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同学们好，本次作业由两部分构成：一、研究综述（不少于600字，可分阶段综述，也可根据研究情况分类综述）；二、参考文献（列举不少于20种文献，含著作与论文，需有作者、书名、出版社及出版年，或作者、篇名、期刊名、刊发年份期号）。

以下附录五篇论文word版本及pdf版本，可参考。

目录：

1、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2)

2、大陆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综述 (5)

3、唐代乐工歌妓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10)

4、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 (22)

5、新时期孙悟空形象研究综述 (28)

1、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于振波

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纷纷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并发现汉晋简牍，揭开了近代简牍帛书出土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简帛发现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边塞遗址到墓葬、井窖，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从战国到魏晋，不同时代的简帛陆续被发现；从文书档案到文献、法令，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应，简帛数量也与日俱增。

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内战争，研究始终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进行；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简帛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因此，本文拟对近三十年的简帛研究状况做一概述。不过，有些地方为了叙述方便，还是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简帛的发现与整理

（一）敦煌汉简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其中，二十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现的简牍，以及194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经林梅村和李均明整理，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附有《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汉简出土编号与汉简著录编号一览表》等，但不含原简照片。

七十至八十年代，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敦煌市博物馆等部门又在这一地区的马圈湾、酥油土、花海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汉代简牍。这些简牍，连同斯坦因、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一起，由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成《敦煌汉简释文》（不含图版）一书，于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有图版和释文的《敦煌汉简》上、下册。

（二）悬泉置汉简1990至1992年间，在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之间的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内容多与邮驿有关，展示了汉代邮驿的面貌，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记载。其中100余件麻纸及纸文书向世人证明：纸在中国西汉时期已大量存在，并已用于书写。发现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壁书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出土的帛书信札，共10行，370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这些均是研究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文物》2000年第5期公布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这批简牍正在整理之中。

（三）楼兰、尼雅文书这部分文书均出土于东汉至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的楼兰地区和尼雅河流域，书写材料既有木简，也有残纸，文字既有汉文，也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迷文，是二十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发现的。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遗物，内容非常广泛，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西域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屯戍活动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书法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其中的汉文文书，林梅村先生将各家刊布的文书编号与原报告出土号逐一核对，并在斯坦因文书编号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对原整理者的释文重新校订，并重新编写了《楼兰尼雅遗址概述》，成《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林梅村先生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这是目前收集我国出土的佉卢文资料最全的一部书，书中有佉卢文书的汉语释文和拉丁文转写。

（四）武威汉简1959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藏中出土了医药简牍，基本上是一部方书，保存医方三十多个，包含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提供了重要资料。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整理的《武威汉代医简》。

（五）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与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中采集到10200枚汉简。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其整理情况如下：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

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陈梦家主持整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中华书局，1980年。该书发表了这批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7年）。该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红外线摄像技术，一些原来用肉眼无法辨认的字得以识读，因而校正、补充了释文中的不少错误和遗漏，这对于正确理解和使用简牍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发掘，新获汉代木简2万多枚，绝大部分是木简，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肩水金关的简牍尚未公布。

（六）马王堆帛书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内容包括《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种、《九主图》、《黄帝书》、《刑德》甲乙丙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这批帛书尚未全部公布，主要整理成果如下：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9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

此外，陈鼓应先生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也公布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章的释文。

（七）银雀山汉简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4900多枚竹简，一号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不少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佚书，二号墓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些竹简的出土，为有关古籍的校刊、辑佚和辨伪等工作有重要意义。尤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其整理情况如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年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5年

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八）定县汉简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这批竹书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籍，提供了珍贵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

年

（九）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了1150多枚竹简，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为研究秦国和秦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空乏。其整理情况如下：

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二），《文物》1976年第7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三），《文物》1976年第8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32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十）阜阳汉简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批木简，损坏严重，清理出十多种古籍，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其整理情况如下：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笔》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

【原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1期

2、大陆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综述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37卷第5期】作者：郭超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从庄子及其文本诞生的那一天起，庄学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这与“《庄子》是一个常解常新的文本，建基于否定-超越的本体论、建基于怀疑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哲学视野的开放性、语言方式的暗示性有关”[1]；也与其人文精神慰藉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士的心灵，被一部分人当作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有关。这些特点，注定了庄学研究不可能“一语道尽”，而只可能是“一言难尽”。

一、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庄学研究

庄学在先秦算不上“显学”，但一出现就被人们所关注，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第一个研究庄学者是惠施，他对庄子做过评论，在《庄子》文本就有多处记载：如“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2](《庄子·德充符》)，批评庄子把人看作“无情”的，与其他动物并无区别。魏晋时代儒学的独尊地位被废除，思想文化领域空前解放，出现了庄学研究第一个高潮。“竹林七贤”中多数是庄子的信徒，对庄学研究贡献较大。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都“好老庄”。郭象的《庄子注》，有剽窃向秀注的《庄子注》、《庄子音》为己注之嫌，但成为《庄子》定本和现存最早的注本，对庄学研究的贡献卓越。《庄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是宋明两代。“著作达二百三十多种。这时期虽然还是以注释音义为主，但论说的成分大量增多”[3]，以儒论庄、以理论庄成为这一时

期的突出特点。当时的许多政治、思想、文学家都参与过《庄子》的评论，如宋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二程、朱熹，明代王世贞、李卓吾等人。宋代理学盛行，这一时期对庄学以批评为主；明代也盛行理学，但这时的儒生不再像宋儒那样拘谨，对庄子的批评少了。清代《庄子》研究著作丰硕，以儒注庄和考据成为这时期主要成果。其代表作有王夫之《庄子解》、宣颖《南华真经》、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从清末到建国初期，庄子研究有了新的开拓，由于前代乾嘉朴学之余和西学东渐，这时期的庄学研究较为系统，以校勘注释取得成绩最大。其代表作有马叙伦《庄子义证》、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为现代庄学研究发展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干扰，成绩不大。十年“文革”期间庄学研究更是停滞不前。这一时期，学者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围绕庄子的阶级属性及其庄子评价进行论争。其代表作是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哲学》编辑部编辑的《庄子哲学讨论集》。

二、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研究部分成果

以上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庄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对《庄子》文本的校勘注释、义理阐发、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轮美学热的兴起，“出现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热潮……，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庄子美学热’。”[4]学者们纷纷回到传统文化中去找寻、梳理美学思想，而中国美学史中《庄子》又是必不可少的原典资料，此时，庄子美学思想的研究才真正进入自觉时期，并很快发展起来，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30年里，专著有十余种，中国期刊网收录论文近九百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其它论著或论文涉及庄子美学的更是屡见不鲜。

1.基本理论研究

美学基本理论是美学这门学科得以存在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存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只是这些美学思想是随感式的、分散的和不系统的，在庄子美学理论研究工作中，一些学者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岳麓书社，2004)是大陆第一部美学专著，此书在庄子美学理论研究工作中很值得一提，刘氏对庄子美学的理解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和合乎情理的阐释。刘氏认为“《庄子》一书的美学意义，不是以美和艺术作为对象进行理论总结，而是谈到‘道’的问题时，其对‘道’的体验和境界与艺术的审美体验不谋而合。……《庄子》所蕴含的文艺思想、美学理论，并不是以其理论的正确性取胜，而是以其论述过程中的启发性、暗示性、触及问题的深刻性见长。”[4]刘氏阐释庄子美学理论不是从文学艺术为基点，而是从人生出发，没有过度阐释的倾向。此论公允、切实，为研究庄子美学理论“以人生为基点———从庄子的情感心理逻辑出发”[5]，提供了明晰而宝贵的思路。张利群的《庄子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在建构庄子美学理论体系有突出贡献。张氏分别从审美关系论、审美本质论、审美特征论、审美真实论、审美境界论、审美心态论、审美形象论、审美方式论、审美艺术论、审美创造论和审美架构论方面对庄子美学进行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考察，将彼此分散、孤立、个别的观点和概念统攀起来，从而使庄子美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论文比较突出的有王向峰《庄子的美的形态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对于老庄之“道”与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王氏认为，老庄美学是其哲学理论的延伸，美的形态与道的形态是一致的。道之美体现为本质的无形或“象罔”，外显为自然朴拙，表现出“神妙”的特性，道的美是不美之美。此外还有单小曦、刘建文的文章《庄子美学中的审美活动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颜翔林《知识

批判：庄子的哲学构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等论文也较为值得关注。

2.比较研究

庄子美学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儒家、禅宗美学的比较。其中，与西方美学之间同异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很值得关注。上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较多，主要表现在庄子美学与国外美学思想的比较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肖鹰《庄周美学和柏拉图美学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一文就庄子哲学的主要内容是“齐物论”，即天地万物流变不居，亦彼亦此，万物生于道，又归于道；柏拉图哲学则主张超现实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为世界的真实本原，万物都模仿理念而得，是理念虚幻的影子，即理念论。肖氏认为这两种哲学体系都对各自的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西古代美学在表现与再现、创造与模仿、情感与理性诸矛盾中，各有偏执进行探讨。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两大美学精神统一起来，既分清历史源流，又较好地把握现实的演化；把中西两大美学的统一，同美学与整个世界文化的融合联系起来考虑。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比较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彭富春的《什么是物的意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彭氏指出，庄子和海德格尔都对物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庄子将物的意义确定为自然，即合于道；海德格尔将物的意义规定为世界，即在天地人神四元相互游戏意义上的聚集。以此为基点，庄子和海德格尔对物，一个是道的态度，一个是诗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有一个相似的视点，即让物作为物存在，回到它自身。然而，庄子将物自身理解为物的自然，回到物自身即回到自然；海德格尔则是将物自身理解为世界，让物回到自身即让物回到世界。彭氏认为，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差异在于自然与世界的差异。此外，戴冠青的《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包兆会的《从现象学视域看〈庄子〉的朦胧和晦涩》(《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周占武《庄子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之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也较为值得关注。

3.生态美学思想研究

当下，全球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美学研究者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和著作中挖掘生态智慧和生态观念，庄子生态美学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柱。“与20世纪此起彼落的那些文艺浪潮不同，我们的文艺生态思想研究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植根中国本土的‘绿色作物’，在学理上主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影响。”[6]赵凤远的《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07年4月)从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天道观”、“齐物观”、“重生观”的生态美学思想及其生态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对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做了较为深入、详细、全面的考查，并进行合乎情理的挖掘与阐释。在大陆第一个直接以庄子生态美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立足于“存在论”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方式获得人与自然、生态与人文的统一，架通了中西美学研究的桥梁，为庄子生态美学研究提供现代理论支撑。赵氏认为，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人追求审美的生存所具有的启示：庄子智慧地预言了生态灾难，对于人们生态危机意识的形成具有警示作用；庄子的“齐物观”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生态平等”意识和审美境界；庄子的“重生观”有助于人们从事生态实践活动和审美生存；庄子“天道观”促使人们对大自然保持适度的尊重和敬畏，限制和削弱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妄自尊大的任意征服行为。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刁生富、刁生虎在《老庄生态智慧论》(《求索》200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老庄生态智慧的根本理念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理论原则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并以此为基础上升到美学追求的层面，即以审美而非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实现物我合一、鱼人共乐的天地之美。梁钰之在《〈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中论述了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启示作用，指出了庄子的生态观是不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建立需要对“天人合一”生态观加以超越。

4.审美生存研究

近年来，追求自由、渴望审美地生存、提高人生境界，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追求，也是普通大众的梦想。“‘审美生存’是相对于其他生存方式而言的一种生命状态，是对认知、伦理的审美化，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审美化。”[7]庄子的审美生存理想，种植了中国人自由之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扎根于中国人的性格之中。时晓丽的《庄子审美生存论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一书从“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的探源”、“庄子审美化的世界观”、“庄子审美化的人生观”、“庄子审美生存思想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合乎情理的阐释。时氏抓住了“审美生存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这个中项，从审美生存的角度查找庄子诗意人生和思想融合的基点，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把握庄子诗性思想的特点，用人的自由本质统一庄子的美学思想、科学思想和伦理思想。认为“庄子以美来统一真和善的生存思想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启示”[7]。庄子可以说世界思想史上最早反对异化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反对人的异化，而且反对道德、科技、艺术的异化，对中国实现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是十分有益的。王建疆《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人民出版社，2006)着重从庄子的审美人生境界做了独到的论述，认为，庄子美学的最大特点是人生境界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独特贡献在于将内外审美结合，完成审美从无形、无声到有形有声得到过渡。王氏自称“课题的完成，不仅突破了人生境界的现成理论框架，为老庄美学中长期难解的问题提供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而且也在审美是超越功利的原理上，进一步从审美和感官型审美相对的原理探讨美学史问题，不仅为美学原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而且也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8]此外这类研究值得关注还有李刚的《从〈逍遥游〉看〈庄子〉的游世主义及其现代意义》(《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李氏认为游戏观是理解庄子游世主义的核心线索。从某个角度上说，庄子的游世主义是对当时整个文明异化的反思与批判，是对人的审美生存的呼唤。在今天社会转型的特别时期，它不失为一种心理调节的良方，更是文明发展的解药。

5.美学的个别论题研究

除上述整体宏观的阐述、论说方式之外，众多学者也从细处着手去挖掘《庄子》所蕴藏的一些具体美学论题的价值和意义。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和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等著作中对庄子美学思想的挖掘与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美学范畴，如“大美、自然美和丑”；文艺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论证；艺术创作心理，如“心斋、虚静”；美感论，如“审美心胸论、创造自由论、美丑相对论和象罔精神、物化、坐忘”；审美传达与境界，如“得意忘言、言不尽意、以物观物”等有价值的美学论题。其专题论文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戴冠青《庄子和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泉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是大陆第一篇专门比较庄子与海德格尔的论文”[4]。戴氏从本体论、艺术的产生之因———“虚无”及审美创造中的主体表现等方面汇通了二者，进而揭示了西方现代美学向中国美学的逆

转。周波《论庄子的“大美”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对“大美”的陈述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周氏认为“大美”是庄子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美学范畴，其内涵包括淡然无极、寂寞无为的自然美品格，朴素、本真、天全的真美形态，汪洋恣肆的壮美境界。

三、庄子美学研究反思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突破了之前其哲学思维是辩证法还是诡辩论，认识论是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障碍，朝着系统化、自由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美学热的升温，学者们纷纷挖掘庄子美学思想，急切地要从庄子那里找出中国美学的体系，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对庄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真实性质的歪曲。从施东昌《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部分章节论述庄子美学思想始，后经李泽厚、叶朗、敏泽、张利群、陈望衡等人用美学范畴分析庄子美学思想和辨析美学论题，并不合适；论述庄子文艺社会功能和艺术创作心理似乎也不妥当。这是因为先秦思想和文学史上，对美学批评、乃至文学人们仅有素朴意识，还没有上升到美的范畴，《庄子》一书不是以美和艺术作为对象进行理论总结，而是谈到“道”的问题时，其对“道”的体验和境界与艺术的审美体验不谋而合。“学人们确定《庄子》美学这个研究对象时却往往照搬西方或今人眼光中的美学概念，而没有从《庄子》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思考《庄子》美学的特殊性”[5]，庄子不是以文学艺术为对象谈论美学，实质上是以人生为基点谈论美学的。当代学者津津乐道谈论庄子的美学范畴、文艺的社会功能等等，事实上违背了《庄子》文本及其语境。

庄子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庄子审美心理研究、《庄子》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美学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只有仲红卫、孙新《论庄子的审美心理机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李小成《庄子的开放性心态对审美心理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姚丹《论庄子“虚静”说的审美心理意义》(《文化研究》2008年5月上旬刊)等少数几篇。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改革深入进行、西方强势文化不断渗入、中国人的个性发展日益强烈、审美生存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类出现了信仰危机和心理问题。审美心理学越来越居于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然而，审美心理学却在庄子美学中缺席了。

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生态美学思想研究、审美生存研究，除了在个别论题与视角值得关注外，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庄子美学的比较研究，用当代西方哲学、美学作为参照物，时代性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提出，使庄子哲学美学的现代性价值的显现，取得一定成果。总体看来研究方法、方向、基本概念等方面保持着稳步状态，延续着传统思路，没有取得巨大突破。当下庄子美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庄子美学现代意义、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及其与西方哲学、美学的会通上；同时，要谨慎地开辟新领域和运用新方法，庄子美学才可能超越前人，创造新的高峰。

庄子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庄子审美心理研究、《庄子》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美学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只有仲红卫、孙新《论庄子的审美心理机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李小成《庄子的开放性心态对审美心理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姚丹《论庄子“虚静”说的审美心理意义》(《文化研究》2008年5月上旬刊)等少数几篇。21世纪的今

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改革深入进行、西方强势文化不断渗入、中国人的个性发展日益强烈、审美生存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类出现了信仰危机和心理问题。审美心理学越来越居于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然而，审美心理学却在庄子美学中缺席了。

近三十年来庄子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生态美学思想研究、审美生存研究，除了在个别论题与视角值得关注外，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庄子美学的比较研究，用当代西方哲学、美学作为参照物，时代性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提出，使庄子哲学美学的现代性价值的显现，取得一定成果。总体看来研究方法、方向、基本概念等方面保持着稳步状态，延续着传统思路，没有取得巨大突破。当下庄子美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庄子美学现代意义、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及其与西方哲学、美学的会通上；同时，要谨慎地开辟新领域和运用新方法，庄子美学才可能超越前人，创造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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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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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皓.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3.

[7]时晓丽.庄子审美生存论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9.

[8]王建疆.淡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3.

[作者简介]郭超(1984-)，男，安徽临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学。(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3、唐代乐工歌妓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王立增

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涌现出了大量的乐工歌妓。他们在当时活跃于社会上的各个文化空间，负载着多种历史信息，因而20世纪以来受到音乐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学科的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进行简要梳理，并着重考察乐工歌妓对唐诗发展的影响，希望能为该课题的深入和拓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对唐代乐工歌妓的考察

有关唐代乐工歌妓的原始资料散见于当时的史书杂传及诗文作品，其中以《教坊记》、《乐府杂录》、《北里志》所录最详。唐代以后，虽然在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话词话中对部分乐工歌妓偶有提及，但大多是复述史料，谈不上研究。真正对其进行系统考察是20世纪以来的事。

笔者所见较早的论文是王桐龄的《唐宋时代妓女考》。此文主要取材于唐宋诸集，罗列出有关唐宋家妓、官妓、宫妓的诸多事例。[1]稍后，王书奴著《中国娼妓史》[2]一书，在第五章“官妓鼎盛时代”中列出七节来论述唐代的娼妓。[3]作者不仅搜集了大量材料，而且以独到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论及唐代歌妓的主要方面，开创之功甚丰。随后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也对唐代歌妓有所论述。[4]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著《唐

代音乐史的研究》[5]一书，其中对太常寺乐工、教坊和梨园中的乐人、北里娼妓都进行了细致考察。另一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所著《增订长安の春》一书则偏向于对长安乐妓的考证。[6]以上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专门性研究论著如宋德熹的《唐代的妓女》，[7]廖美云的《唐伎研究》，[8]郑志敏的《细说唐妓》，[9]毛水清的《唐代乐人考述》，[10]修君、鉴今的《中国乐妓史》[11]等。一些研究唐代妇女的著作如高世瑜《唐代妇女》、[12]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13]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14]等及研究娼妓的著作如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15]严明《中国名妓艺术史》，[16]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17]徐君、杨海《妓女史》，[18]萧国亮《中国娼妓史》，[19]万绳楠《中国娼妓漫话》[20]等也对唐代歌妓有所论述。在一些音乐史著作、唐诗研究著作中亦常常会论及唐代的乐人。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单篇论文。

大致来看，研究较多的领域主要是：

1．乐工歌妓的具体考证

唐代乐工歌妓数量很大，但留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不多。刘再生《唐代的“音声人”》一文中曾说：“流传至今有姓名可查的唐代音声人不下二百余，其中多是歌者和乐手。”[21]虽然相关的记载十分零散，研究者们还是爬梳搜罗，进行了一些具体考证。

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九章中专列“著名燕乐艺人及其创造和贡献”一节，列出了将近百人的名单，并对许和子、任智方四女、康昆仑、何满子等人进行了简要介绍。

[22]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列出盛唐之男女工伎名录44人。[23]其《唐声诗》上编第十一章“纪事”部分列“歌者四十六人”。[24]朱易安《唐诗与音乐》、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等都专列章节介绍唐代的歌唱家。[25]李尤白的《梨园考论》对梨园弟子进行了考察。[26]严明《中国名妓艺术史》后附“历代名妓小传”中列出隋唐五代歌妓39人，并有简略介绍。

[27]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第一章第五节“唐宋歌妓事略”中考察唐代歌妓15人。[28]李昌集《唐代宫廷乐人考略》一文专考“太常寺”、“教坊”、“梨园”等机构的乐人，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出处。[29]左汉林的博士论文《唐代乐府制度研究》对唐代太常、教坊、梨园的乐工都有考论。[30]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一书中考察中唐时期的乐工歌妓40多人。[31]曾玲玲《唐代凉州胡人乐伎试探》一文考察了凉州胡人乐伎安万善、胡腾儿、米嘉荣等。[32]毕海燕的《唐代“歌者”考》、[33]谷杰的《唐代歌者》[34]等论文也对唐代的歌唱家有所论述。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水清所著《唐代乐人考述》一书全面考察唐代乐人，其中对130余位乐人（包括文人音乐家）逐一考证，详细介绍他们的生平、交往、主要事迹和擅长技艺等，材料丰富，参考价值颇高。

对于单个乐人的研究，以李龟年、薛涛、鱼玄机为多。研究李龟年的论文有金建民的《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李龟年》、[35]沈端民的《唐代著名乐师李龟年》、[36]马晓声的《盛唐乐人李龟年》[37]等，大都以勾勒李龟年的生平、交往及艺术成就为主。研究薛涛、鱼玄机的文章很多，张宏生、张雁所编《古代女诗人研究》一书中附《20世纪古代女诗人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有列举，[38]可参看。

2．歌妓的分类研究

在研究唐妓或娼妓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对当时的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巿井妓女、女冠等有所论及，大多采用列举事例的方式，描述其来源、特点、待遇、结局等，或详或略，不一而足。差异之处有三点：（1）称名不一致。如修君、鉴今的《中国乐妓史》中所说的“私妓”指“家妓”，而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所说的“私妓”则指“散倡”；

[39]（2）官妓与营妓是否合并。分开论述者认为二者服务对象不同（一为官府，一为军营），合并论述者认为“这二种娼妓皆备于唐代文武官吏节会筵宴之需，看不出有清楚截然划分的界限”[40]；（3）《北里志》所述平康妓女算官妓还是巿井妓女。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中

视作为官妓。高世瑜《唐代的官妓》一文中将都城长安的妓女与其他地方州府的官妓进行比较后说，地方官妓由地方长官全权支配，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而长安妓女不属官府垄断，反映出唐代官妓向自由职业娼妓的逐步转化。[41]宋德熹《唐代的妓女》中认为：“像北里（平康坊）这种有组织之妓馆的形成，在娼妓史上便代表一个新里程碑，意味着近代式商业化妓女的开始。”[42]郑志敏《戏说唐妓》、巴冰冰《从〈北里志〉看唐代的市井妓业》[43]等都认为《北里志》所录妓女就是巿井妓女。封野《唐代市井艺妓兴盛的社会原因》一文则探讨了巿井妓女在唐代兴盛的原因。[44]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了各类乐妓之间的相互转化。宋德熹说：“宫妓、家妓和官妓之间，尚有互相流通的现象。”[45]廖美云说：“唐代各类型娼妓之角色身份并非一成不变。例如：民籍妓入乐营就成为官妓营妓；若被财富权势者拥有则为家妓，而色艺俱佳者被朝廷选入教坊成为宫妓，但是宫妓因天子将之赐兴臣僚、裁汰冗员、年老色衰放还出宫，或乱世流离等因素，仍有可能再度成为家妓、民妓或女冠。”[46]这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3．乐工歌妓的地位

乐工歌妓的地位备受关注。王桐龄在《唐宋时代妓女考》中说家妓的身份“介于婢与妾之间，兼带伶人的性质”。岸边成雄等人认为宫妓属官贱人。[4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廖辅叙《中国古代音乐简史》[48]中认为，“乐工的地位是卑贱的”，“他们实际上是痛苦的”。关书敏的《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一文认为教坊中妇女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着鲜明的高低贵贱之分，到了唐代后期，教坊妇女的生活更加无着落。[49]苏者聪《论唐代妓女的才华、情操、命运》一文认为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命运凄惨，结局悲哀，并剖析了文士有真情却不愿娶妓女为妻的原因。[50]此外，李珍珍的《由许和子看唐代宫廷女歌伎的存在状况》，[51]罗俊峰、张玉珂的《浅论唐代女性乐人的地位与命运》[52]等论文都对妓女的“卑贱”地位有所论述。

相较而言，戴显群的《唐五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的问题》和刘进宝的《唐五代“音声人”论略》两篇文章中的分析较为细致和理性。前文首先从唐律的角度分析了优伶的贱民身份，尤其是“当色为婚”使优伶易形成世袭的职业和内群婚配，接下来指出了唐五代也有一些乐人被统治阶级宠爱而获高官厚禄。[53]后文认为唐五代的音声人在政治地位上低于良人，与杂户、官户既相似又不同，而经济地位可能与百姓略同。唐后期五代，音声人的地位已有所提高。当他们上番执役时，由官府提供衣粮。但他们也占有部分土地，以供其下番时生活。[54]也就是说，唐代乐工歌妓的境遇事实上比前代已有较大改善。

4．乐工歌妓对音乐艺术的贡献

乐工歌妓对唐代音乐的繁荣功不可没。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白明达、何满子、段善本等人的作曲情况有过介绍。郑祖襄《唐代乐工“翻曲”考》一文对乐工“翻曲”进行了分析，认为“翻曲的基本词意是指演奏或演唱，即依谱奏（唱）出音乐来”，但“包含了相当多的即兴创造的成分”。[55]阴法鲁《唐代乐人对待外来音乐的态度》一文中把当时乐人借鉴外来音乐的方式分为吸收、融合、改编三种。[56]张雪敏《谈唐朝歌伎对民族声乐的贡献》一文认为唐代歌伎以炉火纯青的歌唱造诣，为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7]

唐代的乐工歌妓具有较高的演唱水平，有些研究者已指出了他们在用气发声、字正腔圆、以情感人等方面的成就，如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将其归纳为“声”、“语言”、“情”三点，谓“她们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声情并茂’”。[58]任半塘先生还提出“精唱”与“粗唱”的说法，精唱是讲及字之四声，粗唱是仅分平仄，不严四声、阴阳。[59]唐代乐工歌妓的演唱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演唱某一首曲调。研究者对此亦多有论述。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上编中说：“工伎之奏弄歌啭尤擅长者，乃有某一曲，或某数曲，特别流行，超诸一般之上。”[60]上编第十一章纪事中列“歌者四十六人”，述及每个歌者所唱之曲调。

在下编“格调”中，于每一调名下列举出原始资料，并予以说明，如《子夜四时歌》下云：“初唐曹娘、中唐刘安皆擅歌之。”[61]《想夫怜》下云：“大和中，有妓名多美者，善歌此。”

[62]《水调》下云：“蜀妓灼灼亦善歌此。”[63]此外，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64]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65]杨军、李正春的《唐诗在当时的传播》，[66]管林的《中国民族声乐史》，[67]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68]李剑亮的《唐宋词与歌妓制度》，[69]徐君、杨梅的《妓女史》，[70]廖美云的《唐伎研究》，[71]毛水清的《唐代乐人考述》[72]等都有相关的论述，有的只是举出几个例证，有的则详列材料，论述较细。[73]

二、唐代乐工歌妓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代乐工歌妓对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颇受人们的关注。在上一部分所提到的那些著作中，有些已论及乐工歌妓的诗歌创作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另外，胡适的《白话文学史》、[74]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75]中也谈到了乐工歌妓对诗词发展的影响。任半塘《唐声诗》、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76]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77]等论著虽然主要阐述唐代的歌辞，其中也有相关的论述。近三十年以来，还出现了一些论文，对此问题亦有探讨。在上述论著中，涉及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乐工歌妓与文人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论述颇多。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宋德熹《唐代的妓女》、张福勋《关于诗人与倡伎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78]孙菊园《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79]章继光《唐代地方妓伶与诗歌》、[80]廖美云《唐伎研究》、郑志敏《细说唐妓》、刘洁《浅论唐诗中的倡伎》、[81]杨小敏《从唐人的士妓诗看唐代士子和妓女的关系》、[82]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等论文或著作中都进行过探讨，主要谈及进士挟妓游宴、文人平康风流、官吏狎娼、互生情愫等内容。笔者以为，这些都是乐工歌妓与文人交往的具体环境和途径，如果就其对唐诗的影响而论，最基本的关系依然是作诗与唱诗，这对于双方的生存而言，无疑是最为实惠的。

有些研究者则指出了唐代文人与乐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王师昆吾认为：“盛唐文人通过‘使幕’或‘举场’同妓女接触，在中、晚唐就有了广泛的规模和极自由的方式。”[83]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唐以前多观妓诗，诗人一般处在节会筵宴的场合，取旁观的角度欣赏妓女的歌乐舞蹈，情绪较为平淡，遣词炼句也以直观的描述为主。”[84]到了中唐，“仅从诗题来看，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送妓’、‘赠妓’、‘别妓’、‘怀妓’、‘伤妓’、‘悼妓’的名目，如果不是经历过较为深挚的情感交流，恐怕是不会选择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动词的”。[85]郑志敏《细说唐妓》中也对初盛唐、中唐、晚唐时期文人与妓女交往的不同特点进行了论述。吴相洲认为：“在盛唐，诗人和歌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而进入中唐以来，诗人与演艺界的关系一下变得密切了。”[86]柏红秀、黄静《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一文认为唐代诗人广泛关注乐人是在中唐，而不是在盛唐。[87]

具体考察某个文人与乐人之间的交往，以“王维与李龟年”、“白居易与歌妓”、“薛涛与文人”为多。金建民《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李龟年》、[88]余开基的《音乐文化趣谈·唐诗乐境》、[89]许延风《名曲的创造者·王维和〈阳关三叠〉》、[90]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91]刘明澜的《中国古代诗词音乐》、[92]毛水清的《唐代乐人考述》[93]等都对王维与李龟年的交往与合作有所描述。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列举了白居易交往的妓女（包括身边的家妓、官妓或他人家妓等）。[94]柏红秀《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一文考证出与白居易有过交往的乐人共45位。[95]关于薛涛与文人之

间的交往，沈惠英考证出与薛涛交往的文人共24位，[96]而论述薛涛与元稹关系者最多，代表性的论文如邓剑鸣、李华飞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97]刘知新的《关于元稹、薛涛的关系问题》、[98]苏者聪的《论元稹与薛涛》、[99]吴伟斌的《也谈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100]郑枚梅的《试论元稹与薛涛的关系》[101]等。

2．乐工歌妓的诗歌创作

乐工歌妓的诗歌创作在唐诗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全唐诗》中妓女的作品有21人的136首诗。[102]在古代的一些诗话、诗选如张为的《诗人主客图》、钟惺的《名媛诗归》中，对诗歌创作成就较高的歌妓已有评论。20世纪以来，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03]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04]中都论及唐代部分歌妓的诗歌创作。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105]苏者聪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106]沈惠英的《唐代青楼诗人及其作品研究》[107]等著作中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唐代部分女性乐人的诗歌。另外，权应相《唐代歌妓与文人交感及诗风变迁》、[108]王定璋《松花笺与洪度诗——论唐代娼妓的诗歌》、[109]周丽玲《唐代女诗人及其女性诗歌创作》、[110]刘宁《试析唐代娼妓诗与女冠诗的差异》[111]等论文中亦有论述。

3．乐工歌妓对诗歌的传播

乐工歌妓对唐诗发展的突出贡献是传播诗歌。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修君、鉴今《中国乐妓史》，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武复兴《唐诗与音乐》，[112]陶涛《唐代诗歌的传播与音乐的关系》[113]等都有论述。在一些研究唐诗传播中的论文中，也常常会把乐人演唱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进行论述，如范之麟的《唐代诗歌的流传》，[114]杨军、李正春的《唐诗在当时的传播》，[115]魏均、林月琴的《唐诗的传播方式》，[116]胡振龙的《唐代的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特点》，[117]童岳敏、罗时进的《唐诗的传播媒介及其范式》，[118]陈岳芬的《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119]柯卓英的《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120]等。以上这些著作或论文中的论述大多较为简略。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一书引用材料十分广泛，体系完整，对唐代声诗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121]二书分别对曲子辞的传唱及酒宴活动中的饮妓艺术进行了论述。吴相洲的《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一书则从传唱的角度探讨其对唐诗创作的种种影响。

一般认为，唐代诗乐相配的方式是“选诗入乐”，这就涉及乐工歌妓在其间的作用。从现存资料来看，当时演唱的歌辞多是从文人原诗中截取而成。任半塘《唐声诗》针对这一现象说：“此种或割或续之事，疑多出于当时乐工歌伎之手，但求一时谐声了事，不计其余，遂滋舛耳。”[122]他还在上编第十二章“平议”中说，乐工选用诗人杂诗，不过是“以实曲谱而已，其选用也，在文艺方面并无所用心”，又谓：“乐工歌不歌，与诗之工拙无关。”[123]笔者以为，如果说在汉魏乐府诗中乐工随意拼合选取的话，[124]到了唐代，情况有所变化，当时许多乐工歌妓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选诗入唱时多会选取名作佳构或是名人之作，即使从原诗中截取时已较少随意性，往往能选出最佳部分。莫砺锋在《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一文中就唐代歌者截取李峤《汾阴行》之末四句与高适《器单父梁九少府》之首四句进行演唱的现象说，“他们所唱的四句恰恰是原诗中最为警策的部分”。[125]此外，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中认为：“歌者截取的往往是律诗或古诗中律句”，“如果某一首诗在整个体式上不合近体，那么就割取其中符合近体的部分来歌唱。”[126]吴先生还就《唐会要》卷二十二所载太常寺选取《龙池篇》乐章一事说，当时选诗入乐的标准是“合音律”，“结果所选十首均为七律，可以看出，近体的形式是最合音律的”。[127]廖美云还对各类妓女选唱诗歌的题材做了分析，认为宫妓所唱“范围十分广阔”，而官妓、营妓、家妓或民间职娼所唱多为送别诗、怨情诗、边塞诗。[128]

4．乐工歌妓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大致来说，目前关注较多的有三点。（1）刺激了文人的创作。乐工歌妓与文人的交往“触发了文人士子们的创作激情”，使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诗篇。[129]赵晓岚《唐宋诗词与乐伎》一文认为，乐伎刺激文人的创作，一是应皇室之命、应乐工有求而作，二是文人在宴会上与乐伎接触，有感而作，在题材上表现为赏美姿、赞技艺、传心曲、悯身世、寄感叹。[130]（2）传唱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吴相洲《唐诗创作与诗歌传唱关系研究》认为，初唐人探索近体声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歌诗传唱的需要，而盛唐诗的繁荣、元白新乐府创作、晚唐“才子词人”的创作都与传唱有关。另外，刘岳强的《唐歌伎与歌诗创作》、[131]李秀华的《试论唐代歌伎与歌诗发展的关系》、[132]许颖的《唐妓与晚唐诗歌创作》[133]等都有一些相关论述。刘水云、李慧的《论宋代之前家伎的歌诗活动及其影响》则重点论述家妓对诗歌的影响。[134]

（3）乐人在词体形成中的作用。宋人论词的形成时曾提出“泛声说”、“和声说”，虽未明言乐人的作用，但很显然，把齐言诗变为长短句的实现者是乐人。因而后来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135]龙沐勋《词体之演进》中说：“长短句未兴之前，无论何人所作诗，或古体歌行，或近体律绝，无不可入曲者，特其配合之权，操之乐工耳。……绝句以四句为度，以之入曲，必不能恰应节奏。于是乐工之流，不得不谋救济之方。其法有二：一为利用泛声，化一定之词句参差错落；一为重叠歌唱，使有低回往复、悠扬不尽之音。”[136]任半塘先生不同意此种看法，在《唐声诗》上编中列“乐工权能有限度”，认为对乐工的作用“显觉夸大”。[137]王昆吾先生认为：“民间歌妓的演唱，决定了曲子辞的基本风格和体制”；“中唐以后文人曲子辞的创作高潮，正是由于妓女性质的变化、妓女同文人的广泛接触而兴起的。”[138]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一书第六章详细论述了歌妓在词乐结合中的中介作用。杨雨《略论歌妓文化与词的兴起与传播》一文亦有相关的论述。[139]

三、关于此项研究的拓展

通过梳理前人的成果，可以发现此项研究已积累了厚实的材料基础，并形成了一定的格局。比如，论唐妓大多分为宫妓、官妓、家妓、巿井歌妓几类，论文人与歌妓之间的关系多以进士游宴为重心（如“曲江宴”、“风流薮泽”、郑愚等人“颠饮”），论传唱多举王维、李益、李贺、元稹、白居易等人为例，而玄宗夜听李峤《汾阴行》、李白应诏撰《清平调》、高适等人旗亭赌唱、刘采春选唱《望夫歌》、周德华唱《杨柳枝》、刘禹锡仿民间《竹枝词》、《阳关三叠》之流传……也是经常被引用的事例。（当然，历史事实或许原本如此，我们的研究只不过是忠于历史罢了）如果要使该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应该如何拓展？笔者学养浅薄，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1．材料需深究

对一些常见材料应该仔细品读，深究其中的含义。与王维相关的音乐资料较多，也经常被人们引用，这里予以分析。比如，《旧唐书·王维传》和《新唐书·王维传》中都出现过唐代宗对王缙说的一句话：“朕尝于诸王座上闻维乐章。”此处“乐章”应作何解释？皮述民说：“有人认为是‘作曲’，有人认为是‘诗歌’。我想多数人或会同意，应指听到王维的诗被唱出，故应解为合乐之诗章。至于其中有否王维自谱之曲，个人倾向王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140] “乐章”一词在徐景安《新纂乐书》中解云：“声诗也，章明其情而诗言其志。”[141]《旧唐书·音乐志》中把仪式歌辞多称作“乐章”，如《明堂乐章》、《五郊乐章》等。那么，唐代宗于诸王座上所听到的当是王维写给朝廷的各种声诗。

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载：“开元中，李龟年制《胡渭州》曲云：‘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春。风吹入帘里，唯有惹衣香。’王维笑其不工，自是龟年制曲，必请维为之。”此条材料不见于明前。所涉问题有三处：（1）《胡渭州》曲是不是李龟年所制？宋代李

上交《近事会元》卷四引《乐谱录》明确说此曲乃“唐明皇天宝中，西凉节度使盖嘉运进”，故很多研究者认为李龟年仅是加以修整。那么，《辞海》“李龟年”条说“曾作《渭州曲》”[142]是不严谨的。（2）所录歌辞“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春。风吹入帘里，唯有惹衣香”到底是何人之作？此辞在《乐府诗集》卷八十无作者名，《全唐诗》卷五一一录于张祜名下。宋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二收录此诗，题目作《甘州》，作者为崔国辅。尹占华《张祜诗集校注》云：“李龟年当是制曲者，非作词也。然其词既为李龟年所唱，则其非张祜作明矣。……当是无名氏的作品。”[143]笔者以为，《全唐诗》中不存李龟年的诗作，况且如此含蓄工丽的诗歌恐非乐人所能创作，倒是崔国辅诗歌中与此辞题旨风格类似者颇多，故很可能是崔国辅的作品。（3）王维帮李龟年“制曲”还是“制词”？笔者以为，应是帮其制曲，因为李龟年是乐工，其主要职责在于配曲唱歌，他曾制《荔枝香》。而王维又“性闲音律”，担任大乐丞之职，所以帮李龟年修订乐曲合乎情理。余亦文《乐海漫游》中说：“王维中举之后，担任掌管音乐的大乐丞，当时朝中著名乐师李龟年也为之折服，龟年每创作一曲都喜欢听取王维的意见。正如《山堂肆考》一书所载：‘龟年制曲，必请维为之。’”[144] 还有些材料未必可信。如人们津津乐道的王维“按乐图”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七中提出质疑。[145]《集异记》载岐王引荐王维在公主家奏乐以干进之事，陈铁民先生认为“事有可疑”。[146]虽然这些怀疑还没有被大家认同，但因出自笔记杂传，演绎和夸张的成分较多，采用时应予以深究。

2．问题要细化

在研究过程中，如果能把问题进一步细化，才可能导引出一些新思路。如文人与乐人的交往，可以从各类不同身份的乐人入手进行考察。那些宫妓被禁闭宫中，自然“文人士子没有太多的机会与她们接触”，[147]但宫妓的表演有时也面向社会大众，如“旗亭赌唱”的故事中，王昌龄等人所见的就是“梨园伶官”；《教坊记》中载张少娘、庞三娘等曾出外表演；《乐府杂录》中载许永新在广场上演唱，“观者数千万众”。文人与官妓之间的交往既合法又体面，因而“在与文人发生瓜葛的妓女中，官妓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48]但问题在于官小职卑或未做官的文人无法与官妓交往。家妓因活动环境特殊，主要为主人服务，故接触面有限，也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家妓，像孟郊、张籍等人恐怕因家贫难以养妓。巿井歌妓虽然为全社会服务，但据《北里志序》中的记载，在朝官员招妓饮宴，须要“行牒”方可，只有那些无官无职者才可以自由出入。还应考虑的是，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文人，是否有勇气经常流连于青楼妓馆，像温飞卿、柳永那样不怕声名之累者又有几人？总之，唐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难以说是达到了普遍又自由的地步。

如前文所述，研究者已注意到了各类妓女的身份转化，但这种转化对诗歌的传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排比每个乐工歌妓的经历，会发现他们大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路线，即“民间─宫廷─民间”。从民间进入宫廷，会把一些民间歌曲带入宫廷，而从宫廷流落民间，又把宫廷歌曲传至民间。在这个过程中，乐工歌妓充当了诗歌在社会上下层传播的使者。同时，乐工歌妓的流动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柳宗元笔下的马淑曾跟随李幼清漂泊到永州，“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149]刘禹锡在《泰娘歌》序言中说泰娘从江南到京城，后来又流落到武陵……这些歌妓的迁移，使诗歌像长了趐膀一样，在全国各地流传，尤其是在当时诗人的作品还未结集的情况下，其传播意义尤为突出。

3．视野求开阔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因受传统考据学的影响，往往只重视材料，忽视理论的建构和视域的开拓。事实上，有许多角度可做深入剖析。

比如，可以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去探讨唐代诗歌传唱风气的浓厚。唐代设立的教坊，其本质功能是习乐教歌，有似今日之艺术学院，当时有许多出身下层的女性进入教坊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歌舞，以便日后维持生计。即使是社会上层之妇女子弟，爱好歌舞、学习歌舞者亦

很常见，如《云溪友议》中说，善唱《杨柳枝》的周德华“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豪门女弟子”争先恐后地跟随一个歌妓去学习，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歌妓似乎并不是传统认为的卑贱者，二是当时歌舞之风盛行。高世瑜在《唐代妇女》一书中说：“不仅娼优女子要学习歌舞技艺，官宦人家及一些巿民家庭的女子也普遍学习音乐丝竹。……学音声，弄丝竹也成为妇女闺中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150]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唐代歌舞之盛。

如果从歌妓文化的角度挖掘，可以发现名角在诗歌传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安史乱前，名角如许永新、张红红多在宫廷。她们具有高超的技艺，引领着全国的歌诗风尚。颇有趣的是，念奴虽然为唐玄宗所喜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但念奴并没有入乐籍，元稹《连昌宫词》一诗注云：“玄宗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151]这意味着什么？名角是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唐玄宗此举乃是有意促成其名角地位，并使名角也能为全民服务。安史乱后，教坊日衰，名角则在民间。从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文人也有机会欣赏到名角的表演，这表明先前那种由宫廷掌握优秀传唱资源的格局已发生了变化，预示着诗歌传唱开始进入了大众化传播的阶段。

唐代为何有些诗人（如王维、李益、李贺、元稹、白居易等）的诗广为传唱，而另外一些人的诗（尤其是杜甫）传唱较少？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中亦提出这样的问题：“尤其王维之作，或增或减，被借用者特多，究竟原因何在，说明何种事实，一时尚无可寻迹，在唐歌辞内，应作专题研究。”[152]一般的解释是王维、李贺、白居易等人与乐工歌妓的关系密切，故入乐演唱者多。此论诚然。但似乎还可以找出别的原因，如王维做过太乐丞，李贺做过协律郎，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的诗作付诸演唱。而元白诗歌的广为传唱，不仅与他们自身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有关，还与当时饮宴成风的社会需求有关。由此再扩展开来，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文人创作的诗歌通过何种渠道流入乐工歌妓手中（《蔡宽夫诗话》用“窃取”一词，恐不妥）？乐工歌妓选诗入唱时是否受到非艺术因素的干扰？一首歌词的流传时限有多长？这些的确需要仔细去考察。

尽管此项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真正的唐代音乐已随着历史的风尘飘然而去，即使留存下来的一些乐谱，也因过于简略在翻译过程中困难重重，这就使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刨根问底的时候难以指实。笔者有时还感得困惑的是，仅凭数条“典型”材料（甚至有些还常被人质疑），我们会不会把某些“不寻常”的个别事例放大为历史的普遍特征。任半塘先生几经搜罗，发现“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中确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者约二千首”，[153]不可否认，有些在唐代确实歌唱过的诗可能散佚或未被搜集，但比起现存五万首的唐诗来说，所占比例并不高，那么我们常常说绝句的繁荣是因传唱而起，是不是符合事实？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注释：

[1]载《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发行，第21-31页。

[2]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3]唐代的娼妓主要是指歌妓，王书奴先生自己说唐妓以“诙谐言谈”、“音律”为主，“以色为副品”。

[4]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日文版上下卷分别于1960、1961年出版，后有梁在平等人所译的中文版，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

[6]参依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7]此文原载台大史研所《史原》第10期，1980年。后收入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湾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21页。

[8]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

[9]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10]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1]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3年修订后第2版。

[12]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中华书局2005年版。

[15]此书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有修订版《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16]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17]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18]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9]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20]黄山书社1996年版。

[21]载《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第13页。

[2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此书于1964年出版上、中册），第239-246页。

[23]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3-187页。

[24]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543页。

[25]见朱易安《唐诗与音乐》，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6页；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65-280页。

[2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严明《中国名妓艺术史》，第292-303页。

[28]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4页。

[29]载《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3期，第1-17页。

[30]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31]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9页。

[32] 载《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第94-100页。

[33]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2期，第33-34页。

[34]载《戏剧之家》2003年第3期，第19-21页。

[35]载《音乐爱好者》，1991年第3期，第29-31页。

[36]载《湘潭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129-131页。

[37]载《历史教学》1998年第4期，第54-55页。

[38]张宏生、张雁《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547页。

[3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44页。

[40]廖美云《唐伎研究》，第129页。

[41]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第25-30页。

[42]见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湾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43]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4]载《安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73-76页。

[45]见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湾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46]廖美云《唐伎研究》，第129页。

[47]参宋德熹《唐代的妓女》，第87页。

[48]廖辅叙《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第71页。

[49]载《西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87-89页。

[50]载《唐都学刊》1992年第2期，第33-39，15页。

[51]载《艺海》2007年第6期，第30-32页。

[52]载《商业文化》2008年第8期，第138页。

[53]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108-114页。

[54]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69-74页。

[55]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4期，第47-48页。

[56]载《人民音乐》1985年第4期，第23-25页。

[57]载《科教文汇》2008年第9期上旬刊，第266页。

[58]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第281页。

[59]任半塘《唐声诗》上编，第174页。

[60]任半塘《唐声诗》上编，第173页。

[61]任半塘《唐声诗》下编，第24页。

[62]任半塘《唐声诗》下编，第77页。

[63]任半塘《唐声诗》下编，第362页。

[64]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0页。

[65]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第111页。

[66]见《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46页。

[67]见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第272-279页。

[68]见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第342页。

[69]见李剑亮《唐宋词与歌妓制度》，第164页。

[70]见徐君、杨梅的《妓女史》，第217页。

[71]见廖美云《唐伎研究》，第239-245页，文中并列出了相关的材料。

[72]毛水清先生于每个乐人下面说明其善唱之曲，如红桃“善唱《凉州辞》”（第38页）、胡二姐“善歌《何满子》”（第60页）、张红红“善唱《长命西河女》”（第90页）、唐有态“善歌《何满子》”（第148页），樊素“善唱《杨柳枝》”（第152页）等。

[73]笔者在《唐代乐工歌妓与诗歌传唱》一文中亦言及唐代歌唱家“有所专攻，特别善于演唱某一首曲调”，并举出许多例证（见《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第19页）。原文有页下注：“可参任半塘著《唐声诗》上编第十一章‘纪事’中的‘四、歌者四十六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543页；王昆吾著《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0页；杨军、李正春撰《唐诗在当时的传播》，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46页。本文此处有所补充。”在刊发过程中，因排版之故删除了此条注释。特向各位研究者致歉。笔者论文中，有两例较少有人提及，即郝三宝善唱《行天》、李鹤年善唱《渭城》。原材料为：《通典》卷一四六：“大唐贞观中，……有郝三宝亦善歌《行天》。”《大唐传载》：“鹤年诗尤妙，唱《渭城》。”第二条材料尤为重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是后来“被于歌”的，但究竟是谁“被于歌”的呢？有人认为是王维，有人说是“好事者”（见陈秉义《关于〈渭城曲〉在唐宋时期产生和流传的情况及其研究》，载《乐府新声》2002年第3期），从《大唐传载》中所记这条材料来看，恐是李鹤年所为。

[74]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

[7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76]此书最早名为《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有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7]河北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78]载《阴山学刊》1990年第2期，第15-16，52页。

[79]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第105-112页。

[80]载《求索》1993年第2期，第89-92页。

[81]载《社科纵横》1998年第4期，第47-49页。

[82]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62-65页。

[83]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220页。

[84]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85]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26页。

[86]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87]载《盐城师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47-50页。

[88]见《音乐爱好者》1991年第3期，第31页。

[89]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页。

[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92]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93]见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第49页。

[94]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第105-112页。

[95]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33-37页。

[96]沈惠英《唐代青楼诗人及其作品研究》，天工书局2001年版，第29-35页。

[97]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4-107页。

[98]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第123-125，26页。

[99]载《天府新论》1988年第2期，第86-89页。

[100]载《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90-97页。

[101]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专辑，第20-22页。

[102]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03]中华书局1916年版。

[104]开明书店1932年版。

[105]神州国光出版社1933年版。

[106]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07]天工书局2001年版。

[108]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26-131页。

[109]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105-110页。

[110]载《贵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第65-68页。

[111]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第49-57页。

[112]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54页。[113]载陶新民主编《古籍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82页。[114]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1页。[115]载《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43-50页。

[116]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11期，第40-41页。

[117]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97-100页。

[118]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1-45页。

[119]载《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48-53页。

[120]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121]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