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者与海洋秩序 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

世界领导者与海洋秩序

——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

宋德星程芬

2013-02-16 16:06:20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2007年5期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210039；程芬，海军91605部队法学硕士。

内容提要：海洋时代，现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相同步这一国际政治机理，从根本上决定了莫德尔斯基所谓的世界领导者均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这一基本命题，由此也就决定了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追求。其中，海上霸权侧重于领导者挫败挑战者所拥有的强大权势和实力地位；而海洋秩序作为海上霸权的副产品，首先表现为基于世界领导地位的海上实力安排；同时作为世界领导者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又明显具有远不同于基于海上实力地位安排的内容和表现形态。可以说，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这两大方面，是世界领导者得以较长时间维系领导地位的根基所在。

关键词：世界领导者海上霸权海洋秩序长周期

自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石的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无政府状态便成为此后不断发展演进着的国际体系的一大基本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组成国际体系的各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和威望，都会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势。然而，各个国家的权势基值并不相同，发展也很不平衡。于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就是：基于国家实力分布之上的国际权势等级结构，根本上决定了国际体

系总是由一个或若干个领导国家来支配或曰领导。结果，世界领导者以及众多霸权国家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对世界领导（world leadership）与世界领导者（world leaders）这一现象，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地，那就是“世界领导”这一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等级和垂直结构特征。①那么，历史地看，世界领导者有什么样的特性？换言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霸权有什么不同？对此，莫德尔斯基基于长周期理论考察之后，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在五百多年来的现当代历史中，世界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国家。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世界领导者与海权、特别是海洋秩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对此，本文通过辨识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即海洋时代现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相同步，从根本上决定了莫德尔斯基所谓的世界领导者均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这一基本命题，由此也就决定了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追求。在阐释世界领导者的海权属性和双重追求的基础上，文章进而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海洋秩序作为海上霸权的副产品，同样也是世界领导者得以较长时间维系领导地位和强大的根基之一。

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

在漫长的现当代世界历史中，海洋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交通和传媒作用，而船只一直是最有效的洲际运输手段和扩大影响的方式。杰出的海权论者马汉曾指出，海洋这片“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使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聚居繁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被海洋联系了起来。尽管如此，人们把对海洋的这种认识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也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会产生，因为“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②。

无疑，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而这种新的全球性视野意味着此前地区孤立主义的终结和欧洲世界霸权时代的逐渐来临。于是，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在历史上首次有了可能，并在随后切实地发展了起来，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了欧洲国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全球性经济关系、新的全球性政治关系和新的全球性文化关系。③结果，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人类的交往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进行跨洲际规模的管理呢？显然，无论是已有的国内管控模式，还是大陆规模的区域性国家关系模式，甚或是帝国治理模式，都无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可行的途径。换言之，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远不同于早先的时代。那么，什么是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呢？

无论是就其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而言，还是就其政治效应而言，海权时代无不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从全球政治体系的视角出发，才能把握马汉所说的海权的世界历史意义。换言之，海洋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之一就在于：现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是同步的。可见，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作为远洋投射能力集中表现的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著名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研究了海权和全球政治之间的关系之后认为，“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先决条件”④，它的使用和实施能够带来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后果。马汉也曾指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⑤所以，马汉所谓的海权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全球政治体系变更模式——全球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海上战争——之中。也就是说，在海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即使获得了陆上的胜利，仍不可能在全球层面上取得成功，因为它至多只能是保有在大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至此不难看出，在现当代世界政治的整个演进过程中，在全球层面上最合适的权力指标就是海权而非陆权，因为它是全球伸展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⑥

同等重要的，还有历史上反复重演着的、隐藏在国际权势斗争表象背后的一大国际政治规律，也就是后来被英国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所清晰揭示的一个命题：地理大发现意味着人类开始进入了海权和陆权二元对立的时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斯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⑦

所以，在一个全球政治体系里，在一个西方占据优势地位的世界中，海权既然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基石，“海洋的机动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战略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另一方面，海上强国远离大陆纷争的地理位置、喜爱贸易和冒险的民族特性，以及与之俱来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由贸易、自由经济等），使得海权不仅具有一种特有的开放性，并且对陆权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渗透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陆海权二元对立论的背后，实际上还意味着海权的机会远大于陆权，如果不是压倒性的话。⑧

但是，在现代工业和社会条件下，随着陆上交通的快速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以及全球化、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明显加强，海权的相对优势正在减弱。仅仅强调海洋及海权对世界领导者地位确立的唯一性及绝对性，无疑是片面的。尽管“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事情却远非它所表达的那样简单。纵观世界领导者演进更迭的历史，它们的成就和世界影响不仅在于拥有强大的海权，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通过塑造一定的海洋

秩序，来管理和领导以其为首的全球政治体系。这就是海权时代的另一个政治机理。换句话说，只有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综合运用，才能产生马汉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影响”。

正是海洋秩序这一根本方面，揭示了海权国家上升为世界领导者并不仅仅是基于其海上实力。换言之，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海权国家，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拥有相当海上实力的强国之处。这方面，20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⑨在德约看来，现代世界政治是围绕两个舞台即全球性大洋体系和区域性大陆体系进行的，而这两种体系分别是围绕两类不同强国展开的，即区域体系中主导性大陆强国的兴衰和全球体系中主导性商业中介国及海上强国的兴衰。⑩德约指出，就全球性海上强国而言，它们得以强盛的基础是地理上的岛国特征及其在大洋体系和大陆体系间起到的主导性商业中介作用，以及以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海上霸权。根据德约的提示，与主导性大陆强国不同，主导性海上强国总是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11）这也就决定了主导性海上强国的权势基础主要取决于它们在两种体系（即大洋体系和大陆体系）间的商业中介作用，因此保持这两个体系的开放关系到主导性海上强国的切身利益，而任何大陆强国取得区域霸权都将从根本上违反这一利益。（12）正因为保持两个体系的开放关系到它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主导性海上强国及潜在的继承者有强烈的动机去阻止任何大陆强国取得大陆霸权，而整个近现代历史上那些争夺欧洲霸权企图的失败，主要就归因于主导性海上强国对大陆局势的干预。至此我们不难明了，从根本上讲，海洋秩序建立在开放性的基础之上，而这显然符合全球政治体系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是海权时代政治机理的集中展示，用德约的话说就是“海洋机理”战胜“大陆机理”。（13）

作为海权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汉可谓真正读懂了海洋时代的政治机理。他一方面强调海上战争与海军战略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海权应作更广义的解释：它不仅包括海上的军事力量，还应包括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和航运。”也就是说，对建立在强大海上力量之上的海上霸权和基于开放的商业利益之上的海洋秩序的共同追求，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领导者。

世界领导者及其海权属性

如前所述，在海权时代，只有从全球政治体系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马汉所说的海权的世界历史意义。无疑，在这方面，当代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14）以全球政治体系为研究客体，侧重研究不同时期全球范围政治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并力图揭示体系变迁规律以及未来走向。在莫德尔斯基看来，全球政治体系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体系。帝国主要是通过武力和高压政治征服各个不同的民族，在地区或世界范围内建立等级制大一统的独裁政治统治，通常以控制和占领领土为主要目标。所以，在世界帝国内不存在与之平行的霸权。而全球政治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庞大的领土帝国的基础之上，它关注的是基于全球伸展能力的各大陆、海洋甚至太空之间的远程交易。（15）也就是说，全球政治体系可以看作是为了得到共同利益或生产公共物品而在全球层面上采取的集体行动，即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对集体目标的集体追求”（16）。由此可见，全球政治体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国际关系带来稳定的行为和政策模式，它是一种国际体系范围的政治组织原则。换言之，公益或者说秩序是其首要的特征。

据此，莫德尔斯基认为，全球政治体系的基本运作机制（全球战争）、规范规则（秩序、公益、经济关系）和价值观念（国际道义、正义）等，均有赖于行使全球领导权力的世界强国来塑造和维持。这样，莫德尔斯基就把理论的焦点集中到了世界领导和世界秩序这一对紧密相关的核心概念上。领导和秩序作为一体两面，揭示了长周期中每个周期性阶段的循环进化过程。在莫德尔斯基看来，在全球政治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能够行使和发挥世界领导功能和作用的国家即为世界领导者，很多时候莫德尔斯基也称之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s）。

不仅如此，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通过研究海权与历史长周期之间的关系发现，世界强国都是通过海权来展开全球行动，而且参与全球战争的主要国家都是海洋国家。由此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领导者都是海上强国，对海洋实施着管控；二是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变化与海权的分配状况密切相关。据此，他们给出了确认和划分世界大国的标准：要成为世界大国，一国在周期的开始阶段所拥有的海军总开支和战舰总数必须和其他全球大国海军力量的总和相当，即使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不再能够保持这个标准了，它的海军总开支也必须至少达到所有全球大国海军总开支的5％，或者舰船占到全球舰船总数的10％。不仅如此，它还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海洋活动，而不是仅限于在诸如地中海或波罗的海等单个海域拥有强大的海上优势。以此为标准，莫德尔斯基发现，从1494年以来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九个国家能称得上全球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国（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中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成为了世界领导者，而剩下的五国除日本之外，都只是作为强大的挑战者和威胁者的身份出现。

显然，长周期理论视野下的世界领导者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岛国或半岛的地理状况，稳定和开放的国内政治结构，杰出的经济成就，保障在全球层面行使

权势的政治组织能力，等等。此外，作为体系安全的主要提供者与全球秩序和规则的创立者，它们必须履行义务向全球提供服务，包括确定世界事务议程、动员联盟力量、进行实力较量的决策、实行世界秩序管理、进行技术革新，等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合格的世界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素养：

首先，世界领导者除了追求自身安全这一根本动因外，出于空前的利益和威望需求，它还有一种有别于其他强国的强权欲望，即梦想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或至少是在全球政治体系的核心地区扩大自身的权势、影响及其利益存在，并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承担领导责任及其风险。因此，世界领导者有能力影响或改变体系成员的行为和观点，来发挥其强大的领导功能，无论它是采取威慑胁迫的方式，还是以一种利益诱导或温和游说的方式。

其次，世界领导者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实力和发展潜力，也得益于国际体系的支撑。换言之，其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其外交哲学传统，必须符合国际体系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实际上，世界领导者的基本价值取向、重大经济技术革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组织形态、文化模式等等，总是或多或少地对体系成员具有吸引力，提供了体系其他成员效仿的范例或模式。不仅如此，它们还拥有能够迎合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世界领导者“对全球问题的应对能力”。尽管人们比较直观地认为，岛国或半岛型地理位置，使得世界领导者免遭陆上进攻和入侵，以及因接近世界的海上交通航线和主要的交通动脉而便于将资源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海外贸易、远洋探险、远洋海军等活动，但在近五百年的历史中，各世界领导者同时也毫无例外地面临着其所处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且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类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这种应对能力是世界领导者必需的，世界领导不是

炫耀权力，而是行使权力；它使得世界舆论有一种让具备该能力的国家（主体）组织解决全球问题的要求，它是建立全球同盟和领导权合法性的基础。”（17）

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追求

马汉曾经说过，“国家与人一样，无论怎样强大，与外世隔绝时，并且断绝可立即得到能够支援其内在力量的资源时，就会衰退……一个国家……不能无限制地依靠自己供养自己；使它与其他各地联系并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海洋。”（18）无论如何，正是凭借并通过海洋，欧洲人建立了它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而改变了世界。为此，他们缔造出了“海权”这一政治术语，并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务家和战略家。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海权的所有经典功能都在于：确保对海洋的控制，战时和平时投送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攻击敌方贸易和保护己方贸易，以及维持海上的良好秩序。（19）

正因为如此，对世界领导者来说，海洋的意义尤其显得至关紧要。纵观全球政治体系发展演变和世界领导者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海洋对各国的利益和影响越来越大，各国对海洋的依赖和利用才变得越来越强，因而彼此间的互动不仅频繁而且引人瞩目。正是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世界领导者对全球政治体系的管控也逐渐从以往过多依赖海上战争和强制性制度安排，向提供一种多边互惠合作和国际公共物品倾斜，并逐步地完成由领导到管理的一种功能性转换。于是，在获取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多种手段的选择与运用上，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就成为支撑其支配性地位的两大支柱。世界领导者这种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追求，正是基于对“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一海洋时代的政治机理的深刻理解。

毫无疑问，对海上霸权的追求是由世界领导者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世界领导者要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影响，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对世界领导者的划分也正是以海权为标准的。（20）然而，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也指出，影响各国海权发展的主要条件有六个：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以及政府的性质。换言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海权尽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在这个功能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在马汉看来，作为一种全球视野的海权理论，核心在于使人们明了海权的限制性条件，从而牢固把握海权的三大支柱，即海军、航运和海外殖民地。需要强调的是，海权不仅基于强大的海军，也不仅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而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马汉就指出，拥有海权能提升一个国家声誉、安全和影响，对大国在海上称强是必须的。马汉通过对近代欧洲海上争霸史，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崛起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海权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控制海洋、掌握海权是海岛国家强盛和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21）可见，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的追求，首先表现为拥有一支超强的海军，一支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海军，以保证能够击败对手。

无疑，海上霸权的存在，使得全球财富资源的分配会更有利于领导者自身，结果也就保障了世界领导者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地从封闭状态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模式，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就成为世界领导者发展海洋事业的根本动因。所以，为了获取丰富的海外利润，世界领导者必定会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而随着海上竞争的加剧，各个强国最后也必定会走向通过海上战争来解决争端的道路，而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海权最为强大的世界领导者。

海上霸权作为世界领导者硬权力的一种体现，奠定了世界领导者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其权势另一支柱的海洋秩序，则充分显示了世界领导者在软权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并与海上霸权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确保了世界领导者身份、地位和影响。所谓海洋秩序，指的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单元，15世纪以后主要是各民族国家，在争夺海权或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互动中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海洋权势分布状态和海洋利益关切，并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的海上国际惯例与实践、海洋法、海洋制度以及保证相关法律和海洋制度有效运作的运行机制的有力保障。世界领导者对海洋秩序的安排，则体现了其基于超强实力基础之上强权意志，以及它对全球体系内跟海洋事业有关的各种议题和事务的规划与治理。这是它所肩负的霸权之外的另一项使命。可见，世界领导者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不仅是因为它得到了体系成员对其提出的观念意识的认同，还基于它对整个体系所做出的贡献。具体到海洋方面，就是世界领导者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海上战争、海上贸易、海洋势力范围等方面的规则规范，来构建一种海洋秩序，为其领导地位服务。

必须强调，就海洋秩序而言，它首先是海上霸权的副产品。换言之，对世界领导者来说，海上霸权地位是其不懈的追求，也是最根本的任务，由此也带来了海洋秩序——一种基于世界领导地位的海上实力安排。另一方面，海洋秩序作为世界领导者提供的公共产品，又具有远不同于基于海上实力地位安排的内容和表现形态。也就是说，除了应关注海洋秩序的强制形态外，还应重视其非强制性形态，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包括以自由贸易体制和航海自由原则为基石的、开放式的海事管理模式、海洋法实践及其制度化安排、应对挑战者的基本方略之一——修正海洋秩序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海洋秩序首先表现为一种被确认了的海上实力分布状

态，它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确保世界领导者自身的海上优势地位。如英国强盛时期提出的“两强标准”，1922年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五国海军公约》等。正是这一根本方面，使得其他国家无论是自愿也好还是被迫也罢，都会在相当时期内接受或默认世界领导者强大的海上优势地位，都意识到如果去挑战这种优势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次，海洋秩序意味着一种建立在海洋贸易基础之上的开放性经济制度安排。换言之，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是海洋秩序的根本所在（22），并与世界领导国家强大的海上力量的保护与渗透功能紧密相联系的，其中特别是武力保障下的海上安全和对不愿开放的国家实施打击或威慑的力量的存在。这方面，英国发动的对中国清王朝的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最赤裸裸的表现。

再次，海洋秩序还包括海洋国家所确定的海上势力范围以及它们所倡导的基于海事实践之上的海上惯例。海洋国家对全球主要航道、狭窄海域、重要海峡、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建立新的海外殖民帝国的努力，以及对相关沿海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和控制，都可以看作是对海上势力范围的一种追求。海洋国家提倡和推行的海上惯例，也是海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最常见、最经典的就是航海自由。当然，在实践中，该原则经常会被世界领导者随心所欲地拿来为己所用。当英国还是世界领导者时，作为航海自由原则的主要保护人和执行者，英国可以在战时干预中立航行，在和平时期继续奉行这些原则，从而赋予自身事实上的例外权。（23）

可见，海洋秩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观念，这不仅体现在各主要强国权力分布的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更重要地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现代海洋利益的争夺已经从历史上通过海洋争夺陆地转变为争夺

海洋本身，各国海洋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海洋权益也更加重视，人类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新阶段。在确认各国对领海拥有绝对主权的同时，国际海洋法还就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做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无疑，随着海洋意识和海洋开发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秩序还会根据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出更完善、更合理的调整。

总之，世界领导者为了追求世界领导地位，采取了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这两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作为一种制度性的互惠安排，海洋秩序一经确立和认可之后，便对所有的体系成员具有了连带效应。换言之，所有的成员、包括世界领导者在内，都必须遵守基本的海洋制度、规则规范和要求，来限制自己的行为，这对世界领导者来说也是一种自加制约，从而确保了其领导地位具有更高程度的合法性。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世界领导者得以塑造体系成员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对挑战者来说，任何挑战行为都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后果严重，会遭致领导者的严厉惩罚；对追随者来说，世界领导者会进行奖赏，提供一种集体公益，包括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之上的一视同仁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如关税减免待遇），稳定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安全。主要依靠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世界领导者得以在相当长时期内较为牢固地树立自己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直到新的世界领导者取而代之。

注释：

①David Rapkin. World Leadership//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129

②[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1999：213

③有关这方面的论说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第九章。

④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11

⑤A. T. 马汉著.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安常容，成忠勤译. 解放军出版社，1998：1

⑥George Modelski. The Study of long Cycles//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5

⑦[英]麦金德著. 历史的地利枢纽.林尔蔚，陈江译. 商务印书馆，1985：58

⑧莫德尔斯基就认为，晚近500年来，是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海权国家战胜了作为挑战者的陆权国家。见：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⑨下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吴征宇. 兰克Vs德约：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 欧洲研究，2007（2）

⑩Karen A. Rasler, William R. Thompson.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Global Straggle, 1490—1990.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23

（11）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T. V. Patti, J. Writz, M. Fortmann, ed. ,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2

（12）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115, 127

（13）德约认为，近现代历史上的“大洋机理”所以能够一如既往地遏制并击败旨在取得欧洲区域霸权的“大陆机理”，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主导性海上强国对欧洲大陆局势的干预，不仅是激发了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对霸权觊觎国的反抗，同时也导致了霸权觊觎国同那位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这其中主要是俄国）的冲突，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由于霸权觊觎国向东方的扩张。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230

（14）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7-8

（15）William R. Thompson. On Global War: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8: 45

（16）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esting Cobweb Models of the Long Cycle//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85

（17）George Modelski.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Politic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995, 1( 7)

（18）A. T. 马汉著.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94-195

（19）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4: 16

（20）Modelski and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 1494—1993) : 10

（21）曹云华，李昌新. 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 当代亚太，2006（5）

（22）Geoffrey Allen Pigman. Hegemon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y: Britain and the Brussels Sugar Convention of 1902.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23( 2) : 185-210

（23）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权力与相互信赖（第3版）. 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