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出处：《中国教育史》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辛亥革命前，他通过兴办教育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之初，他以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坚决清除教育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因素，苦心规划民国教育的未来。1917年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

一片新天地。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蔡元培(1868一1940)，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字鹤卿，号孑民。出身于世代

经商的家庭，祖父经营典当业，家至小康，所生七子，蔡元培父亲排行老大，为钱庄经理，在蔡元培童年时即去世。蔡元培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第四。

蔡元培5岁入私塾读书，先读启蒙字书，接着饱读经史，学做八股文。16岁(1883年)考中秀才，而后在家乡“设馆教书”，当了两年塾师，特别崇拜宋儒，笃守孝道022岁(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会试告捷，但未参加殿试。25岁(1892年)再去北京补殿试，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27岁(1894年)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此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努力学习西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方面感到要推动中国的变革，应广泛培养革新人才，仅靠少数人奔走呼吁，是成不了气候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清政府已“无可希望”。于是作出

了超乎常人的抉择，毅然辞去翰林院编修之职，于1898年秋南下从事教育活动。蔡元培一生由此发生重大转折，逐渐从一个清王朝的臣子走到了王朝的对立面。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常在课内课外向学生宣传爱国民权思想，学生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同时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又与蒋智由(观云)、叶瀚(浩吾)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组建爱国学社以接收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中国教育会事实上是一个革命的机关，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就是两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

1903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被推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一面学习德语，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同时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翻译书籍，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08年秋，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涉猎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0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于11月上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至7月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在7个月的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确立了其法定地位，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

此后，蔡元培再赴欧洲，先后留学德国和法国，中途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在欧期间，他仍主要以给商务印书馆编撰书籍维持生活。在法国，他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与法国友人一道发起“华法教育会”，蔡元培

任中方会长，这些组织直接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

1916年底，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赴任，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使北大由一所痼弊缠绵的旧式学堂一变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型大学。同时他还兼任多所大学、专门学校、文化教育社团的校长或董事，积极参与推进高等教育和各项文

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先后被推任或任命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1928年8月以后，蔡元培陆续辞去大学院院长等原有任职，并拒绝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等新的职务任命，在国民政府内仅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携眷离开南京，定居上海，“尽力于教育学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 1932年12月，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尽力营救被捕的爱国人士和中共党员。1933年初与陶行知、李公朴等发起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1937年底，因病移居香港疗养。

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蔡元培的著述有不同的集本，如：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至七卷，中华书局出版1984至1989年版；《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

1912年初，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I里论基础。文章系统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

系。

(一)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主张，在维新变法时期即已萌芽，以后逐渐发展。鉴于中国近代积弱致侮的事实，部分有志之士希望借此改变中国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培养国民的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强体强兵，御侮图强。主张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学生生活的军

事化，特别是体育的军事化等。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但在中国仍有提倡的必要。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从国内形势看，“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有寓兵于民，对抗军阀拥兵自雄，捍卫民主共和的良苦用心。

(二)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也是蔡元培对当时流行欧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概括，他说：“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又说：“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尽管蔡元培当时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理解未必全面，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确是因为蔡元培的介绍而与中国教育界见面的，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注。

(三)公民道德教育

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旨在富国强兵，但即使国富兵强，也会出现如智欺愚、强凌弱、贫富悬殊、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矛盾激化的现象，因此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蔡元培认为公民道德的基本内容不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亲爱”)，显然和封建道德的专制等级性不相容，但他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其内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相通的。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人称之为“义”。自由突出主体对意志、思想、人格独立的追求，但应从主体而通于客体，“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之谓也，古人称之为“恕”。

平等强调对他人权利价值的尊重，但应由客体而归于主体，“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但是平等与自由“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都不是积极的道德。在竞争的社会中，那些因天生残弱或为境遇所迫的人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情、关怀和扶持弱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古人谓之“仁”，“仁”就是博爱，是积极的道德。蔡元培尊重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因此，能在摒弃封建道德的专制性和等级性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道德建设的养分。

(四)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蔡元培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现象世界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它和时间、空间不可分离，受因果律的制约，其存在形式是相对的，隶属于政治的。实体世界超越于经验之外，只可直观感悟，没有时间空间可言，不受因果律的制约，它的存在形式是绝对的，超越政治的。现象世界中的人，由于存在人我差别的意识，追求幸福的意识，而纠缠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在实体世界中，

人们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种种矛盾，泯营求而化人我，能实现意志的完全自由和人性的最大发展，思想和言论也不受某一门之哲学某一宗之教义的束缚。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

(五)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联系。蔡元培认为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象世界中，凡人皆会因生死离合祸福利害等种种境遇而产生爱恶惊惧喜怒悲欢之种种感情，而一旦将这些引入绘画、诗歌、音乐等而成为美的材料，则审美者除得一“浑然之美感”外，不会卷入现实的情感矛盾之中。可见美感已超越利害关系和人我之分界，“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世界观教育即是引导人们具有实体世界的观念，但这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可以实现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美感教育，利用美感这种超越利害关系、人我之分界的特性去破除现象世界的意识，陶冶、净化人的心灵。所以美感教育也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民国元年制定学制时，他就有意识地提高中小学美育的地位，在北大他亲自开设《美学》课，并一直注意推动公共美育设施和专业美术院校的发展。他认为美感教育具有与宗教相同的性质和功用，但可以避免宗教的保守和宗派之见，又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五育”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根据当时流行的德、智、体三育的说法，蔡元培认为上述“五育”中，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

最高境界。学校中每种教学科目虽于“五育”各有侧重，但又同时兼通数育。

三、改革北京大学，实践大学教育思想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

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1．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

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

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

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

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

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四、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

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

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

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蔡元培在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被委以教育要职，对

民国教育的大政方针和宏观布局有重大影响。他的教育思想贯串着对民主、科学、自由、个性的追求，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教育实践中表现出不屈从压力，锐意改革，坚守信念的品质。如果说他民初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制度，反映的是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20年代提倡教育独立是在教育面临深重危机下的一次无奈抗争；那么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包容博大，规模恢宏，影响深远，尤为凸现了他作为杰出教育改革家的远大理想和个性品质，塑造了他在一代学人心目中的精神表率和大学灵魂形象，至今光芒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