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50、60年代山药蛋派作品在表现创作意图上的特点

浅谈50、60年代山药蛋派作品在表现创作意图上的特点

——以山药蛋派作品中的短篇小说为例

中文091 蔡文怡

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被称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的一个胜利，并确立了“赵树理方向”。而山药蛋派有意识的以赵树理为中心，自觉培养形成了相似的风格，努力实现“劝人”功能。他们致力于创作一大批适合于农民阶级群体阅读的文学作品，使他们在阅读中得到一种渴望进步的意识。

首先，从人物的塑造的方面来看，山药蛋派的一部分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上力求作品的现实意义，或是塑造一些先进的正面人物，并以此作为广大农民阶层的榜样，或是塑造一些中间人物，有意识的告诉读者：有些缺点，有些观点需要不断地修饰，不断地改造，在此之后才能让自己有所进步。然而由于作者急于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实现自己作品的“劝人”功能，往往在作品中表现出创作意图过于强烈的特点。

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的有些短篇小说往往是以某一个人物为中心，然后展开描写三到五个故事或者片段，在故事的描述中渐渐使人物的性格成形。这些故事单独拿出来讲述都难免是枯燥的，它往往是农村生活中的一些小片段，然而由于人物性格渲染的需要，作家通常会通过几个特定的故事，强化性格，或使人物的形象变的饱满。

但由于作家过度要求自己的作品在“劝人”功能上的体现，叙述的故事不够精彩，仅仅为了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而减弱了那些故事的可读性，情节失去了曲折的、跌宕起伏的特点，而主要是为了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服务。如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小说主要叙述的是陈秉正老人作为一个劳模，在他身上所具有的无私的、积极劳动、乐于奉献的精神。我们不可否认这篇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成功的，然而在情节上，仿佛处处都看得出作者创作的意图所在，因此故事情节看起来过于单薄、过于“单纯”，这种单纯是指情节的指向性太过明显，各个情节完全指向于老人身上的精神，但这种一味的赞美，一味的烘托，难免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又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他致力于描写一个为了集体而积极劳动、具有无私精神的先进农民形象。小说表现了赵吉成老汉赵大叔对牲畜发自内心的疼爱。同样，在人物的塑造上十分的成功，也十分的典型，然而或许是由于作者太过于表现自己作品的创作意图，他借赵大叔的口直接说出了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话：“党分配我干，我就干”。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又借赵大叔的口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咱们全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都用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该三天做完的事，抓紧点，两天做完，大家齐了心摽住劲感，这座大楼就能早点完工……”。虽然他有意的加入了农民口语化的词语，有意的使这句话偏向于农民的日常语言，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句话与人物生活、人物性格的不符，这不像是一个刚刚加入识字速成班的饲养员老说会说的话。因此，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会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显然，由于当时文学创作的需要，作家总是致力于表现自己作品的“劝人”功能，因此往往借主人公的口，说出了一些不合人物自身特点的话，这都是创作意图太过于明显、太过于直接的表现。

其次，在农村的景象的描写中，常常会不经意地表现出对党的赞美与讨好。如马烽在《三年早知道》中写道：“我不知不觉来到了甄家庄，只见村外新栽了许多柳树，村子包围在柳树丛中，只能从树枝间看见一些房顶屋角。我记得这曾经是一片不能种庄稼的下湿地，没想到四年功夫变成这个样子。”虽然乍一看，这只是对甄家庄的景物描写，然而我们却可以在不经意间体会到作者对党的正确领导，对党领导的成果进行了展示与赞美。而在赞美的同时，又仿佛在告诉广大的农民阶层，只要跟着党走，那些“不能种庄稼的下湿地”都会变成大家伙的房屋与住所。

此外，在一些以情节为主的短篇小说中，山药蛋派作品有着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式

的情节特点，那些积极响应党，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总是有很多的收获或好的结果，而那些有着自利心理的不注重集体而注重个人的“不先进分子”往往走向美好的反面。如西戎的短篇小说《赖大嫂》，赖大嫂是一个有个严重自利思想的女性，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两次在养猪的过程中都放弃了。淳朴、和蔼的立柱妈能够以集体的利益为主要重心，最终养了一头肥肥胖胖的猪，而获得了许多的收益，得到了大家的羡慕与称赞。而《姑娘的秘密》这篇小说里面也有着这样的思想，年轻的姑娘玉花因为她的纯洁善良而得到了心仪的爱人。小伙子李桂生虽然在镇上发了财，然而性情浮飘，做事不老实，爱出风头，爱吹牛撒谎，正是他的喜欢炫耀、他的不诚实，使得他得不到玉花的好感，而社里的一个小伙子王宝山，他改装了社里的解放式水车，提高了抽水效率，超额完成了任务，他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积极分子，热爱工作、热爱劳动，因此便在玉花的心头留下了爱的种子。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着传统遗留下来的“因果报应”的气息，而这个衡量对错与善恶的标准却是是否积极参加劳动，是否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当然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描写契合了农民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故事情节也暗示着人们，不要有自利思想，要积极改变自己的自利观念，要以集体的利益为重，那才会有出路，才会在爱情、生活等方方面面得到好的结果。

由于受到当时创作需要的影响，50、60年代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普遍有着一种“劝人”的意识，这种意识贯穿在他们的创作动机之中，他们的笔端深入到普通农民的家庭之中，或是表现一个个“不进步分子”的改变，或是赞扬积极劳动的劳模的精神，或是用对比的手法描绘着作品中的“因果报应”，或是谱写一曲曲人物的、党的赞歌。阅读当时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动机对作品情节构思的驱力，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者脑海里有一种很明确的意识，那就是赞美那些积极的劳动分子，尝试改变那些并不是十分进步的劳动者，而这一大批的作品就在为了这个创作目标而不断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