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中国法律思想史》复习笔记(第五章 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僵化和衰败)【圣才出品】

第五章 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僵化和衰败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理学及其法律思想

1．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理学，又称“道学”，是对形成于宋代并在我国传统社会后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

学术思想的总称。

宋明时期的部分儒家认为“天即是理”，“理”为万物之本、宇宙之本，世上万物皆由

“理”所派生。理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已衰败的封建制度寻求一条生路。理学之所以在宋代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视封建三纲五常为“天理” 主张德礼政刑“相为终始” 理学及其法律思想 理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主张人治优于法治 以严为本，以宽济之 理学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心学的概念及形成 因地制宜的立法思想 心学及其法律思想 心学的法律思想 “申明赏罚”的刑罚思想 区别对待的执法思想 以“保甲”、“乡约”正风俗 心学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关于法律的起源 关于法律的目的：惩戒、教育、预防 关于“礼乐刑政”四者的辩证关系 《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 关于立法原则 关于司法原则 关于犯罪的根源 慎刑恤狱、原情定罪的刑罚理论 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启蒙思想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僵化和衰败

兴起并成为官方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在经济上，土地兼并加剧。

（2）在政治上，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君主权力的措施。

（3）在民族关系方面，北宋之后民族矛盾加剧。

（4）在思想文化方面，儒家的正统思想在理论上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受玄学、佛教的影响，正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整个封建社会陷于一种思想混乱之中，出现了新的思想危机。

由于上述原因，宋代统治者为了稳定其封建专制统治，而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制度，提倡尊卑、贵贱的区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特别是北宋初年在思想领域就已出现的以阐释儒经义理、兼谈性命为主的唯心主义“理学”，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并强调它是人们应该普遍遵守的信条，使正统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正统法律思想中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内容，正符合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理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的。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宋代理学的重要代表则是朱熹。本节中介绍的理学法律思想，主要是唯心主义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的法律思想。

2．理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1）视封建“三纲五常”为“天理”

宋代“理学”把封建伦理所提倡的“三纲五常”视作“天理”，将其作为人人必须普遍遵守的重要道德信条。在理学看来，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就是“天理”，国家和法都是“理”的体现，封建法律和纲常礼教就是圣人为了教育和治理劳动人民而设立的，即“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

朱熹认为“人人有一太极”，有“天命之性”，即人们都有至善至美的道德，只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受到了清浊不同的“理”与“气”的影响，人性也就有了善恶之分。而要改变人的气质，只有遵循与天地同存的“三纲五常”才能达到至善的人性，即“存天理，灭人欲”。违背封建纲常名教及封建法律的言行，就是违背了“天理”，就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而封建统治者对这些人的惩罚行为，也就变成了维护“天理”的正义行动。理学使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重地窒息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政治法律变革也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

（2）主张德礼政刑“相为终始”

朱熹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念，但他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儒家的观点，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论述。

①在“德礼”与“政刑”的关系上，朱熹认为两者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由天理所决定的，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方法和工具，其目的又都是“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二者在本质和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德礼”、“政刑”又不是同一物，它们两者间还存有一定的差异：

a．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

“政刑”具有暴力性。“德礼”要求人们以“知善之可慕”、“知不善之可羞”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只能靠引导和教育来启发。

b．它们在治理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c．“德礼”是“本”、“精”、“形”，“政刑”是“末”、“粗”、“影”。“政刑”必须以“德礼”为指导，而“德礼”的贯彻又必须通过“政刑”的实施来保证。

②朱熹不仅提出了“政刑”与“德礼”的概念，还分别提出了“政”与“刑”、“德”与“礼”两对关系，并指出“政”、“刑”、“德”、“礼”四者互相依存、互为始终。

a．政与刑的关系

第一，朱熹认为“政”就是法律和制度等行为规范：“政，谓法制禁令也”，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刑”就是一系列的刑罚措施。

第二，“政”与“刑”，朱熹认为首先应立制，然后再以刑罚作相应的保障：“先立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刑罚的目的就是迫使人们服从“法制禁令”。如果没有“政”，“刑”也就失去了标准；而没有“刑”，“政”也无法实现。

b．德与礼的关系

第一，朱熹认为“德”是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品质或善心，“礼”是“制度品节”。

第二，“德”是“礼”的依据，“礼”是“德”的保障：“德者，义理也，义理非礼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礼齐民”。

③朱熹还将“德”、“礼”、“政”、“刑”四种统治方法与其人性论联系了起来，认为由于人们的“气禀”存有“浅、深、厚、薄”的差异，人们“气质之性”中包含的“人欲”的程度也不同，他们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素质。朱熹把常人分成“气禀”最厚、厚、薄、最薄四类，而“德”、“礼”、“政”、“刑”这四种策略又分别以上述四类“气禀”为各自的对象。

④经过“德”、“礼”、“政”三个阶段之后，对“不从”者施以刑罚是天理、仁义的要求。但刑并不能完全铲除其“为恶之心”，刑的作用至此便失去了威力。这就对“德礼”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刑罚不仅直接辅助“政”，也间接辅助“礼”，最终为“德”创造条件。由此构成了由“德”经“礼”、“政”及“刑”，又由“刑”至“德”的“相为终始”的循环运动。这样就使“德、礼、政、刑”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了和谐的统一，从而使他的“德刑”关系说具有了明显的特点，冲击了传统的“德主刑辅”法律思想。

（3）主张人治优于法治

对于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人治还是主要依靠法治，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继承了先秦儒

家的“人治”思想。

①君主自律重于法律

朱熹认为“法”是由人制定的，君主“以制命为职”，国家立法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君主自身的善恶，即君主的“心术”决定国家的治乱，“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只要君主革去私念、悟得天理，就可使尧舜之道再现。他认为三代以后“政体日乱，国势日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三代以后的君主独断专行。

②认为治理国家不仅“为政必有规矩”，即有法可依，而且还必须有好的法律可依，“法弊，虽有良有司，亦无如之何”。同时，又认为法律不会是尽善尽美的，不可能依靠有缺陷之“法”治理好国家。所以，“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说明法律是要靠“人”去执行的，“法也待人而行”。

朱熹特别注重并极力夸大“人治”的作用。在他看来，要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只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的“模范”作用和各级封建官吏在执法时灵活性的效能，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提高封建统治效率服务。

（4）“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执法思想

在执法方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根据德刑并用原则，首先提出了“正(指仁义道德、中庸之道等)”、“权(指权宜之计)”交替使用的辩证理论，强调了“王道”应与“霸道”交替使用。

①朱熹肯定了刑罚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刑罚，所有法令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

②在刑罚的执行问题上，朱熹一反传统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以“严”为本，“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日：‘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朱熹论证了“宽政”与“轻刑”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

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则不讲乎先王之法之过也”。流宥等轻刑之法也使“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二帝三王不能以此为治于天下”。因而，朱熹特别反对人们站在犯罪分子一边主张“宽刑”，“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谋也”。因此，朱熹认为应站在被害者的角度考虑这一社会问题，而被犯罪分子侵害的人更应该值得同情，应严厉打击犯罪分子，而不能滥用“恻隐之心”。

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主张应严格限制赎刑，小罪轻罪可赎而大罪、重罪决不可赦。朱熹甚至主张恢复“肉刑”，以此增强刑罚的威慑力量。

④朱熹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当时的司法制度和治狱存有许多弊端。对此，朱熹积极主张精选治狱之官。

为了提高封建司法效率，以便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朱熹主张“明谨用刑而不留狱”，要求地方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要“据罪论刑”，断得公平合理，还要及时处理狱案，不能对犯人进行无限期的拘禁。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所继承和发扬。朱熹还主张引用《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理论来对待疑案。这些主张，对于维护封建法制、限制法外行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理学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1）理学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①理学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复杂性与尖锐性。

②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经过程朱理学的说教，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弥补了正统法律思想形式上粗浅直观的缺陷，使之在理论上具有更缜密和思辨的特点，从而完成了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法律思想的社会伦理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