义才是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钱钟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林纾的翻译展开批评的。
二
该文中间穿插的作者对于林译的兴味一段特别值得一提。咋一看,觉得这一段似乎与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格格不入,批评者对于被批评译作的个人兴味带有很主观的倾向,怎么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篇批评文章中呢?作者自有他的用意。“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作者并未沉浸于个人好恶之中,而是进而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然明知是“讹”,为何还喜欢读呢?由此可见钱先生不懈的探索精神。
另一方面,作者虽坦述了自己对林译的喜爱,但并没有让个人的好恶遮住批评者的眼睛。例如,在评价林译对原作的增补时,作者指出,“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 作者还指出林译中的“颠倒讹脱”相当普遍,不能一概归咎于排印的疏忽,林纾引以为豪的译书速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上文生动地说明了翻译批评者难免会有个人的好恶,然而是沉浸于个人好恶的津津乐道之中,还是勇于挖掘个人好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取决于翻译批评者能否将个人的好恶限制在同行公认的学术规则之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学术含量。
三
有所创新的文章才会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创新并非无中生有。钱钟书正是凭着自己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对林译与其后他人译本、林纾早期与后期译作的比较中,在对译文
与原文细致入微的比照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大家一向都知道林纾删节原作,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对原作的增补,作者则指出前期林译中有很多别有特色的增补。大家因林纾不懂外文对其从宽发落时,作者指出林译的“讹”不能全归于助手,有些是林纾的明知故犯。作者对林纾用古文译书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而非古文。由此可见,站在比集体偏见更高一些的地方看问题,目光会更长远一些,视野会更宽广一些,笔下的批评也会更客观一些。
批评者在批评时采取了几个不同的视角,即译作的社会影响、译作中的“讹”、译者的翻译生涯、译者从事翻译的文体、译者对于写作和翻译的态度。在一篇翻译批评文章中采取几个不同的视角审视译作当然可以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有更为客观的认识。难得可贵的是,批评者在每个视角的审视中都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具体细致的实例分析之上,让事实说话,而不妄下评断。
四
在对批评的理论依据进行透彻的阐释、将翻译批评标准贯穿始终的同时,钱钟书先生勇于探索个人好恶背后的原因,不人云亦云,敢于创新,使自己的批评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作为翻译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垂范作用。
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
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 钱锺书学贯古今，被称为“文化昆仑”。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准备了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欢迎大家参考与借鉴。 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 其作品《林纾的翻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论述翻译的片段，散落在《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是在中国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锺书提出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境”。他认为：“文字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以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格，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表明翻译既要用译入语再现原语信息，又能完全保持原作的风味;既要在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忠实于原作，有要求译文自然流畅，不可生硬牵强。 例1、 One man was la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 译文：一人腿脚不好，另一人眼睛不好。盲人背着瘸子，听着他指路。但教他们如何通过分开他们之间的缺陷，组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却需要莫大勇气，因为这有点残忍。 钱译：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 解析：此段摘自《管锥编》，以极简的语言说明了一位盲人和一位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译文相较于原文来说，更加精炼，但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却没有任何删减。 例2、A rotten carcass of a butt, not rigged, / Nor tackle, sail, nor mast; the very rats/ Instinctively have quit it. 译文：传位已腐烂，没有装载，/无轳无帆，也无桅杆; 那只老鼠 /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
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 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以睿智和博学著称的国学大师，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而且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也有着深刻的见解。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钱钟书的影响从学术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并在国内外形成了“钱学”这一文化现象。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一、钱钟书小传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在无锡东林小学就读，十三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他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并能流畅无碍的背出其中章节。1929年，十九岁的钱钟书被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1949年后，在清华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化境”翻译观 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 1、“化境” “化境”是钱钟书1964 年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翻译主张，颠覆了以“信”为基本的传统翻译主张，开创了以追求“美”为标准的现代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也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若干读者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用胡乱猜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批评]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 译批评] 《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 一 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
浅析林纾和林纾的翻译
东西方文化关系 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学号：A0839001 ：杰
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就翻译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
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看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和昏庸。这也是后来林纾从事翻译的思想基础。 林纾本应该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翻译家，翻译阶段前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林纾笔锋渐老，且坚持自己的古文章法，为当时文化潮流所不容。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描述极为贴切：“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倚仗积累的一点熟练来搪塞敷衍。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目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林纾仍可作为近代翻译中重要的人物，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功不可没，他前期翻译作品对于当时的时代和人群，有重要启蒙意义。 下面分两部分简要说说林纾的翻译及其翻译成就。 一，翻译活动本身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媒介，在不同文本对象，不同时期，不同翻译目的含有不同功能，不同翻译家有不同翻译
对钱钟书翻译理论的评介
对钱钟书翻译理论的评介 中文摘要：钱钟书先生对议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将简介钱氏翻译理论与翻译成就，并援引其部分译文进行简要赏析。 关键字：钱钟书翻译理论翻译成就翻译简析 正文： 在翻译界，各位大家均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严复求“信、达、雅”，林语堂要“忠、顺、美”，傅雷重“传神”……而钱钟书先生则博采众长，提出“化境”之说。 “化境”即为钱钟书翻译理论的精髓所在。那“化境”作何理解？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钱钟书译论的代表作之一，此文“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罗新璋语.1990/8））一文中，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钟书先生将自己翻译主张归结为一个“化”字，何谓“化”？“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荀子·正名》）。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谓之“状变”，保存原作风味，谓之“实无别”。“化境说”一出，在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化境”的真正内涵，在于无痕与存味。无痕，既要有对原文的理解，又不拘泥于原文，即“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质依然故我（《林纾的翻译》）；存味，是将原作毫无穿凿的化在译文的语言框架内，仍保留原作的风味。化境说，作为钱氏翻译的灵魂，贯穿钱氏整个翻译工作的始终，这也使得钱氏翻译的成就到达了极大的高度。 谈及钱氏的翻译成就，罗新璋先生曾经这么总结： “考诸钱氏译著，整篇的的确似乎不多，似只有《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及德·桑科梯斯的“三论”，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里的两段译文；其余就是《谈艺录》《管锥编》等书，为借邻壁之明，取他山之石，大量引语的译文。” 虽然“钱氏的译著，整篇的不多”但是其翻译作品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琢磨与品位，限援引几句，做简要赏析。 英译汉 例1：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 原作取自希腊古诗，原作中用极其详细的语言描写出一位跛者与一位盲人如何做到取长补短，互帮互助的。但是译成中文时，若逐字翻译则显得繁琐。 钱钟书则将其译为：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管锥篇》）。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二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例2： Fie wrangling Queen—/Whom every thing becomes, to chide, to laugh, / To weep; 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 in thee, fair and admired! --- ANTONY AND CLEOPATRA 此句写出了女王争吵时的动作，神态。钱钟书将其译为：嗔骂、嬉笑、啼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该句翻译内容准确，易于理解，形式恰当，是钱钟书身体力行翻译“化境”的典范。 例3 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and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精品】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 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Uebelsetzer sind als geschaftige Kuppler anzusehen)——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抬高了它的声价[7]。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得仔细、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法国十七世纪德·马露尔神父(Abbe de Marolles)的翻译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
浅析林纾翻译的历史作用
浅析林纾翻译的历史作用 林纾的翻译及“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 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复）林（纾）”。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一生创作颇丰，除了诗歌、散文、小说，留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要业绩就是其丰富的文学翻译作品，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 一、林纾的生平及翻译 林纾（1852—1924），幼名群玉（亦名秉辉），后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林纾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家境较贫寒。他年幼好学，到20岁时，校阅书籍2000卷之多。31岁那年中举，结识李宗言，借阅李家藏书三四万卷。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林纾后来的文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97年，林纾46岁那年，夫人刘琼姿病逝，对其打击很大。第二年，去马江散心，经魏翰介绍，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他原本借翻译此书排遣内心的亡妻之痛，不想此书译出后获得极大成功，从此与翻译结缘，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严璩等人合作，先后翻译了160多种外国小说，涉及11个国家98个作家的作品。林纾不懂外文，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细腻的洞察力、理解力，将一大批外国名著译得栩栩如生。其中，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1901）、《伊索寓言》（1903）、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
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906）、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08），十分具有代表性。 二、“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 林纾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革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对林纾刺激很深，虽然他和翻译结缘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骨子里涌动着一股爱国热情的他最终走上外国文学的翻译殿堂却也有其必然性。他与其妻刘琼姿感情甚笃，失妻后内心之痛易与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产生共鸣，加之借题发挥，译风飘逸哀婉、清新隽永，大受欢迎。同时，一大批外国小说，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很能抒发胸臆，使其翻译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20多年间，林纾共译出180多种作品，其翻译速度之快，绝无仅有。据说，林纾每小时可译1200字，每天翻译四小时，可译6000字。口译者“述其词”，他“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不加点窜，脱手成篇”。不仅如此，林纾所涉猎的翻译作品之广，也无人能及。正是通过他的翻译，人们才接触到了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优秀文学作品。 “林译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林纾不懂外文，却翻译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的现象。林纾的译著，对像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名家的创作和翻译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林纾的翻译全部同合作者完成，前后达19人之多。林纾的成就，与他的合作者密不可分。一方面，这些合作者在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 林纾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译者，他的成就无可置疑。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臣和大师，他不仅将西方文学和哲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改写理论。林纾的翻译不仅被认为是精确的，而且也被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本文中，我将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 简洁地说，改写理论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化因素的关系为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改写理论的重点是研究文本如何在时间、空间和文本间建立关系，它考虑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文本间的差异和改编。 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从改写理论视角的翻译。按照他的理论，翻译不仅要精确，而且重要的是要保留原文的意思和表达，他认为，翻译质量高低取决于译者精准地将文本所含的含义表达出来，注意不要给读者误导。此外，他认为，翻译要贴近原文的形式，不要把原文的意义改变或改头换面。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都是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出发的。他将原文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及地理资料等都作为参考，以便通过不同的技巧和方法来保留原文的意义，他强调要比较两门语言之间的特色，把背景知识融入翻译中，从而使译文有更强的准确性。他认为，译者需要时刻尊重原文，不断探索文本的深层含义，而且还要考虑其语言特点，以此来保证翻译质量。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本，以读者为对象，以保留原文的意义和质量为目标的文学翻译。他不仅提高了中国的译文水平，也为中国文学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改进的思想，它应用于诗歌翻译，能够更好地表达作品的全部内容，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也让人们对林纾翻译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翻译，他的翻译技巧和理论不仅使中国的文学翻译更加准确和精致，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功能对等视角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从功能对等视角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林纾是一位以汉英双向翻译为主的资深翻译家，他的翻译以精准、通顺著称。他的翻译技巧主要体现在策略的运用上，他根据不同的翻译任务使用不同的策略，以实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功能等价”的翻译原则。本文将从功能对等视角来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一、语境化翻译策略 语境化翻译策略是林纾运用频率最高的策略之一，他通过对源语文本的上下文进行理解，从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以达到目标语言的功能等价。例如在翻译英文中的复杂句式时，林纾往往会把一个长句子拆成两个或多个简单句子，以方便读者理解、修辞通顺。这一翻译策略符合中文的习惯思维方式，能够增强翻译文本的可读性，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二、意象翻译策略 意象翻译策略是林纾运用比较频繁的翻译策略之一，这种翻译策略是指保留源语言中的图像、形象，以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理解和欣赏翻译文本。例如，当翻译一些具有文学性的诗歌、小说、诗歌等作品时，林纾往往会选用意像翻译策略，把具体事物用形象的方式给予目标语言中，这样能够增强读者的感受性，提高翻译文本的文学价值。 语用翻译策略是林纾在翻译商务、政治、法律等语言时常用的策略之一，这种翻译策略要求译者注意言语交际中的情境、知识、礼仪、人际关系等因素，把这些因素融入到翻译文本中，从而达到源语与目标语功能对等的目的。例如，当翻译商业谈判协议的时候，林纾会注重源语文本中的礼仪用语、婉转的表达、增强语言交际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保留原文中的语用特点和习惯的用法，提高翻译文本的可信度，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文化翻译策略是林纾在翻译文化、历史等方向时运用的策略，这种策略要求译者具备丰富的背景知识、文化素养和广博的学科知识，把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等信息转化为目标语言，从而使读者能够真正地体验到源语文本中的魅力。例如，当翻译一部历史小说时，林纾会注重细节和历史背景的描写，用目标语言准确地表达原文中的历史细节、人物性格和情感，让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原文中的文化营养和思想意义，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 综上所述，林纾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语境化翻译、意象翻译、语用翻译、文化翻译等方面。这些策略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译的表现力、感染力和文学价值，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的功能对等，在汉英双向翻译领域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典范的地位。
从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看林纾的翻译-2019年精选文档
从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看林纾的翻译 翻译转移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是通过分析“译自源发文本的目标文本中出现的细微的语言变化”来反映原文与译文间的文体、语用、美学效果等关系。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翻译转移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捷克学者把翻译转移运用于翻译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探讨其对译文文本的美学效果、文体风格的影响,这是翻译转移研究首次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1 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 1.1 俄国的形式主义 捷克学者对翻译转移的研究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主要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的三要素:文艺性,语言的使用域和陌生化。文学性是指每一篇文学译作都是一篇新的作品,有其自己的独创性,他们强调要注意作品的结构特点,分析是什么因素让它们与众不同;语言的使用域实际上就是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陌生化,用大家不太常用的词来描述一个事物,在读者揣摩的过程中以达到文学审美的效果。 1.2 捷克学者对翻译转移的研究 在翻译转移的发展时期,捷克学者也对翻译转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为翻译转移在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这些转移对译文美学和文体风格的影响。利维指出,文学翻
译是一种再现和创造性质的工作,目的是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对等的美学效果;米科从译文的风格入手,提出用于比较和发现原文 与译文在风格上发生翻译转移的六个范畴;波波维奇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转移”的意义:“所有对原文而言显得是新的,或是预期出现却又没有出现的成份”,也就是他所说的“表述转移”。突破了早期翻译转移研究的局限,把研究对象扩展到语言现象之外的会影响译者翻译决策的因素,这是翻译转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总的说来,捷克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翻译的因素还有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为此翻译家可根据情况对译文作出调整,下面就将从这三方面谈谈林纾的翻译。 2 从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看林纾的翻译 2.1 译者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不懂外语,所以其翻译是听人口述成书。他翻译小说是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的。他与精通法文的朋友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称得上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林纾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大大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视野,使其得以领略到西方小说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将中国读者领进“一个新天地。” 2.2 林纾的翻译 林纾在中国翻译界是个充满争论的话题,人们对他的译作褒
英汉翻译中的林纾现象
林纾现象 林纾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他不懂外语，由别人口授，46岁才开始译书，却译了184种，达一千万字以上。“林译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那么，让我们来“玩味”一下，林译小说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从林译小说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我们认为，从林纾的生平和林纾小说中，至少有六点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刻苦攻读，功底深厚 林纾从幼年起就好学。少年时家贫，无钱买书。他到处搜罗求借。有一次他在叔父家看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书，就借来反复细读。八岁便知发奋苦读，十一岁起即读欧阳修文、杜诗、《左传》、《史记》、《汉书》。到十三岁时，已读书数万卷。他自己说过，他曾用八年时间读《汉书》，八年时间读《史记》，至于韩愈的文章，前后用了四十年。为了激发自己发奋苦读，他曾在墙壁上画了一口棺材，敞着盖，旁边画了一个人，写了两句话：“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还说过：“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 他幼年启蒙于薜则柯先生。薜的古文造诣很深，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林纾从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 文学的深厚根基，为他后来的高速度翻译打下了基础。他文笔洒脱，日写七八千字，翻译时，“耳听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2．源于原著，优于原著 英国翻译家Arthur Waley认为“林纾翻译的迭更司作品优于原著”（《书林》1982年1 期）。林译为什么“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读”呢？许渊冲先生把林译跟另外两位翻译大家董秋斯、张谷若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三个译本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林译富有文采”。我国翻译界有人反对“美文风”，斥之曰“油腔滑调”。难道，译出那些诘屈聱
2020年评价林纾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与严复齐名。他合译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多部西方小说。 林纾（1852-1924），福建岷县人。林纾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小商人。但林纾志存高远，可惜仕途坎坷。31岁中举，后七次考进士。 林纾所处时代，中国正在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对方。林纾的爱国思想贯穿于其翻译思想之中。时过境迁，但是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对其思想亦是褒贬不一。 首先，林纾讲究翻译作品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林纾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倡导多译小说。他指出国外作家多靠小说启发民众智慧，因此要大量介绍小说，发展翻译事业来?开民智?。林纾提出此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使其译品的受众更广，这一点十分可贵。林纾翻译作品，有其爱国救世的崇高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选择翻译作品的类型。林纾多选择西方小说进行翻译，便更加专注和专业。因为译者即使拥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但是都有其所擅长的风格和领域。 其次，林纾经过长期艰苦跋涉和探索，其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是对翻译目的和功能强调最多的一位翻译家。
既强调译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要求译作能够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而林纾的翻译目的就是爱国与救世。林纾认为救国要靠?实业?，因而在他的译品中也关注对兴办?实业?思想的宣传。 然而，首先，林纾的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体系和框架，而只是在其译品的译序和后记之中有所涉及。即使他提出了注重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是其并未将其系统化，形成翻译理论框架体系。其在翻译思想上贡献也不及严复。 其次，林纾过分注重其因译文中救国思想的宣传，对原文的内容则是有删有减，这一点没有达到对原文忠实的要求。《快肉余生记》（《大卫科波菲尔》）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重译本字数为27万，而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其中删减了多少内容。 再次，林纾和译了数量最多，且最集中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一点无可比拟。但实际，林纾一生却并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得外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当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原语内涵。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如果不懂原文，而是经过他人转述，其中便会丧失很多原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他人在转述是并非能够完全将原语表达内容和形式解说清楚，第二 人在通过转述进行翻译，一定会与原文差距拉大。
“讹”之为“诱”,“化”之为“媒”--重读《林纾的翻译》
“讹”之为“诱”,“化”之为“媒”--重读《林纾的翻译》杨晓琼 【摘要】LIN Shu's Translations has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sublimation theory” put for-ward in it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research interest, yet few researches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yi), en-ticement (you), matchmaking (mei), distortion (e) and transmigration ( hua)”, a set of interrelated meanings which QIAn Zhong-shu analyzed from a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 “e”. Actually, the essay is also a defense of LIn Shu's conscious “distor-tion” and “transmigration”. “Transmigration” is the highest goal a translator pursues, and it is inseparable from creative “distor-tion”. Both “transmigration” and “distortion” serve the purpose serve the purpose of “enticement” and “match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icement, matchmaking, distortion and transmigr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dialectic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ends and means.%学界对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之关注，一直以来多围绕其“化境”一说展开，而对其从“囮”字中解出的“译、诱、媒、讹、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该文在提出“化境”的同时，也是在为林译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讹”、“化”而辩。译需求“化”，“化”则难免“讹”，“讹”与“化”又直达于“诱”和“媒”。译之“诱”、“媒”、“讹”与“化”，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期刊名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