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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古时期期蜀语文献资料综述
蜀语区是汉民族共同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言区，特别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言文化对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本文拟对中上古时期不同阶段的蜀语文献资料进行一次大体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西汉时期。蜀地文化高度发达。但文人作品不多。《汉书?地理志下》云：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泱，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汉书?循吏?文翁传》还特别提到当时的情况：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这两段话已表明汉代蜀地文化的高度发达。但遗憾的是，在传承文献中，蜀地作家文人所占比例偏少，以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两汉诗文作家籍贯生卒年表》的统计，共有57人，籍贯不明的有26人，蜀地仅司马相如、王褒、扬雄3人，占作家总数的5.2％，占有籍作家数9.6％。《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提及蜀郡成都人严君平“雅性淡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他是扬雄的老师，年九十而卒。
《隋书?经籍志》说：“《老子指归》十一卷，严遵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并有著录，卷数有所不同，为十四卷。正统《道藏》能字号有严遵《道德真经指归》谷神子注本，但《四库提要》认为这部书是伪书。是书不见《汉书?艺文志》，但见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君平)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此材料不是非常可靠。又有张宽，曾受文翁之使“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又有杨终，“年十三，已能作《雷赋》，通屈原《七谏》章，后坐太守徙边，作《孤愤》诗，……作《生民》诗，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著《外传》十二卷，《章句》十五万言，皆传于世者。”而何英、杨由则“学通经纬。英著《汉德春秋》十五卷”。杨由“著书十篇而卒”。(以上均见《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蜀郡士女》)《后汉书》载杨由“著书十余篇，名日《其平》，终于家。”他如李弘、林闾、张宽、张霸等人，均无著述记载。《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广汉士女》中材料也非常有限。像王?v，“撰《王子》五篇”；冯颢“作《易章句》及《刺奢说》”；翟?T“著《援神契经说》”，《后汉书》本传：“著《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郭玉“明方术，伎妙用针，作《经方颂说》”。甚至不乏号称大儒者，如什邡人杨宣曾和刘歆校书中秘，“能畅鸟言”。“鸟言”指说话似鸟鸣，指难以听懂的四夷外国之言。唐韩愈《送区册序》：“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清王士稹《池北偶谈?谈艺六?安邦试录》：“鸟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但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传世。
二、东汉三国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一出自巴蜀。还是以罗、
周书为例，共计诗文作家69人，籍贯不明的有3人，其中蜀地作家仅有广汉李尤1人。《后汉书?文苑列传》为22位文士立传，也只李尤为广汉雒人，谓其作文“有相如、扬雄之风”，“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附传“同郡李胜，亦有文才，……著赋、诔、颂、论数十篇。”《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安帝时“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迄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有汉中人陈术，《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下?汉中士女》载“作《耆旧传》”，《三国志?蜀书》：“时又有汉中人陈术，字申伯，亦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李?N传》)又有杨戏，“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杨戏传》)。《后汉书?儒林?景鸾列传》载梓潼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其中《交集》，《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下?梓潼士女》载为《河洛交集》。《华阳国志?梓潼士女》还载涪人李助，“通名方，校医术，作《经方颂说》。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文人作品总量很少。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据1 文学作品目录(正史艺文志、补正史艺文志之集部?别集)；2 文学作品汇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先唐赋辑存》、《先唐赋有目考》，《文选》、《玉台新咏》)；3 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诗
品》)；4 文学家传记(《后汉书?文苑列传》、《晋书?文苑列传》及《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元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凡四类文献资料，可遴选出卒年在公元196年以后，生年在公元400年(东晋)、公元419年(十六国)以前的文学家722名，其中籍贯可考者578人。而巴蜀地区则计出文学家14人，占总数的1.9％，有籍作家的2.4％。其时间与空间分布皆不平衡：蜀汉无人，西晋10人(文立、陈寿、阎赞、陈符、陈莅、陈阶、任熙、李密、李兴、李赐)，东晋3人(王蕴之、任预、常宽，任预是否蜀人尚可疑)，成汉1人(龚壮)；又巴西安汉独得6人(陈寿、阎赞、陈符、陈莅、陈阶、龚壮)，犍为武阳3人(李密、李兴、李赐)，广汉、巴郡临江、蜀郡成都各确考1人(分别为王蕴之、文立、任熙)。(参见胡阿祥：《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报》2003年第6期)
四、周祖谟先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东大图书公司。民国85年。台北)上编第七章《魏晋宋北魏诗文作家籍贯生卒年表》(第661-696页)统计共有393人。其中，非作家的帝王有的列出籍贯，有的则未标明籍贯，例如昭烈帝刘备，籍贯为涿郡，而后主刘禅，则未列籍贯；多数帝王指明其即位时间，有些则未标明，而且有些帝王又有作品问世，如曹丕。好在这些情况与蜀地文士关系不大。蜀地作家计有：犍为武阳人杨戏、广汉绵竹人秦宓、益州人雍闽、犍为武阳人李密，李密的儿子李兴五人，占总数的1.2％，作品也不多。
五、周祖谟先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下编第六章《齐粱陈隋(包括北齐北周)诗文作家籍贯生卒年表》的统计。共有作家271人，竟无一
人为蜀人。
六、唐代的文献情况。清代康熙年间收集、编纂的《全唐诗》共收录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余首，既有存诗19卷的杜甫、25卷的李白、39卷的白居易，也收有仅两句诗的进士、尚书左丞卢载，仅有一句的普通诗人任阶、陈蜕。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涛补编》又得诗人1500多人，合计唐五代诗人3700多人。籍贯结构，又称地理分布，唐五代诗人3253人，其中有籍可考者1802人，占统计人数55.39％；无籍可考者1451人，占44.61％。这1802人的地理分布，除现今的上海、海南、黑龙江、贵州、内蒙、宁夏等6个省、市、区外，其余24个省、市、区均有。此外，还有15位外籍诗人：朝鲜半岛8人，日本5人，越南2人。四川65人，占总数的1.9％，有籍可考者为3.6％。戴伟华有《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编入唐代三类作家：1.有作品存世者。2.无作品存世，但有作品著录者。3.以诗人为主，兼收散文笔记小说作者。编入原则：视作品存世或著录数量和质量，故有存一二首诗者入选。选择对象略严于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编制资料依据《新唐书》、《旧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小说》，主要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和《唐才子传校笺》为基础。其中四川地区作家在初唐为2人，盛唐3人，中唐12人，晚唐8人，五代13人，以主要生活时间和主要创作时间而定；籍贯依出生地，不用郡望。
关于文人以占籍为单位的空间排列，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的工作做得比较系统。其所著《唐诗人占籍考》，可以看出诗人占籍的基本分布，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
七、崔荣昌先生《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的最后，辟有专章“四川方言研究述评”，分为“四川方言的词汇研究时期”、“四川方言语音的普查时期”和“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时期”，将此前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个总结。其附录“引用论著作者索引”列举了他在写作是书引用到的相关文献共191种，其中专著61种，各类文章130篇。这些材料，有的是直接研究四川方言的，有的是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文献；其中研究四川方言的文献计有书籍28种，论文110篇。截至目前为止，以中上古时期蜀语为对象或大量涉及的研究论著较少，主要有：
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l期；
崔荣昌：《四川方言研究述评》，《中国语文》1994年第6期；
黄尚军：《四川话部分词语本字考》，《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95年第70辑；
刘君惠：《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
罗韵希：《四川方言中保留的古语》，《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钱玉趾：《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第十七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l期；
孙华：《成都得名考》，《志林大观》1993年第2、3期；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慎仪著，张永言点校《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一舟：《音注材料分析》，《语言研究》增刊，1994年；
张永言：《简论(三种)》，《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22辑；
赵振铎：《音系和成都话》，《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22辑；
甄尚灵、张一舟：《词语的记录方式》，《方言》1992年第1期；
罗宪华、经本植：《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10篇)，《文史杂志》2004年第l期-2005年第4期；
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刘道军：《论巴蜀文字与古蜀王》，硕士论文，2007年。
八、2000年。崔荣昌先生发表了《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川方言论著》(《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55第～57页)共统计专著7种，未涉及相关研究论文。其集中对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出版的四川方言研究论著进行简介，并以《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三种论著为代表作述评。其中特别提到《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
一书，认为具有通论的性质，特点是：1.重视四川方言现状的实际调查，第一次揭示了四川境内的官话、客话、湘语与闽语诸方言的源流、分布和特点；2.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结合起来，以四川人口源流为核心，以历次移民入川为线索，把方言与文化的关系阐述得比较清楚。3.将四川方言同汉语诸方言(境内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以论证其相互关系和影响；4.著者通过10多年的艰苦调查，先后深入四川省60多个县市的乡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族谱史科，所依据资料翔实可信。张永言先生评价《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时说：“概括说来，本书揭示了巴蜀语言文化本身及其与华夏语言文化的融合过程，阐明了四川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华民族几次大移民的关系以及兄弟民族之问的交往对四川境内语言的影响，这全都是富有新意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张永言《序》)。近年来，有一些当代学者研究四川方言时，对中上古蜀语有所涉及，例如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2年)、纪国泰《蜀方言疏证》(巴蜀书社2007年)、黄尚军《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修订本，2002年)等，这些书的面世，表明学术界对四川方言的历史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对中上古时期的蜀语研究还是显得不足。
九、有些文献，尽管有学者认为是蜀地文献，但意见还不统一，不能轻易地将其作为蜀人著作。例如《山海经》，由于论者的属地不同，从各自的“中心论”出发，因而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为《山海经》的作者，21世纪仍有些人持此观点；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著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吕子方、
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印度人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归纳起来，《山海经》作者共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中原人说”；第二种是“楚地人”说；第三种是“巴蜀人”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时，要十分地审慎，一般不应用来充作上古时期的蜀语材料。
十、历代文人学士搜集的蜀语资料。从扬雄《方言》起，对蜀语的记录就没有间断过。扬雄《方言》，郑玄注群经，郭璞注《尔雅》《方言》，唐代李商隐集《蜀语》(《蜀尔雅》)，宋代陆游、黄庭坚的诗文，明代杨慎《蜀中广记》《全蜀艺文志》，李实《蜀语》，清代杭世骏《续方言》及程先甲、徐乃昌的补续之作，张慎仪《蜀方言》，直到晚近章太炎的《新方言》、黄侃的《蕲春语》以及《成都通览》等，都记录了蜀语的语音、词汇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上古蜀语考论》(项目编号06XYY014，项目主持人汪启明)的部分前期成果。
作者：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教授、编审谢芳琳：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成都)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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