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甲骨文集成性工具书的编纂》
百年来甲骨文集成性工具书的编纂
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自晚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公元1899 年为人所发现，到今年已有100 周年了。这一直接来自殷商时代的古文字记录，证明文献中的商王朝世系并非杜撰，是为信史，使中国有文字可资考索的历史相应上推到三千年前。殷墟甲骨文堪与古埃及纸草、巴比伦泥版文字等相辉映，并且是与今日汉字一脉相承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唯一没有失落的文字，由此构成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之一。甲骨文的发现，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之大事，经过海内外几代学者前赴后继创造性的探索，甲骨文中反映的殷商文化奥秘，逐渐揭示开来，崭然产生了甲骨学这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科。
在甲骨学科领域，集成性的甲骨文工具书的编纂，百年来代有其作，最早的著作，实肇自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考释》
（1914）和《xx契待问编》
（1916）。
在百年甲骨学史上，这类工具书的编纂，大体有过三个热盛时期：
一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王襄《簠室殷契类纂》（1920，天津博物
院）、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1923，决定不移轩；又1 927年删校本；又1971，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孙海波《甲骨文编》（1934，哈佛燕京学
社）、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检》（1939，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日本高田忠周《古籀篇》（1925，古籀篇刊行会）等为代表。一在五六十年代，以金祥恒《续甲骨文编》（1959，台北艺文印书馆）[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1965，孙海波《甲骨文编》改订本，中华书局；又1979 年香港中华书局版）、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1967，汲古书院；又1971 增订本）、永田英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1968，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赤井清美《书体字典》（1974，东京堂）和《书体小字典》（1976，东京堂）、小林博《古代汉字彚编》（1977，木耳社）等为著。
一在八十年代以来，主要有高明《古文字类编》（1980，中华书局）、徐
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1，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甲骨文字典》
（1989，四川辞书出版社）、日本小林石寿《展大甲骨文字精华》（1985，木耳社）、
《拓影展大甲骨文字字典》（1987，木耳社）和《五体篆书字典》（1988，木耳社）三书、加拿大许进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1981?1988，《中国文字》新四?十二期连载）、日本高嶋谦一《殷虚文字丙编通检》（198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孟世凯《甲骨学小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1988，中华书局）、日本师春妙石《古典文字字典》（1988，东方书店）、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中华书局）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中华书局）、饶宗颐《甲骨文通检》（1989?1999，已出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与祭祀等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合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1993，东京大学出版会）、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1993，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日本水上静夫《甲骨金文字典》（1995，雄山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诂林》（1996，中华书局）等。如按这类工具书的内容体例的性质来分，大体有字汇、索引、字典及辞典、集释、通检等几大类。
一、甲骨文字汇工具书的编纂
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文字形的汇集和字数的统计，始终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甲骨文的不断出土、传播与著录，故字汇的编纂也与之相应而时有推出，新字数当然也不断有所增加。罗振玉氏的《殷虚书契考释》和《殷虚书契待问编》两书，可说是奠定了后来编纂甲骨文字汇工具书的基础，两书虽然旨在审释甲骨文字，但各有所重，前者专注於当时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著录书中已识字，后者是未识字的汇编。《殷虚书契考释》初印本取《铁》、《前》、《后》、《菁》、《余》等五种甲骨著录书，得已识字485 个，而在《殷虚书契待问编》则收入未识字1003个，共计1488个，这大体上是当时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字数。待到1927 年罗氏增订本《殷虚书契考释》，又增加了《龟》一种甲骨著录书，已识字增至571 个，合未识字就有1574 个了。
其实到罗氏1927年增订本《殷虚书契考释》问世，甲骨单字数已远不止1574 个了。如1920 年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
（注：
“簠”音“腐”，古代盛食品的器具，也用作祭器，长方形有四足）就上述罗氏五种甲骨著录书，又益以簠室私藏甲骨进行汇总，得已识未识的甲骨单字数共为2867 个，几超出近一倍。王襄此书也是首部合甲骨文已识与未识字于一编的字汇工具书。
百年来，甲骨文字汇工具书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据孙海波《甲骨文编》改订的
1965 年版《甲骨文编》和台湾金祥恒编《续甲骨文编》
（1959），至今仍是研习甲骨文字者最主要的两种常用工具书。孙海波《甲骨文编》师承其师商承祚所编《殷虚文字类编》，依《说文》分部编排当时所能见到的8 种甲骨文字资料，只排列各字，不引卜辞，成正编十四卷，另有合文及附录各一卷。此两书也悉照孙氏体例，按《说文》次序分部别居甲骨文字资料，各成正编十四卷、合文、附录或待问编、检字表。由于当时海峡两岸隔绝，后出的《甲骨文编》改订本未能参考到早几年问世的《续甲骨文编》，诚属于历史的遗憾。今观两书所据甲骨文著录资料，是可互补，《甲骨文编》改订本为40种，《续甲骨文编》为38 种，其中《文编》所采《殷栔卜辞》、《柏根》、《遗宝》、《陈零》四种为《续甲骨文编》未采，前两种盖因摹本不收于《续甲骨文编》，《文编》还多1959 年新出版的《京人》一种；而《续甲骨文编》所采《传古》二集、《书道》、《外编》、《北京大学藏甲初稿》、《凡将斋所藏甲骨文字》则为《文编》未收。《续甲骨文编》同时引《说文》篆文及解字原文，附以今字，详细辑录所有甲骨文字字体，注明出处。
《文编》则只择形态有异或结构不同的字体，凡字形相同者不再尽录，约而精当。
至如甲骨文字朱书墨书，《文编》均有注明；某些字的意义与用法，如人名、地名、贞人名之类，《文编》亦简单标出；这些都是《续甲骨文编》所缺少的。但《文编》在徵引诸家之说时，受当时政治气候左右，“竟不能录及中国大陆以外任何一位甲骨学人的成说，实在令人扼腕。”[2《] 文编》还有某些字形摹写失真、误读、分合不确、错号等不足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古文字字汇工具书，常收录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书体。早期有马德璋《古籀文汇编》（1934，上海中国书店）、徐文镜《古籀汇编》（1935，商务印书馆；又1988，武汉市古籍书店翻印本）、郭沫若《商周古文字类纂》（1944编纂，1991出版，文物出版社）等。后出较著者有高明《古文字类编》，分四栏收录：
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竹简、帛书、载书、符节、玺印、陶器、泉货等文字；秦篆。已识字入正编，不识字不录，但专把合体文字及徽号文字另收为两编，总收字量达18483 个，按时代先后为序，眉端标注楷体，如此使每字的形体演变一目了然。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收甲骨文、金文和春秋战国文字约1 万个，字头约3 千。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辞典》（1991，四川辞书出版社），收字头6930 个，字例共达40527 个。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编有《甲骨金文字典》（1993，巴蜀书社），收字头2450个，字例共7819 个，包括从商代到战国的各种书体。。罗文宗《古文字通典》
（1995，天津人民出版社），亦收录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各种书体，字例达269 个。李圃《异体字字典》（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收甲、金、陶、墨印、简帛、石刻等古文字及书迹、字书、韵书异体字，字头约1 万，字例达5万。日本师春妙石《古典文字字典》，收录从商代到秦代的各种书体，包括《甲骨文编》、《金文编》、侯马盟书、楚帛书等8 种文字资料，字头共3130 个。赤井清美《书体字典》和《书体小字典》，小林石寿《五体篆书字典》，也都是收录各种书体，印制精美，装帧豪华，凡甲骨文皆墨本放大，其中《五体篆书字典》收甲骨文、金文、古鉨、小篆、印篆五体，字例高达7 万个，不仅利于检索，而且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常备书。
甲骨单字数，学界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公认的数目，即便是同一时期的统计，互相之间有的差距也达几百上千之数者。1956 年陈梦家曾约略估计“甲骨上的文字总数约有3000－3500 字，前人已经审释的不超过1000字，现在还不曾认出的约有2000字”。[3] 1978年于省吾推测：
“截至现在为止，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其不重复者总数约四千五百个左右。其中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4而] 在于氏主持下编纂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所本）和《甲骨文字诂林》，甲骨字头却均未达到4500 个，只在3300－3500个上下，与陈氏的估计倒是相当接近的。
六十年代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甲骨字头数为3324 个，九十年代松丸道雄、高嶋谦一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博采众说，所得字数也不过在3395 个，亦与陈氏当年的估计数差不多。看来甲骨字汇的统计，固然有材料利用方面的原因，但自七十年代以来，新出材料对甲骨字数的增加并非是决定性的，主要字词在以往著录书中显然已基本齐了，即使有新增，数量也是有限的，故估算数接近事实与否的根本性因素，恐怕还是在方法论上的把握和具体的操作要素方面。
那么，迄今为止，所有已著录的甲骨文材料中，字汇数到底有多少呢？几年前台湾李宗焜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对甲骨文字汇数作了一次最新的估算，他认为：
“要精确的估算殷墟甲骨文单字数目，必须具备三项条件：
1、全面掌握资料；
2、正确摹释文字；
3、正确判断字的分合。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任何一方面做得不够理想，都会直接影响到估算的正确性。”[5为] 此，他以《甲骨文编》（1965 年改订本）、《殷墟卜辞综类》、《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为主要参考书，详加核订，辨其误摹误读，去其重复，补采遗
漏，从字形、辞例、用法等方面合其所当合、分其所当分，得到的殷墟甲骨文单字总数的最大值是3948，最小值是
3809；换言之，迄今已发表的殷墟甲骨文资料中的单字总数大约在四千左右。这一统计结果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注释
[1] 又收入《XX全集》第
5、6册，xx艺文印书馆，1990年。
[2] 参见XX：
《改订本〈甲骨文编〉评介》，《殷周史料论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384页。
[3] xx：
《xxxx 综述》，第63 页。
[4] xx：
《甲骨文字释林》序，第1 页。[5]李宗焜：
《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3 页。
又参见xx 焜：
《〈甲骨文字编〉刍议》，《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
二、甲骨xxxx 工具书的编纂
甲骨卜辞索引工具书，与字汇工具书只收字体不引卜辞不同，是专以甲骨文辞为检索内容的工具书，除可弥补字汇书缺乏对实际用句的引录，更有利于对甲骨文字词性、用例用法的正确了解和具体史料的综合掌握及排比考索，省时省力而事半功倍，惠莫大焉。这类索引的编纂，盖肇自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初印本
（1914），其“卜辞第六”中，首创“依贞卜事类分为八目：
曰祭、曰告、曰、曰出入、曰猎、曰征伐、曰年、曰风雨，弟录文之完具者”，把有关甲骨卜辞按事类录其文辞，并记下每条卜辞的片号出处。此一体例已开这类索引的先声。早期日本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
（1921）卷后的“抄释”，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
（1939）所附“检字”，也都具有这类索引的性质。其后有不少甲骨著录书往往附加类似的索引。
专门性的甲骨卜辞索引工具书的编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书或单篇资料索引。如永田英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许进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高嶋谦一《殷虚文字丙编通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一分册“索引”、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中华书局）等等，它们都是单单限于某一种至几种甲骨著录书或散篇所作的索引，或按字头片号逐一集录其辞例文句，便于读者对原书辞例文例的检索和总体内容的把握。另一种是“综类”或“类纂”，汇总多种甲骨著录资料按字类或其它形式进行辞例文句编纂，以便检索。早期之作有于省吾编《契文例》（稿本，1940－1943），正编1156 字，附录1213字，残目421字，孙氏《甲骨文编》未录地名216 个，总共3006 字，“每字之下博引卜辞”，“凡可隶定者就古文字形隶定之，亦往往有眉批和简短札记。但是每字之下的卜辞并未分时代别其先后，并未依用法分别词类。”[1惜] 这一稿本是于氏供自己研究之用，没有公开面世，对学界贡献当然式微。
汇总多种甲骨著录资料按字类或其它形式进行文辞例编纂的工具书，最重要的当数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1967，汲古书院；又1971 增订本。以下简称《综类》）和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中华书局。以下简称《类纂》）二书。
岛邦男《综类》，这是一部汇总1967 年以前出版的63种甲骨著录书而编成的辞例文句检索工具书，按甲骨字类及有关恒语、用词收录甲骨辞句，书后有附录五期之称谓”世系”先王先妣祀序”贞人署名版”通用假借同义用例”等。姚孝遂曾评述此书具有资料收录完备、资料取舍谨慎、编排体例新颖和检字索引方便等四个特点。[2]这一评价符合事实。作为一位日本的甲骨学者，岛邦男的此项工作的艰辛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不但把零碎分散而难以找齐的甲骨文资料汇为一编，向人们提供了检索和研究上的极大方便，而且在编纂中能独运匠心，“摹写和释读一般都是正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过苦功的，既充分吸收了原有的研究成果，而又不轻易地盲从相信已有的成说”，“有时还能力排众议，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对于甲骨文字形体的分合，他“立足于严格区分不同的形体，同时又注意同字异形的合并，这只有在全面掌握并分析字形和辞例的基础上才能做得到。” [3]
岛邦男《综类》的编纂体例，有不少方面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突破了以往的集成性甲骨文字工具书一般都是按《说文》540 个部首进行编排的常套，另创据甲骨文字自身的形体结构特点分部别居原则，从而归纳出164 个部首，较好地解决了甲骨文字因与《说文》小篆年代相隔久远而形体差别颇大难以“以类相从”的编排难题。再如，他按部逐字集录甲骨辞条，并不是简单机械地逐条引录原始资料，更能结合有关该字与其它字所组成的的恒语、用词而分立字条，如人部之人字，析出人、登人、使人、丧人、戈人、众人、丁人、白人、以人、正人、伐人、立人、匄人、归人、用人、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八人、九人、十人、廿人、卅人、十人又五、十有五人、百人、千人、万人、人方、其他等字条；东部之东字，析出东土、东方、东母、东寝、东鄙、东兆、河东、东、燎东、东、帝东、从东、自东、其他等字条；西部之西字，析出西土、西方、西史、西邑、西单、西鄙、西子、燎西、西、帝西、往西、从西、自西、其他等字条；“这样非常便于研究一个字的构词和整个甲骨文的词汇系统，也便于比较熟悉辞例和比较一个字在卜辞中的具体用法”。[4] 另外，该书的检索系统以部首挚领，以形体归类，书前有部首目次检字，书后有部首检字索引、释字（指形体隶定字）一览索引、汉字笔画索引，前后几套，途径多条，还采取了同字而分部重见互出的方法，繁而不琐碎，总以检索便捷而不失资料之齐全周详为要，即使是初翻者，只要领略一二甲骨文形体，也能很快查到。这些都是岛氏具有独创性意义的编纂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在岛邦男《综类》中，即使是作为附录的通用假借同义
用例”，亦向人们昭示着一条利用文例解读甲骨文的重要途径，如所揭叀、于用例：
叀今日xx 围擒。
于翌日壬围擒。（《甲》638）
此两辞对贞，介词“叀”、“于”，前者用于时间较近场合，后者用于时间较远场合，一目了然。此虽不属于正文主体部分，在全书608页中仅占12 个页码，却也是精华之一，给人有很深的启示，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之，这部书以其独创性的编纂体例，完备而详细的资料排列，综合与分析相兼的内涵，便捷而精细的检索方法，在甲骨文字工具书编纂史上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姚孝遂主编《类纂》，编纂的目的，据书中序言说，因《综类》之后，“由于陆续出土和著录了一些新的原始资料，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甲骨文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