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的政治革命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改革

正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对政治革命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阐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观。这个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至于革命的方式方法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的范畴。本文主要研究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

革命分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这里要探讨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代替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政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经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1 ］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社会危机，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即发生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发生了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

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恩格斯据此得到的结论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现。”［2］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生存危机是产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因为人们在生存问题上陷入绝境，必将爆发出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单纯的生存危机导致的变革力量甚至暴力运动，不一定都是革命运动，也不一定都发展成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时，更注重发展危机。这种发展危机一方面指一定要向前发展的力量与抵触力量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是指发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终引发出为新因素顺利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后一方面虽然也可以说是前一方面的另样形式，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自身的特点而另居一个方面。生存危机是基本原因，但它只有提升到发展危机的境界之内，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而解决发展危机，一则须由解决生存危机入手，二则须将生存危机所迸发的变革力量纳入社会变革的范畴，才具有更雄厚的力量。因此，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作用而演化为政治危机，是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

我们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地摘引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应首先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有所了解，然后把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在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更注重革命实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经验事实，而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因此其革命理论存在着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我们需要动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

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概述，其中阐述了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新生产力不断发展并遇到阻碍时，革命才有产生的历史根据。所以，在论述革命的发生发展时，生产力的发展与它发展的受阻必须讲全了，才是对经典作家关于革命论述的较全面和较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理解历史和事件的基本线索是：在对革命的根源进行分析时，首先注重经济分析，总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理解和说明历史，认为各种事件本身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对照马克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考察革命时，只进入了第一步，即对阶级的分析，但进入第二步，即对经济因素的透彻考察与研究则远远不够，所以阶级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往往陷入千篇一律的公式般的定性上。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一谈就是双重属性，看不到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上其态度的变化。一谈工人阶级，就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不能很好地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事件中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变化。事实上，每个阶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当其利益关系受到巨大损害时，都有可能改变过去固有的态度，从而采取与过去相反的行动。在我国，一些论者在忽略对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因素的研究中，尤其忽略了对生产力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与革命发生的关联不大。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误解。在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虽然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产生的根本促进作用（亦即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国家，没有他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同等水平的生产力，就不能进行

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一定非要等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5］所以，在分析革命时，不能因为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重要性而将生产力水平绝对化。不是非到某一规定的生产力水平，革命才会发生。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也未必一定引起社会革命，因为随着社会物质的富裕和统治阶级自我认识的提高，其主动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有可能增强；但是真正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新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无可怀疑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指出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在分析具体历史事变时，从来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承认社会事变是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是“合力论”者。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是多种意志相互冲突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的、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在以它为指导分析历史事变时，既要坚持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又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即社会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事变的进程，是社会诸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容易陷入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不是生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用以剪裁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使之变得没有血肉，而是全面掌握有关事变的全部细节，进行研究。否则将看不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2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8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3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5—11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