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论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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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抗战时期“贷金制度”

全面抗战时期,贷金制度在资助流亡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学生依靠贷金完成学业,同时也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学术界关于贷金制的研究大都是关于这一事件本身,而对于“贷金制度”其制度方面缺少研究,本文从贷金制的制度层面,对其制定的原因和实行的始末做一梳理,以期补充贷金制方面的研究。

一、贷金制度实行的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相继攻占了中国华北的大部分领土。日本对占领地区采取了野蛮的掠夺政策,侵占学校和学生宿舍,掠夺学校的设备、器材等物资。许多学校被迫迁移,学生也流离失所,大多数学生逃亡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各省;也有一部分学生在中共抗日政策宣传影响下,来到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继续接受学习。

流亡到国统区的学生,由于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因而也就无法继续上学了。这一大批流亡学生,一方面与父母失散,由于年龄相对较小,无法就业,因而没有经济来源,不但没有资金继续上学,甚至连维持自身的生计也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无法参军到抗战的最前线。面对数量众多的流亡学生,国民政府一时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和国民政府的一筹莫展相比,共产党在争取青年学生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各根据地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安排到边区学习和工作的青年学生。共产党的政策吸引了平津等沦陷区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北抗日根据地,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则是接收青年学生的主要地方。

面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向中共的怀抱,国民党政府一时心急如焚。为了争取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为了争取民心,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接受任务通盘筹划。然而,面对如此困境,知识分子出身的王世杰也无计可施。国民政

府考虑到陈立夫与共产党交锋多年,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于1938年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一方面是因为陈是蒋介石的亲信,对蒋忠心耿耿;另一方面陈立夫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对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贷金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贷金制,即“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向国家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将来毕业后偿还。对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荣誉军人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贷金制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从沦陷区逃亡到西南大后方的学生,陈立夫认为:“对这帮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

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在持续增加,实施贷金制度又需要一大笔资金,财政上已难以拨出。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则反对实施这个计划,他说:“军费浩大,已难于应付,哪里来那么多钱办教育?”但陈立夫不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正常教育仍应维持,为建国预储人才,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

陈立夫没有因为孔祥熙的反对而放弃贷金制度,他在解释制定贷金制度的原因时,说:“战时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紧急的事,便是争取青年。此一措施具有两大意义:(1)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学或大学者,其家庭多半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后方照料其子女之学业,其父兄决不为日伪所利用,甘为汉奸。(2)奔赴自由区之学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为之设法,若来而无人照顾,势必为共党所设之延安抗日大学等勾引,欲求补救,将不及矣。”这就透露出了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主要目的。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不但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要塞设立战区登记处阻止学生进入根据地,还派人到豫东、豫北沦陷区招抚流亡学生。”

于公于私,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经过陈的多方游说,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因而贷金制度才得以推行下去。

二、贷金制度实行的始末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提出的贷金制度,在得到蒋介石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1、林纾,字琴南。1852年生。福建闽县人。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

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读后感

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读后感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有着灿烂文化,一个处处充满美感的国家。然而,在近代战争的枪炮声中,这个古老的国家犹如一座古屋,被暴徒残忍的炸毁,剩下了满堆的瓦砾;它犹如一头睡熟在笼子的雄狮,任人拿着鞭子抽打,滴着淋漓的鲜血。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写满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史,是中国人民最没有骨气、最没有人格尊严和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痛史。 近代中国的遭遇是伴随着不断运动的而展开的,通商、鸦片、条约、利益均沾、侵略、推翻……这样一种复杂前进的过程,伴随着深刻的自卑与自豪相纠缠的情结。就不得不说近代中国思想的变化和演变。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士大夫的眼中。中国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称西方为“夷”。是一种无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三种弊端:政治上的为我独尊,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自圆其说。其突出表现为英国1793年派遣马嘎尔尼与1816年派遣的阿美士德来华时中国士大夫的表现。 1793年,当时乾隆皇上还在位,英国马嘎尔尼率众多的科学家、医生、作家等90人组成的使团来大清拜会乾隆。9月,在热河行宫,马嘎尔尼使团两次谒见乾隆皇帝,带来了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送上了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毛瑟枪、榴弹炮、装备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钟表、洋布等,他们骄傲地展示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成果,满以为大清国会感到震惊,但乾隆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都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英国人的所有要求被乾隆皇帝一概驳回,并在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中留下了那句传世名言:“天朝

浅析_中体西用_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 第6期Journa l o f Chi F eng U n i versity(Soc.Sci)N o 6 V o l 28 浅析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康健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中体西用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主张在坚守中国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 中体西用思想,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思想用割裂的 体、 用来建构文化模式是不科学的,是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变形结合,其结果必然阻碍中国近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中体西用;变形结合;双向思维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07)06-0009-02 气势宏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历次的文化交融、冲撞中总是汇纳百川,显示着无与伦比的高姿傲态,这自然而然便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优越感,它如印记般深深烙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但是自清中叶以后,世界形势骤变,当此时中西文化再度撞击时,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则走向了自高自大、盲目排外的极端。就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扣响了中国大门之时, 天朝上国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须求于他人的观念,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才开始从昏睡中惊醒,冷静的 睁眼看世界,寻求拯时救世的良方,19世纪60年代 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并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体西用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是一种具有深刻时代烙印的近代思想。人们通常将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视为 中体西用的最早表述,但 如果对其探本溯源,则应始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长技?讲的就是#西用?的问题。%1& 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坚守中国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制器、练兵、教育、科举等内政作顺应时代潮流的变通,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这种思想是作为那些标榜 中国欲自强,只须兴教化、讲廉耻、恪守忠信礼义之道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试图将西方资本主义的 用(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移花接木般嫁接到中国封建主义的 体(封建政治制度)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妄图 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2&,是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变形结合。 中体西用突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 中学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传统文化中的道器观、本末观,把西学限定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从属的位置上,仅仅是肯定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辅助作用。可以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 树立了中西文化交融下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路标%3&。 中体西用的思想,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它动摇了 夷夏大防的古训,使国人开始学会将中国与列强放在一起对比、研究,用直观的眼光探讨西方富强发达,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这虽然是一种折中调和式的 理想救国方案,但对于改变中国人的封闭虚骄、盲目排外的心态,对于沟通中西,尤其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 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近代民族工商业体系也初步形成,中西文化得以在物质层面交流、融汇。洋务运动便是 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产物。19世纪60、70年代封建顽固派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在思想界仍保持着某种优势,但洋务派以 中体西用为理论基础,在与顽固派的中学西学之争中,系统论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必然性。同时他们以 自强、 求富为口号,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军事工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业、金融业、商业在内的民族工商业体系,并输入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举办各类新式学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可以说,洋务运动逐步完善了在物质层面输入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使得中西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交流与融汇。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技术,才引起一大批知识分子深入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随着洋务运动的客观实践效果,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才引起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才引起人们变革封建制度的要求,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推进了辛亥革命。虽然 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倡导者们是希望利用它来挽救、维护封建制度,但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西方技术、文化、思想观念的传入,挖开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墙角。 中体西用的思想虽然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置于从属、辅助的地位,但这种 体用结合的思维 (9 (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发展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古代: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 ?近代: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现代:“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 ?当代:新中国成立后 一、东汉~唐宋的佛经翻译 Translation on Buddhism Scripture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鸠摩罗什: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真谛(印度佛教学者、梁武王)49《摄大乘论》 ?玄奘: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 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transl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几何原本》 ?李之藻(1565-1630):“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与徐光启齐名。 ?杨廷筠(1557—1627)与徐、李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三、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Opium war~ May4th Movement ?严复(最著名)信、达、雅 ?梁启超“通学、通文” ?马建忠“善译” ?林则徐 ?林纾:"译界之王"、“译才并世数严林”。不懂外文,由别人在旁边口译,他边听边以古文写作;30多人协助他口译,译出包括英、美、法等十多国家的作品近200部。 四、“五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May4th ~ foundation of P.R.C ?鲁迅:“宁信而不顺” rather to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胡适、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茅盾、 ?郭沫若、 ?瞿秋白、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莎士比亚翻译第一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 ?朱光潜 ?梁实秋 rather to be smooth than faithful

(完整版)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现代国内文学翻译的建议

现代国内文学翻译的建议 归化与异化之争自翻译活动出现就一直存有。最初的直译与意译之争 使归化与异化之争初现端倪。大规模翻译活动出现之后,归化与异化 的交锋日趋激烈。归化与异化之争雏形乃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3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 (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 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 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 也就是说尽量的用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传递佛经的意义,从文化角度 来说就是趋向于归化。19世纪70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的 初始阶段,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人物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 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并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 当时林纾等人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在物质层面的强大,不过他们内心 仍然保持着本土文学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把西方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这样的文化态度反映在文学翻译上,就是高度归化式的翻译盛 行一时。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文学翻译进 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落后地 位已经有了深刻的体察,他们也在思考中国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文 化的何去何从问题。当目的语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边缘,属于弱势文 化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翻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翻 译策略,为引进新的文化因素甚至不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语言规范。这 个时期,在鲁迅等文化巨匠的带领下,很多翻译家和作家从外国文学 作品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化、丰富汉语语言、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主张译语要保持原作的洋味,“宁信而不顺”。他的这些见解具 有很大的超前性,在当时实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也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导致一定水准的生硬翻译风。因为语言上过度注重欧式的结构, 令人难懂,鲁迅的译作在当时没有得到主流读者群的认可。相反,和 他实行翻译理论论战的梁实秋,以及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则采用

翻译史及翻译文学阅读书单

翻译史及翻译文学阅读书单 参考书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6。 (第一版)。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二版)。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4.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5.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6.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月。7.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孟昭毅。李载道。(编)中国翻译文学史【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9.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10.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 12. 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13.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4.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1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 16.朱志瑜、朱晓农。中国佛籍议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17.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18.柳治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7。 19.方华文。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20.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孔慧怡。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概论[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林煌天等。中国翻译词典[Z]。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5.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26.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7.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28.(美国)Douglas Robinson.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 29.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4. 30. Jean Delisle.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 31.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4. 32.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黑体为必读书目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西学东渐的狂飙。介绍中国近代社会最突出的现象——西学东渐。如教育体制的变革、留学事业的发展,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传媒的进步。 第二节:作家主体的转型。介绍中国近代作家在历史脚步急遽,文化思想更迭迅速,尤其是西学东渐狂飙的吹打下,其知识结构的变化,创作主体发生了转型,并指出近代文学的基本任务是反帝爱国。 第三节: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介绍翻译文学的发展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促进文学观念的变化,带来新的文学类型,丰富了文学表现技法。 第四节:文化下移与文体革命。介绍中国近代文体变革即文体通俗化和提倡白话文的要求。 第五节:近代文学流程。介绍近代文学的过渡性质,近代文学的分期及不同阶段的特点。 (一)要点 1、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文学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为止。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在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2、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作家的影响 在西学东渐狂飙的吹打下,近代作家呈现新旧错综的复杂状况,既有文艺思想和政治倾向较保守的学古、拟古的文学流派,又出现了一部分受进步思潮激荡的进步作家。他们以内容新颖的创作,活跃于近代文坛上。如受时代思潮影响、西学冲击,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三代作家。第一代: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还基本未脱传统的士大夫型;第二代: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是新旧学的混合型;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柳亚子、秋瑾等,已是具有现代气息的知识分子。还出现了半专业化的新型作家群,如林纾、李伯元、吴趼人等。 3、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近代,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学作品逐渐被翻译过来,尤其在戊戌前后,因维新派的重视,有力推动了翻译作品的兴盛、翻译文学直接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变化,提出了改良小说与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小说地位空前提高。也因翻译文学而使西方文学中较流行的悲剧观念也被吸收进来;翻译文学也给近代文学带来一些新的类型,尤其是小说方面,如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翻译文学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学表现技法,如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逆时性的倒叙、人物肖像描写、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等,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作家所吸取。 (二)重点和难点 1、近代文体革命 适应近代斗争形势的要求,需要广泛的民众思想文化启蒙,使文化向更广大的范围内普及,近代文体改革伴随着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而逐渐展开。龚自珍曾提出文学语言不必避俗,资产阶级改良派黄遵宪主张言、文合一,期望文章能接近通行的口语;梁启超亦强调“民智”,并带头创造了更自由更适应广大读者接受的新文体,有力地促进了文言向白话的转化。虽然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传统观念、审美习惯的作用,其步履也是艰难的。总之,近代文体变革毕竟对文言有所冲击,为“五四”白话文体革命创造了一定条件。 2、近代文学的分期近代文学创作呈现出罕见的复杂状态与过渡状态,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新文学演变的重要阶段。近代文学发展的流程,依社会变革的阶段,大体以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西学的影响还不够明显,文学总体面貌变化不够显著,在诗文词领域较为敏感,反映出文学与现实趋于紧密的关系,反帝爱国思想得到突出表现。此外,出现了个别带有新时期色彩的作家,如龚自珍、魏源。 后期,西学输入达到高潮,种种资产阶级观念涌入,士大夫知识分子进入转型期,整个社会思想风气和文学面貌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新的文学风气与充满新思想的作品成为文坛主流。小说被推到了文学的中心地位,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种种新小说,新散文,新传奇杂剧纷纷诞生,白话文形成相当大的声势。康有为,梁启超、秋瑾、柳亚子、李伯元、吴趼人等纷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总之,文学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向新文学过渡的征兆。 第一章龚自珍与近代前期的诗文词 第一节:介绍龚自珍的思想和创作道路。 第二节:介绍龚自珍散文创作的成就。 第三节:介绍龚自珍诗、词创作的成就。 第四节:介绍了广泛汹涌的反帝爱国诗潮及其核心人物魏源、林则徐。 第五节:介绍了近代前期文坛上的一些传统风格流派:宋诗派、桐城派、常州派及其他词人。 (一)要点 1、近代前期反帝爱国诗潮 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怒与震惊,一大批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金和等,以诗作表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以佛经翻译为主的古代翻译 在我国,"翻译"作为一个词出现,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传》中:"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早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周礼》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北方日译." 东汉以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佛教传人中国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代逐渐式微,入元代已近尾声.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等.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比如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五失本"与"三不易''从理论上解决了"质"与"文"的关系,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344—413).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径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到了唐代,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诸如增补,省略,变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 中国近代的翻译 中国近现代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清末.1894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提出"善译"的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能"心悟禅解,振笔而书".简言之,译者在翻译时应做到内容与风格的高度统一.此后不久,严复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明确的翻译标准,也就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建树后来成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成就的代表. 翻译的标准 我国学者所创立的本土翻译标准 如前所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翻译标准的提出者是严复.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号几道.1853年生于福建侯官.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攻船舶驾驶专业.1871年毕业,做军舰驾驶工作.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同年归国并执教于母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纳21年病逝于故里.从1898到1911年13年间是他译介生涯的鼎盛时期.严复译介的作品多系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代表作;内容涉及进化论,哲学,社会政治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他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本是他本人关于翻译的感慨,但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翻译标准.这个标准今天虽然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严复之后,又有许多文学家,翻译家提出自己的关于翻译标准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人. 伟大作家鲁迅作为一位翻译实践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题未定"草》1935) 著名翻译家傅雷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在1951年提出翻译"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高老头·重译本序》) 我国通学大儒钱钟书提出的翻译标准比傅雷更进一步,他的标准(毋宁说是方法)是一个"化"字.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

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

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2010级学生:王淑苹 学号:2009312011198 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 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中国翻译史

《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章:我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早在公元前六年西汉哀帝时代,伊存到中国口传一些佛教经句,但还谈不上佛教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两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他是安息人(即波斯),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因为他是月支人,所以又称支娄迦谶。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但文笔生硬,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出现了一个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但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释道安设置了“译场”,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在这期间他请来了天竺人(即印度)鸠摩罗什,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一个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他译了49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有个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他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自创了“新译”。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清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林纾和他的合伙人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王子复仇记》等。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等到八国联军战役以后,他避居上海,搞翻译工作,他“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破天荒第一次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马建忠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可以说是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他的善译标准包括了三大要求:第一、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这些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他本人后来没搞翻译,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反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 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概说 一、西学东渐 (一)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如梁启超所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器物上的吸收,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2、制度上的吸收,“变法维新”运动;3、文化上的吸收,要求人格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取得的成就: 1、教育体制发生变革,新式学堂大量用下,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制,兴办学校; 2、迈出国门的留学生增多,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回国后有力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 3、翻译一批西方科技、文化、政治等书籍。 4、报刊传媒的飞速发展。辛亥革命后,报刊杂志“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二、作家的分化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代: 1、第一代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主张“通经致用”,追求个性自由,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但由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学习力度不大。总体上,这批人未脱传统文化。 2、第二代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为代表:主张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新知。 3、第三代以柳亚子、秋瑾等为代表:由于不少人出身洋务或者留学国外,因此知识结构现代化,而报刊业的发达,也促使一批翻译家、小说家成为半专业的作家。 三、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变化

(一)文学观念的变化: 1、重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功用,提出改良小说和小说界革命:“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新治之关系》) 2、悲剧观念:王国维吸收西方剧观念,以此解读《红楼梦》、《窦娥冤》、《赵氏孤儿》。 (二)文学作品形态的变化: 1、文学类型:小说有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戏剧有话剧等,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类别。 2、文学艺术手法:小说叙事出现第一人称叙事、倒叙结构等新手法,艺术描写则出现环境、心理、人物肖像等细致刻画。 教学大纲 第一章龚自珍与近代前期的诗文词(4课时) 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近代前期诗文词的创作情况 教学重点:龚自珍诗文创作的革新意义 教学难点:宋诗派 重点作品:《咏史》、《已亥杂诗》、《三元里行》、《卜算子》、《江边老叟诗》、《病梅馆记》、《观巴黎油画记》 第一节、龚自珍(见前) 第二节、反帝爱国诗潮 一、反帝爱国诗潮的涌现 二、林则徐、魏源与张维屏 第三节、宋诗派、桐城派与词的创作 一、郑珍与宋诗派 二、桐城派 三、报章体 四、周济与常州词派(见前) 五、蒋春霖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近代、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闽县(今)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文及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所推重,名益着,因任讲席。后,入北洋军人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继而浓厚近。偶涉,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着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着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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