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理性问题初探

决策中的理性问题初探

【摘要】决策是组织中最为复杂和最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也是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并非是应然的有序、一致和形成普遍的共识，政策分析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而决策分析总是在理性这一价值理念的支配下进行。因此，研究理性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管理行为》、《决策过程》和《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三本教材为主要依托，分析了西蒙、林德布洛姆和奥斯特罗姆三位大师对于理性问题的研究情况，从而能够对决策中的理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思考。

【关键词】决策；理性

一、决策中的理性

对政策过程进行分析无法回避对理性的认识，人的任何智识行为都需要运用理性，政策分析更是如此。但因对理性看法的迥异而使政策分析表现出很大差异。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包括以后的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来复归人性，反对神性，实现意志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把一切事物与观念都置于理性思维下重新予以审视与评价。这些理性要求超越了一般的理性内涵，综合了人对知识的获取与运用的能力，它突显了人的价值与独特性，甚至置个人于神的地位之上。

但是，人们在推崇理性的同时，并不是对理性毫不怀以戒心。在政治哲学领域，对理性的看法集中在两种对立的理论思想上，一类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背景，以休谟、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进化理性主义，另一类是以笛卡尔、卢梭、孔多塞等人为代表的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对社会的认识基于社会的演进遵循一种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上，文明是经验的积累。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在累积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发展并发挥作用。而建构理性主义，基于每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和个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个人是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构建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在哈耶克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自负”。1理性涉及人类一切认知领域，理性价值及其限度的张力同样反映在决策过程中。毫无疑问，决策过程需要理性，理性能帮助决策者辨别是非优劣，作出合目的性判断与选择。但是，

1[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1: 71.

引发人们思考的是，理性在决策过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下面就来探讨西蒙、林德布洛姆和奥斯特罗姆三位政治经济学家对理性的认识。

二、三位大师对于理性的认识

（一）西蒙对理性的认识

西蒙首先对传统的完全理性做了比较深刻的批判。理性决策模型受传统自由经济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认为个人在作出决策时有着充分完备的理性，能够掌握决策所需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从而能选择最优方案，获得最大利益。西蒙认为，这种绝对而全面的理性决策方法只有在理论上或数学等狭小的范围内存在，而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他看来，信息的不完备性，价值偏好的多样性，决策者能力的有限性，事物关系的易变性等复杂因素，影响人们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出最优选择。人们在决策中所依赖的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其中的有限理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能被视作一个具有不断学习、纠错、适应能力的体系，而不是一个绝对理性的体系。因此，决策的目标不能以“最优”为标准，而应该以“满意”或“次优”为准则。

由此，西蒙提出了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有限理性”思想。概括来说，“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是: 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无法按照充分理性的模式去行为，即人们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无法总是在决策中实现效率最大化。人们试图按照理性去行动，但由于理性本身的有限性，人们只能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行为”。2从这一理论出发，行为心理学等学派引申出两个行为原则，一是满意原则: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不是追求实现“最大化”，而是寻找到“令人满意”的选择为止; 一是经验估计原则: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面临的选择是以概率分布出现的，故常常不是按“理性模式”选择最优化，而是参照以往的经验来估计。

（二）林德布洛姆对理性的认识

林德布洛姆也对全面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批评。他对决策中的科学分析的功用持有很大的怀疑。他认为政策分析本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界说政策问题困难、问题的复杂性、不充分的信息、确立目标或价值观的困难、时间限制以及分析的代价昂贵等等。这里，和西蒙一样，林德布洛姆指出了理性的有限性，政策中还含有分析无法解决的价值因素、效率因素、其它分析不能取代的政治因素等。但是分析并非没有一点用处，分析往往作为说服工具，在政治相互作用中成为官员控制其他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在理性问题上，他承认2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1.

人的理性的不足，并且在批判全面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渐进决策理论模式。

林德布洛姆认为，决策的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稍加修改而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为大变，从一点一滴的变化达到根本性的变革，其实际速度往往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决策过程是比较稳定的，不会造成社会太大的波动，也避免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是不可取的，“欲速则不达”，它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渐进的改革把可能出现的错误限制在能够控制调整的范围内，一方面避免决策层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以及过高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又在心理上安抚了各种利益群体和个人。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说，“政策制定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蚕食’代替了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全盘解决’。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或安于现状者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但他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3这种决策理念在自诩为政治结构功能已非常完备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面对众多需要实现制度结构根本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它的保守求稳的气质显得不合时宜。

（三）奥斯特罗姆对理性的认识

与西蒙和林德布洛姆不同，奥斯特罗姆的探讨重点主要围绕“公共行政范式”以及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来展开。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一书中，奥斯特罗姆首先提出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是官僚导向的，而现在要重新考虑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当前以韦伯提出的官僚制体制在美国的政府活动运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种种问题，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危机。其次，奥斯特罗姆考查了公共行政的传统理论，运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著作来陈述基本的主张，并且回顾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然后奥斯特罗姆主要着眼于官僚制和民主制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对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构想行政安排的不同方法是存在的，并且新的设计可以为当前的一些公共事务问题提供新的补救，那么就可以着手重新设计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最后他主要探讨了美国政府持续的宪政危机，这些危机源于认可威尔逊的理论，即权力越一元化，就会越负责任。从这里奥斯特罗姆又回到了思想挑战，这一挑战把各种思想危机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这些危机，就有必要拓宽我们的研究前沿，认识不同层次的分析，以探求解决问题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从表面上看，奥斯特罗姆并没有对理性发动直接的进攻。但是事实上，他已经为反对完全理性做好了铺垫，因为在我看来，官僚制的本质就是理性。理性化概念出现在韦伯众多的3张金马. 公共政策分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127.

著作中，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世界的祛魅”。韦伯区分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以此对西方世俗理性化进程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作了分析和考察。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最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实质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4 根据形式理性，官僚制的理性类型可能是组织的最理性类型。韦伯明确指出“官僚制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4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僚制扩展，即使法律、政治和工业理性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官僚化是行为理性化在行政管理上的具体表现，它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所有领域。西方理性化的总体趋势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将成为限制人类激情和个人自由的“铁笼”。5

三、三位大师对于理性观点的异同

（一）相同点

三者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也就是对理性全能的反对与批判。

西蒙对理性决策模型的反思，是从它的“经济人”前提假设开始的。他驳斥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人具有“客观理性”或“绝对理性”并且能够使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认为“客观理性”在实际行动中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型。与西蒙持相近观点的林德布洛姆也对全面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由于人的知识能力不足、政治问题、人性弱点、社会价值、决策技术及时间变迁等因素的存在，使得理性决策模式成为不可能，并在批判全面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渐进决策理论模式。奥斯特罗姆则借由批判韦伯的官僚制，进而通过比较官僚制和民主制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对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来对代表官僚制精神中心的完全理性展开批判。

（二）不同点

三者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决策思路的迥然不同。首先，西蒙的决策思路即是组织决策过程理论。他认为，组织中的决策是在严密的信息网络所构通的层级型的决策网中形成的。具体说来，决策的个人或组织首先要确定目标，并根据条件制定计划。按照满意和效率准则，由专门机构通过信息传网络对组织各环节传递上来的决策前提进行协调，对计划进行修正，

4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使计划适合实际情况。最后，权威者对这些决策前提所形成的若干备选方案和措施进行评价和选择，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检查和控制，以保证实现预定目标。可见，西蒙把决策放入了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这个系统的界限乃是组织的范围。

这种动态的分析方法也同样为林德布洛姆所采用，但林德布洛姆分析的是政治决策过程而非单个的企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决策过程。他在《决策过程》中，阐述了人们如何依照准则在政治相互作对中运用说服、权威、威胁交换、党派分析、讨价还价、相互控制和调节的手段达到影响决策过程的和目的。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主体问题上，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党、直接决策者、利益集团、投票人、公民等多个政治主体。各个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的环境下。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制定问题上，他认为，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制定的少数最重要的政策过程中，政策制定权被广泛地分散化，但仍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中。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所制定的政策之外，绝大多数的政策是由官僚所制定，精英阶层对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普通公民阶层也参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但在影响力上处于劣势。林德布洛姆就是这样从整个政治互动过程中分析决策因素，体现了其渐进决策模式的。

西蒙与林德布洛姆都是“以一个‘行动舞台(Arena)’为基础，强调在组织的局限之内的选择和决策过程”，6他们关于行政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试图适合于人类所有类型组织。公共组织自身的特殊性并没有在决策过程的研究体现。而奥斯特罗姆则采用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思路。制度分析强调公共组织内部的选择逻辑，即强调在公共组织的场域或舞台之下，行动者的选择逻辑、互动行为、以及行动结果。与此同时，他们利用了博弈理论的最新成果，对决策这一行动舞台的相关要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参与者、信息、行为边界、权威关系、角色关系、报酬关系等变量对于选择结果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正是利用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公共组织决策的不同问题，强调从单个公共组织的决策问题向多个公共组织的决策问题转变，从操作层次的公共组织决策问题向立宪层次的公共组织决策问题转变，使每一个公共组织的决策更有效率，更具有回应性和更具有适应性。

四、总结

如果我们希望公共组织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福祉，能更好地为民众服务，那么我们必须关注公共组织的决策研究。决策中无法回避对理性的认识，但是仅仅将理性作为假设前提是难以深化和细化组织行为分析的。在西蒙的有限理性思路的基础上，对其实现程度进一步

6梁多，胡宁生：《关于公共组织中政策选择模型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加以划分，并糅合进人类的感性因素，在进行分析研究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努力使人的思维方式与环境结构适配，也许就能够更好地接近事实的真相。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更符合政治生活的现实。在摆脱传统行政学和决策科学的理性化倾向上，这一决策模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理性决策分析的价值，而是从实践的角度，发现了一条被传统行政学家忽视的政策分析和决策的新角度。而与其他研究途径相比，公共组织决策研究的制度分析和公共选择传统似乎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解决我们有关公共组织的规范问题和实证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上述三类决策思想各自的优劣，并深化对决策理性的思考，从而为改善中国公共组织的决策质量，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1: 71.

[2]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1.

[3] 张金马. 公共政策分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127.

[4] 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 梁多，胡宁生：《关于公共组织中政策选择模型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7]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 决策过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8] 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9]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0]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