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摘要：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侦查程序的立法内容和实际实施存在矛盾。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从而保证被追诉地位公民最基本防御权的实现，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本文对侦查程序的功能和特点分析，提出完善侦查程序的意见。

关键词：侦查程序人权保障侦查机关

一、侦查程序

我国的侦查程序①，是指公安、国家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中国实行的这种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制度，使得大多数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独自进行侦查的。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视野内，作为一种惩罚权力机制，侦查制度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机关运用侦查权力调查案件的一套程序。该程序结构具有两项社会功能：权力制约功能，侦查权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和攻击性，侦查程序的设置就起着限制侦查权恣意行使的“限权”功能；权力正当化功能，具备合法性基础或正当性②，侦查程序的存立实际上具有了使侦查权合法化、正当化的功能。

在当前刑诉法修改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审判程序的修改，对审前程序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涉及侦查程序时也往往注重对侦查权的限制，如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介入侦查等，而对于完善侦查措施、提高侦查水平，保障侦查工作有效进行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高效的侦查，不能收集足够的证据，不能及时抓获、控制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就无案可诉，法院也无案可审，或者起诉、审判不会得到好的效果。侦查工作还是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控制社会的有力手段，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侦查工作只能加强而绝不能削弱。

二、我国侦查程序的特点

中国的刑事诉讼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整体构造③，侦查程序不与审查起诉、裁判程序居于同等的地位，而是整个诉讼过程的中心。从此意义上说，我国的侦查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嫌疑人的命运。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推动我国侦查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具有如下特点：（一）侦查活动的控制性

中国的侦查活动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与司法授权机制。中国的侦查机关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进行的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的实施都不按照开庭听审的方式进行，而是遵循行政活动的运作方式，并且所有侦查活动都由侦查机关采取秘密的方式依职权主动进行，侦查机构采取的几乎所有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全部是由侦查机构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唯一的制约来自侦查机构内部。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也几乎全部要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不受任何其他外部机构的审查和授权。因此检察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并不具有中立、超然的地位，也很难与西方各国侦查程序中作为司法审查者的治安法官、预审法官、侦查法官相提并论。

（二）犯罪嫌疑人的地位

严格意义上说，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不具有同等地位。从理论上讲，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享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系列诉讼权利。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其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尽管立法者的本意是要求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如实地作出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的辩解，但不幸的是，这里的“如实陈述”经常演化为嫌疑人

①周欣《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②徐美君《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18—236页

③陈瑞华《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政法论坛 2003年5月

④（德）汉斯施奈德著，许章润等译：《国际范围内的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年版

对犯罪事实的“如实供述”。因此所谓“如实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得不转化为“如实供述有罪”的义务。这显然违背了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

（三）律师的参与方式

律师在侦查阶段还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的严格限制。与西方国家相比，具体表现在如下四点：1、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构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派员在场监视，这就使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秘密谈话和交流受到禁止。2、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过程中，律师无权到场，嫌疑人也无权要求律师到场。3、遇有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以及与律师进行会见，都要取得侦查机构的批准。4、中国的法律援助在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无力委托律师，司法机构和侦查机构都不负有为其指定律师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义务。

三、完善我国的侦查程序

当今世界无不把保障人权和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治化的发展方向。我国侦查程序在权利结构、人权保障、权力制衡、诉讼化等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都需要加以完善。

（一）完善侦查权的配制

从立法上看，我国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这使得我国侦查权的分配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侦查权的多头分配导致了权力运作的分散，这大大加重了侦查权行使的行政化气息，也不符合权力运行的经济学原理；二是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过多。我国立法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司法机关，但却肩负着大量的侦查职能，而没有赋予其足够的侦查监督权，这就大大削弱了其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由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侦查活动一般都是由警察独立实施。检察机关有权随时指派检察官参与警察正在进行的任何侦查活动，充当领导者；检察机关不论是否参与侦查活动，都对侦查的成果和证据的可靠性承担最终的责任。因此，我国的侦查权进一步集中到公安机关身上，尽量由公安机关来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只是在严格的条件下保留非常少量的侦查权，同时加大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和制约，形成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一体化模式。

（二）完善侦查工作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保障人权①，当前难点在侦查阶段。侦查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无论是为了有效地进行侦查以维护社会安全，还是为了保障嫌疑人的自由和权利，必然要使用一定的强制性手段。由于侦查实行秘行主义，侦查机关享有强制性权力，因而最不容易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侦查阶段最易出现侵犯人权的问题，在侦查阶段采取有效保障措施，整个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当前，学术界在保障人权②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但在如何有效地侦破案件、打击犯罪却少有问津，相反更多地主张对侦查权的限制。要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除了对嫌疑人要加强保护外，应当提高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措施。公安司法机关如果在查处犯罪、侦查案件方面有更多的、更有效的合法措施，能够适应侦破案件特别大案、要案的需要，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减少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如果法律规定的手段和措施不适应侦破案件的需要，办案人员为了破案、为了完成破案任务，可能就会突破法律，不遗余力、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去办案，这更容易出现违法和侵犯人权的问题。提高侦查机关的能力可以有效转变口供主义，使侦查破案由“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更加注重物证的作用。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合法、有效的适应当前侦查工作需要的侦查手段和措施，是保证侦查机关依法办案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地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完善侦查活动的全面法制化，规范执法行为

侦查法治化是实现刑事诉讼法制的重要要求，应当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按照法治精神全面有效地规范侦查活动③。为了进一步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普遍要求侦查行为在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强制手段的同时，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依据法定程序进行。鉴于此，当前可以对秘密监听、录音在立法上作出规定，明确适用对象，规范申请和审批的程序，并对这些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违法后果等作出规定。建议适应侦查职务犯罪、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需要，也规定较为特殊的侦查、强制措

①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的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年版第30页

②董云虎《人权基本文献要览》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242页

③张智辉、邓思清《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改革与完善》（2005年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年版第322页

施。应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实践中所必需、而立法尚无明确规定的一些秘密性、技术性、强制性侦查措施，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秘密录像、通信监听、强制取样等，纳入刑事诉讼立法规定。当然，在具体立法时，鉴于这些侦查手段的秘密性、专业性、技术性特点，可先在立法中作较为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而后再通过制定专门法或由侦查机关制定规章予以详细规定。

（四）维护诉讼平衡原则

诉讼平衡原则是指进行诉讼的双方在控诉和辩护方面的力量大体均衡。它要求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处于同等诉讼地位，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法官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并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这一原则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包括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我国侦查程序中，诉讼地位和权利失衡表现的非常突出。侦查机关所拥有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极为不平等，双方的诉讼地位相差极为悬殊。律师虽然有权介入侦查阶段，但只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并不享有积极行使防御权的必要手段，而且律师介入侦查程序行使的权利还必须向侦查机关申请，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机制，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重失衡是显而易见和必然的。因此，基于诉讼平衡原则的要求，必须完善侦查程序的人权保障措施。

（五）完善律师申请救济权

侦查阶段律师无调查权，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的严格限制，其有限的参与不足以改变侦查程序的基本格局，侦查活动依然采用的是秘密、单方面、封闭式的方式，完全由侦查机关依职权主动进行，辩护方几乎不能对侦查活动进程实施任何有效的制约，律师除了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受到限制的会见外，不能在侦查人员讯问时到场，“对抗”侦查机关的能力为零。随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各大陆法系国家已纷纷开始贯彻强制侦查的法定主义和令状原则，力求能够在国家追究犯罪的措施与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方面获得一种相对的平衡，将侦查由国家机关单方行为转化为律师介入的侦查双轨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侦查制度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改革应赋予律师：1、在侦查活动中与侦查机关有同等的“调查权”。2、建立审前证据开示制度，保障律师的阅卷权。3、赋予律师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使与世隔绝的审讯空间透过律师的慧眼在高墙内打开一扇法制之窗，使明媚之光射进“刑讯”黑洞。4、完善律师的申请救济权，凡是剥夺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都视为剥夺辩护权，辩护方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侦查制度

由于我国侦查程序中缺乏中立的裁判者，对侦查机关实施的活动进行审查和授权，使得几乎所有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的采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甚至随意侵害嫌疑人的情况发生。因此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专门的审查法官，赋予其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职权，以加强外在的侦查控制。一方面要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对于直接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其他权利的重大强行侦查手段，包括搜查、扣押、逮捕等都应由中立的审查法官审查后发布许可令状方可实施。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先行实施侦查行为，但事后也须接受审查法官的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应实行侦查控制的严格化。不仅应明确规定采取重大侦查手段的适当标准，以改变当前多数诉讼手段无适用标准或适用标准过低的状况，而且应严格侦查手段的适用程序。当然，对于这里的司法监督可以和上文提到的检察监督在立法中加以技术性区分，使两者相得益彰，以更好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制约。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坚持从我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现状和司法实际出发，完善侦查程序及其监督制约。比如为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和加强对侦查结果的审查与决定，有人提出了实行检警一体、检察院指挥侦查的思路和模式。

完善侦查程序，要处理好理想和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关系。对有些问题，如讯问时律师在场、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限定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拘留、逮捕的决定权和审查权的调整等，都应当从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出发，选择可行的解决方案。既保证依法保障人权，又不能过分限制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结束语

我们应当从我国司法体制及实际经验出发，合理调整侦查诉讼关系，实行检察官指挥侦查模式或检察官垄断侦查等模式均是不可行的，应当在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下，公安机关对一般刑事案件负侦查责任，在证据的收集采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加强警检的工作联系，使检察官发挥作为法

律官员的作用。程序正义①是法律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家法治化最低的底线，是法律的生命形式，是法律系统理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无论是现代立法，执法，抑或司法都要求对一定程序的尊重，严格的程序②可以最大限度地过滤掉人们在法律活动中的主观随意性、任意性和情感性，保证和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改革中国侦查程序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变更这种与不科学的侦查程序密切相连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并通过一系列完善措施的实施，来实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打击犯罪与保证人权的协调统一。检察官作为起诉者和出庭支持公诉者，可以从起诉和审判的角度对取证、适用法律活动与警察加强沟通、协调和引导，保证侦查工作、侦查的结果更有利于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完善侦查程序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我国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公正正义。

①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75页

②（美）杰克逊，李双元译：《程序与正义——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