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2010-08-05 13:53来源: 《批评家》杂志作者：杨简茹网友评论0 条浏览次数176
摘要：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以《流行体系》为例
自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理论家的兴趣。他们透过缤纷的时装、绚丽的广告，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文化氛围。法国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一些美学家开始尝试将符号学观念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为巴特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巴特不断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服装、摄影、日常生活诸领域，巴特由文学界的影响走的更远。他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类似解放的工作，把对象从平庸中解放出来，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他让我们领会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周遭，如何用不同于常识和习惯的眼光看待一切。
符号学理论是巴特的结构主义阶段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即选择符号学时期的巴特，以《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1]为例对于他的理论形成过程进行求证和分析，意在将他的符号学理论置入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
一、《流行体系》的写作缘起
1967年，巴特发表了《流行体系》，与以前的著作相比，其中写作的成分更少，科学成分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符号学家、现代文学批评家和结构主义者的巴特功成名就。他与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被誉为“四个火枪手”[2]。
“结构”一词最初只具有建筑学意义，直到“结构主义”出现，其应用于全部人文学科主要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活动，却非以哲学为基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活动。弗朗索瓦·多斯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二，它是思想史上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时刻。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巴特在接受语言学理论后迅速消化并应用这种理论，并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带领社会学科迈向科学的境地，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领军人物。但是巴特没有沉浸在结构主义的网络中不能自拔，在1970年的《符号帝国》和《S/Z》之后陆续发表的著作与他通过格雷马斯发现的索绪尔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并不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巴特再次转变了理论：他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了。
《流行体系》写于巴特在高等研究学院任职期间，它的前身是一本博士论文。巴特宣称这是一本建构方法的书，他把索绪尔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将借自语言学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上：书写的时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趟有耐心的旅行，并把它作为证明书写的流行服饰的一种新个体。我们的确能体会到巴特的耐心，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语言学中的
专业术语建立起数学公式般的流行系统，并拒绝对意象的诉求，因此全书不用一幅插图。然而，在视觉文化的研究中，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往往被当作理解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方法，这似乎与他在本书中阐明的拒绝意象的立场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巴特正是通过叙述描写来分析书写的时装的符号学意义，并洞悉作为流行文化的时装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的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情境或结构之中产生的意义。
二、从《流行体系》对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初步探究
《流行体系》是巴特结构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实践作品。在巴特开始讨论符号学系统时，他已在“今日神话”以及《符号学原理》和其他这一时期的论文中有所描述。从《流行体系》的结构来看，此时的巴持有强烈的科学化的理想。行文中随处可见数学化的公式和图表，仿佛是一篇富有逻辑的科学论文。往日的幽默和随笔式的松散一扫而空。这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这一章中，笔者尝试从此书的内部结构入手，并重点阐释书中的重要概念，使其以更明晰易读的姿态呈现出来。
1、语言学结构在服饰现象上的应用
巴特解释道，他最初的目标是研究“真实的服装”，他的计划是重建真实服装的语义学（将服装理解为穿着或至少是摄影的），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这个抉择很大可能就是上文所论述过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仅仅集中于书写的时装。正是因为巴特的对象是言说中的衣服，索绪尔早先的构想超出语言但涵盖语言的一般符号理论才有可能实现。如巴特证明的，流行体系怎样运作是精确的：它通过一系列的结构经过真实的服装，直到它最后以一个意义，一个符号与公众相
遇，这完全是语言学的。巴特自问：“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需分节语言(language)而存在？言语（speech）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人们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无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索绪尔最初提出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对立范畴是很有用的，它促使符号学有勇气能自立门户。
于是，巴特把服装分为三种：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
其中，前两种服装都统一于两者所代表的现实中的服装。在此，巴特借助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概念来解释服装体系，这也是符号学直接引用语言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巴特之所以没有选择真实服装而选择书写服装来研究就是出于符号学的复杂性的考虑。他应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制造意义的系统，也就是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所以，他说流行杂志只是一台制造流行的机器。他选择了1958年至1959年（从6月到6月）的《她》（《Elle》）和《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进行研究。
2、符号学理论的作用：区分服装的能指、所指和意指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表示意义的形式，他称之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意义，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具体结合就形成一个任意的实体。”[3]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
音响形象。巴特指出，索绪尔把所指称作概念清楚地指出了所指的心理性。即：“牛”这个词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接着他得出这样的纯动能性的定义：所指即记号（符号）的两个关系项之一；使所指与能指相对立的唯一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中介物。于是，巴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并建立起符号学系统。在他看来，符号学的记号（符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它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如图所示：
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3、语言与书写服饰符码间的符号学分析
巴特提出，流行可以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一个意指单元的母体可以用一个意指作用的对象物（objetvise），一个意指作用的支撑物（support），一个变项（variant），那么“有一件宽松罩衫的裙子”可以用以下方式表述[4]：
裙子有一件宽松的罩衫。
O V S
我们可以立刻思考变化的例子：
裙子有一件粗布的罩衫。
O V S
很明显，这个公式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它突出的重复性。一旦一个成功的公式建立起来了，它就可以一遍又一遍被修订，对于变项的支撑物用一些极简单的调节。我们要注意，OVS也可以被转化[5]：
O·(S.V)：一件长袖羊毛开衫领子敞开
O S V
(V.S)·O：高腰的晚礼服
V S O
(S.V)·O：领子小的是（运动）衫
S V O
我们也要注意分层的母体的可能性[6]：
一个搭配得当的组合，草帽和帽衬
S1 S2 S3
V O
而甚至也有可能用一个单词就能包含OSV[7]：
今年蓝色很流行（蓝色同时是对象物、支撑物和变项）
今年的流行≡（颜色）蓝色
OS V
巴特认为，建立组合（用·表示）和同义（用≡表示）组成的链条能用一系列大量的元素并建立基本的信息。我们对于广告世界的建立过程是极其
熟悉的。在广告的世界里，大量配置好的产品是被推荐然后卖给人们的。流行体系的各种符码因此就是由变化的所指到能指再到新的所指这样工作的。当我们穿越这些层次，我们进入到更彻底的内涵或含蓄的意义的领域。终于，我们在这看到所指意味着其它的外延。
4、多种系统的意指
巴特认为，意义的制造是有限度的。在书写服装中，这个限度分为两类：系统限度和语段限度。[8]巴特把联想关系称为系统。组合段和系统的划分和配合帮助确立起符号学研究的意指单元，符号学的独立研究由此起步。
在巴特看来，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全部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建立不同于天然语言的意指系统的功能作用。巴特根据耶尔姆斯列夫的含蓄意指符号学发展了意指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为意指作用。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而流行表述至少包含两个信息系统：一是特定的语言系统，即一种语言（如法语或英语）。二是服饰系统，取决于服装（如印花布衣服、饰件、百褶裙、露背背心等等）指涉的是世事（大赛、春天、成熟），还是流行。[9]这两个系统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第一系统构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如图示：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简述为（ERC）RC。其中，系统一与直接意指（denotation）层面相对应，系统二与含蓄意指（connotation）层面相对应。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含蓄意指的能指由直接意指构成，按叶姆斯列
夫的说法，含蓄意指的所指就是意识形态。
第二种情况：第一系统构成了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如图示：
其中，真实符码构成元语言的所指，元语言同时又是直接意指，元语言或直接意指的能指和所指则构成了含蓄意指的能指。经由修辞系统，已在整体上覆盖了服饰符码，因为它使意指表述变成了新所指的简单能指。至此，符号学和意指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明确了。
含蓄意指所指涉的内容已不再是真实事物本身，不再是服装或饮食的实物或模拟实物，其隐喻含蓄的内涵意义，对于真实事物而言，所指涉的是一种空无，即已是隐喻指涉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现象等。在巴特看来，服装和文学具有一样的意义功能，在空无之中，可以蕴含无限的意义。书写的时装的物质材料是语言，语言中沉淀着历史中形成的权势，巴特以对袭用的语言的破坏和支解的否定过程表现叛逆传统的意义。后期他从消解和破坏中找到希望，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尽情感受着人的能动性的巨大魅力。直到他提出“作者已死”，其实他正是要毁灭权势传播的媒体，使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人获得新生。这也是他在分析流行时装时所想做的。
5、修辞的系统
林志明认为全书主体的第二部分，修辞的系统是巴特先前作品《零度写作》和《神话学》的直接延伸。但与《神话学》相比，《流行体系》的分析显然更为系统化。它分为四章：修辞系统地分析，能指的修辞，所指的修辞和符号的修辞。修辞系统统领能指的修辞，所指的修辞和符号的修辞。巴特把能指的修辞称为服装诗学；把所指的修辞称为流行的世事；把服饰符号的修
辞称为流行的理性。这三种修辞具有同一类型的能指和所指，巴特把前者称为服饰写作，把后者称为流行理念。
修辞系统中，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服装和世事、服装和流行的统一。但时装杂志不会公开的去表现这种符号，而是通过修辞，转换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用其他关系的幻象替代了纯粹的同义关系。修辞学符码包括，举例来说流行体系希望他的读者所接受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符号。巴特对于流行体系的研究领导了重建或解析这样复杂的符号系统的最终产品：神话。流行—作为“神话”的形式，把人工的转换为“自然的”符号，然后隐匿起它已经转变的事实。以同义与组合为基础，流行体系最终表现出这样霸道专横的关系，就像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或一种不可避免的法则。如巴特所说：“众所周知，流行是至高无上的，其符号是武断随意的。因此它必须把符号转变为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10]
三、对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再思考
当我们讨论一本书的意义或影响时，总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评估。就好像影响只是作者无关紧要的东西。笔者不想妄下结论，但还是要说，《流行体系》的影响之一应是让我们再度斟酌那些平凡的东西。
也许每一个读过巴特的作品的人曾为他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所激动雀跃，一旦日后他放弃这种理论甚至嘲讽再三，是会让人感到不快的。但是笔者也坚信，如果巴特是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家，也许他获得不了这样大的名声，正是因为“变色龙”一样的善变个性，才使得他充满了个人魅力和学术上不断更新的可能性。虽然斯人已去，但是巴特却有着“不间断”（ongoing）[11]的影响，苏珊桑塔格说：“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
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12]罗兰·巴特的思想在人文学科的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有极大的冲击。没有一个热衷于媒体课程，或从事文化研究的学生能忽略巴特的工作而继续进行。摄影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巴特在该领域开辟的道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仍受他的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巴特生活时已经非常不同了。笔者认为，研究《流行体系》一书的价值不是为其盖棺定论，我们并不能将其当作屡试不爽的“红宝书”，而且这也不是巴特所希望的。巴特在书中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追求正是法国结构主义持久的生命力所在。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好，修正也好，都不代表它在方法上的衰退和被超越。恰恰相反，作为人文学科的成果，《流行体系》正是在这种不断被解读的状态中才会达到“永世长存”。近年来，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设计界和大众传媒中被广泛应用，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学术史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被奉为权威工具的遭遇。然而由于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因此不可避免符号选择的任意性，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把西方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框架照搬照用。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符号学分析，就要特别注意研究的领域和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罗兰·巴特自始自终一直表现出对语言的密切关注。他借鉴了语言学，并敏感的发现人类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服饰、饮食、汽车、家具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包括时装、广告在内的流行文化如今已成为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能使人们更好地把握整体文化发展动向。由于流行文化与我们整个社会变迁有紧密联系，通过对它的研究能深入了解这些特点。
注释
1有些译著将Roland Barthes译成罗兰·巴尔特，本文采取《流行体系》中的译法统一译为：罗兰·巴特。有些译著将《The Fashion System》(法文原名：System de la Mode)翻译成《服饰系统》，本文也统一译成《流行体系》。至于援引参考书中的名字则还是按照原书的译法列出。
2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弗朗索瓦·多斯，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P6
3普通语言学教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7，p103
4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罗兰·巴特，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64
5同上 p83
6同上p83
7同上p86
[8]同上p184
[9]同上p39
[10]同上p294
[11] “Barthes had,and continues to have ,a complex and ongoing influence which it is a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ody as it was in 1980 or 1990.”——Roland Barthes，Graham Allen，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Routledge,2003,p135
[12]符号学原理，罗兰·巴特，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p182
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
一、什么是符号 “符号”(sign)一词渊源已久，然而它的含义却一直含混不清，甚至在经典着作家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古代希腊，符号就是征兆。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病人的“症候”看作符号，世称“符号学之父”。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生、哲学家盖伦(Galen,C.)写了一本症候学的书，名为“Semiotics”，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符号学”。此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A.)给了符号一个一般性的解释：“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意思是说，符号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它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奥古斯丁的符号观，直接影响了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J.)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二两种为物理学和伦理学，而第三种，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洛克的符号学说，更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泉源。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关于“符号”的明确界说，但是古代汉字“符”确实含有“符号”的意思。所谓“符瑞”，就是指吉祥的征兆;“符节”和“符契”都是作为信物的符号;“符箓”为道教的神秘符号。先秦时期公孙龙《指物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符号学专论。在古籍《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仅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 “符号”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可以不加定义，但必须予以诠释。直到20世纪初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时，“符号”一词才算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对于“符号”的理解逐渐趋于一致。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所说的“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他还认为，这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很快地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因而也就澄清了数千年来对于“符号”一词的混乱解释。其实，符号是一种关系。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就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即是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亦即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二元关系。 应用索绪尔二元关系的符号理论，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一切符号现象，分清楚什么是符号，什么不是符号。例如中国的“龙”是符号，那种奇特的动物形象是符号的能指，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所指;恐龙时代的那些恐龙不是符号。交通路口的信号灯是符号，红灯或绿灯是能指，“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的含义是所指;家庭里用作照明的灯不是符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也是一种符号，“月晕”和“础润”是能指，传达“风雨先兆”的讯息是所指。如此等等。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把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符号形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符号对象就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那个“某一事物”;符号解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对符号形体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亦即意义。在皮尔斯看来，正是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semiosis)的本质。 应用皮尔斯三元关系的符号理论，我们也能够方便地解释所有的符号现象，分清楚什么是或者不是符号。例如商店的招牌是符号，招牌上的文字或图案是符号形体，它所指代的商店是符号对象，文字和图案所传达的讯息是符号解释。奥运会的会旗是符号，白底的五色连环图案是符号形体，它所代表的奥运会这个组织是符号对象，五环图象征五大洲的团结是符号解释。“镜花水月”也是符号，那镜中花和水中月是符号形体，为镜和水所反映的真实的花和月是符号对象，作为虚幻景象的比喻是符号解释。 既然符号有索绪尔的二元关系和皮尔斯的三元关系两种理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是什么关系? 当然，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说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分别提出来的，他们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讨论到同一对象——符号，所以彼此之间不可能各不相干。本质地说，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述，理论上
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 在奥诺·巴尔扎克[1]的小说《萨拉辛》[2]中，描述了一位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歌手，写了这么一段话：“那是一位女人，她经常突然露出惊怕，经常毫无理智地表现出任性，经常本能地精神恍惚，经常毫无原因地大发脾气，她爱虚张声势，但感情上却细腻而迷人。”是谁在这样说呢?是乐于不想知道以女人身相出现的那位被阉割男人的小说主人公吗?是巴尔扎克本人因其个人经验而具有女人的哲学吗?是宣扬女性“文学”观念的作者巴尔扎克吗?是普遍都有的智慧吗?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心理吗?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的原因便是，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其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不过，对这一现象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种志社会里，叙事从来都不是由哪个人来承担的，而是由一位中介者——萨满或讲述人来承担，因此，必要时，人们可以欣赏“成就”(即对叙述规则的掌握能力)，而从来都不能欣赏“天才”。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作者至今在文学史教材中、在作家的传记中、在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中、以及在有意以写私人日记而把其个人与其作品连在一起的文学家们的意识本身之中，到处可见；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的意象，(都专横地集中在作者方面，即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3]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4]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 尽管作者的王国仍十分强大(新批评仅仅通常是加强这种王国)，不言而喻，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已试图动摇这个王国。在法国，可以说，是马拉美首先充分地看到和预见到，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与我们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写作，是通过一种先决的非人格性——在任何时刻都不能与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具有阉割能力的客观性混为一谈一一而达到这样一点，即只有言语活动在行动，在“出色地表现”，而没有“自我”：马拉美的全部诗学理论在于取消作者而崇尚写作(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一点使他的位置等于了读者)。瓦莱里[5]由于完全纠缠于一种有关自我的心理学，而大大地淡化了马拉美的理论，但是，他却从兴趣出发从古典主义转到了修辞学内容，他不曾停止过怀疑和嘲笑作者，他强调语言学本性，而且，作为他的“大胆的”活动，他在其全部散文书籍中要求文学考虑
罗兰巴特1
浅谈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 摘要：作为20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对当代法国文学界以及当今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其他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难以企及的。他的文本理论颠覆了传统文艺批评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同时又与新批评“作品至上”的观点不同，提出了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使作品能指意义增殖的看法，并强调作者在写作时不应涉入主观情感和价值观念，即零度写作。 关键词：结构主义文本阅读读者零度写作 罗兰·巴特，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是结构主义大师，同时又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除了文学，他的思想理论渗透至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时装、摄影、广告等各个领域，故著名批评家卡勒·乔内森称他为“多才多艺的人”。本文主要针对巴特的文本理论进行简要的论述，从解释文本内涵、分析巴特理论中阅读以及读者的重要性、巴特的零度写作这几个角度进行概述。 巴特的文本理论是在对作品与文本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特点、分类以及如何创造文本的一系列关照。他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来自外部实在，而是来自内部的差异系统的永不确定的流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批评家致力于寻找语言之外的那个永恒不变的终极所值。但巴特的文本理论则指出，文本具有复数性和互文性，故将文本分为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并指出，作家在创作时不应涉入主观情感，提倡零度写作。 一、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转变 （一）从德里达到罗兰·巴特 巴特在1972年给让·里斯塔的一封信中承认了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帮助我，让我明白了我面临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他使结构失去了平衡，使符号变为开放的。”① 德里达认为，言语中心主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之源。言语
恋人絮语 罗兰巴特
《恋人絮语》 罗兰巴特 *译者言—— 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汪耀进 文） 严谨的学术权威们像诸神一般在法国学坛的所谓“巴塞侬”神庙各就各位，虎踞龙盘，巴特却甘愿在神庙外的台阶廊沿（他所津津乐道的“边缘”）起舞弄清影，拣尽寒枝不肯栖。 已经很少有人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巴特是继萨特之后的法国学界的另一位“现代大师”。……在许多人看来，巴特首先是结构主义思想家，是以结构主义眼光来打量文化现象的先驱；是他将符号学推向了法国学术界的前沿；是他勾勒了结构主义“文学科学”的蓝图。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巴特又绝非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者，而是一个追求快感乐趣的人本主义的化身。为满足快感而阅读，管他天王老子，无视清规戒律，我爱怎样读就怎样读。 巴特又被奉为学术界的“先锋派”。当法国新小说派代表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实验性小说被法国批评界斥为“不可卒读”时，巴特挺身而出，拔笔相助，并且断言：只有“不可卒读”才体现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向读者的期待心理进行了挑战。由此，他力贬“可读性”作品，推崇“可写性”文本——读者不知怎样读，只能靠想象（边读边创作即“写作”）。 巴特借鉴了尼采的戏剧化守法，挣脱了超然局外的“元语言”的刻板束缚。转叙论述成了直接演示，行文成了“动真格的”话语。 《絮语》的结构匠心旨在反恋爱故事的结构。……巴特认为，对情话的感悟和灼见从根本上说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巴特神往的就是“恋人心中掀起的语言波澜的湍流”（就像诗人叶芝从飞旋的舞姿中瞥见一种永恒的和谐一样）。“像一个细心的厨师，他留意不让语言变稠，变粘”（莱奇《解构主义引论》第112页） 在巴特看来，一个精心建构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Le grain de la voix》，第267页）。敷设这样一段故事不啻是编织一个束缚自己的罗网。真正为爱情而痛苦的恋人既没有从这种妥协中获益，也没有能成为这种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它只能是一番感受，几段思绪，诸般情境，寄托在一片痴愚之中，剪不断，理还乱。 书中的所谓“恋人”是一个符合体：纯洁幻想的恋人与智慧深邃的作者的结合，想象的激情与冷静的自制（表现力）的统一（就像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一样）。这里，应该提醒读者体味巴特的“苦心”：反恋爱故事，即着力表现恋人的想象激情，而不是“故事”或“正确表达”。这种辞典式的罗列形式透出了一种冷静，是一种不加掩饰、文饰的表达方式。……恋人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上宣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这一模式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4世纪诗人彼得拉克始，就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竞相搬弄演衍。巴特的独创之处是赋予其浓厚的符号学色彩。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 说到底，《絮语》便是对正在叙述中的恋人的写照……展示了一个充分体现主体意义的“我”，呈现为一种产生、发展、建构、流动、开放的过程。……是语言铸就了主题，铸就了“我”。因此，《絮语》中的“我”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无性别的、流动的、多声部的。 《絮语》又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文本。……在巴特看来，任何文本都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扭结；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这便是“文互涉关系”。 *正文
符号学理论
1，什么是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兴起的，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目前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一些学者对符号学的理解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emiologie)。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索绪尔，1980） 要研究是什么使得文字、图像或声音能变成讯息，就必须研究符号学，而研究符号和符号的运作的学问就是符号学(Fiske，1990，张锦华等译，1995：60)。 符号学（Semiotics）就是研究符号、指示会意和指示会意系统的一门科学。 符号学即关于记号（sign）、记号过程（semiosis）或记号系统的理论研究。（李幼蒸，1999: 45） 2，符号学的历史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符号学才作为一门学问得以研究。现在符号学已经成为一项科学研究，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 符号的起源是劳动。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生活。从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到歌舞图腾，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信息符号。
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
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到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辞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槛。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际上在事实的和想像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 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像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sui-referential）方式的转换语[6]（shifters），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 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evidential category）；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论述，以及对引证其它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史学家可能心安理得地默默使用着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一旦他选择了这一方式，他就接近于人种史学家的地位了，后者通常都需提供关于消息报道者的细节资料；因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 著作 主要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1957)、《符号学基础》（1965)、《批评与真理》（1966)、《S/Z》（1970)、《文本的快乐》(1973)等等，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也可视为巴特对文学研究工程延伸而成的一套思想体系。 他提出写作的零度概念以反对萨特关于文学干预时事的理论，认为文学如同所有交流形式一样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并在多部著作中运用其文本分析法消解言语所指，尝试按照作品本身的组织原则和内部结构揭示文本种种因素的深层含义和背景。他概括出文本的三个层次，功能层、行为层（人物层)、叙述层，以此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横向阅读和纵向阅读。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影响很深。 巴特最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对4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代表人物萨特。在萨特的作品《什么是文学》中，他将自己从既已建立的书写形式以及他认为敌视读者的前卫书写形式中抽离。而巴特的回应是：何不寻找书写中那些特别而独创的元素。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巴特所称的“书写”是个体选择以独特的方式操作形式上的常规来达到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这是一个独特且创造性的行动。当一个人书写的形式向大众发表以后，将无可避免的成为常规，这表示创作成为一种在持续不断改变与反应中的连续性历程。 于196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之死”，主要是受到雅克·德里达逐渐崛起的解构主义所影响，这篇论文变成为他向结构主义思想告别的转折。 1970年发表著名的作品《S/Z》，是对巴尔扎克小说作品《萨拉辛》的批判式阅读，被认为是巴特最为质量兼具的作品。整个70年代巴特持续的发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出文本性与小说中的角色中立性等概念。 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 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 罗兰〃巴尔特《S/Z》（1970）中的术语，原文为lisible和scriptable。《S/Z》是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尼》的评注，巴尔特用“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区分传统小说与20世纪的文学作品，认为前者的意义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迫读者去添加意义。如他所说：“可写性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是在世界的无限运动……被某种减损多样性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类概念、批评）贯通、交叉、阻断或塑造之前，是意义框架的开放，是语言的无限。”可读性文本则只是“作品”（products）、而不是“创作”（productions）。类似的区分还可以见于艾柯的《作者的角色》（1981），相应的术语是“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open and closed texts）。 《恋人絮语》是一本无法让人定义的书。就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爱情场景。他貌似体贴的将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成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弄。他用一种开放式，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 巴特精巧的勾勒恋爱状态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却并把他们有序的编排。所谓相遇，一见钟情，交谈倾诉，挫折误解，等待，依恋等等，诸种状态本身就毫无先后顺序可言，它们有时交替进行，有时同时发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人心绪哪里有什么逻辑可言？因此巴特只能针对每一个场景进行勾勒分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巴特的分析是建立在恋人这一方，而以恋人爱上的对象为情偶之上的主体性分析。他用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显示的心态做例，细致入微的分析每一种状态下的矛盾和潜台词。 昆德拉《好笑的爱》。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硕士电子版论文 保密级别内部学位级别文学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2002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2年6月 论文中文题名：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论文英文题名：The Exploration of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作者及所在单位：张青岭吉林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张德厚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分类标识：B83—064 中文主题标识：罗兰?巴特 符号学 神话 英文主题标识：Roland Barthes Semiotics Myth 中文文摘： 论文摘要 罗兰?巴特，２０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其符号学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国内学者对此却鲜有论述，本文尝试之：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结构主义语言学指的是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乔姆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思想以及一系列概念术语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上述诸人不断努力，
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 巴特符号学理论中处处可见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一系列概念、术语、完全来自语言学，理论体系也是依照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而建立，而且巴特用来分析社会中诸现象的符号学方法也来自语言学。 由是观之，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完全建基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之上，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缺点：形式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非历史性。 二、语言乌托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实质 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语言论转向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性质。语言乌托邦，本文中，有三层含义：（１）语言性，语言模式是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第一性原理，他甚至颠覆索绪尔的假设，以符号学为语言学的分支；（２）乌托邦性，即幻想性，从零度写作到符号学大厦、元语言，均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３）语言乌托邦性，“意为语言性或语言论乌托邦，亦即符号性或符号论乌托邦。我们用它指２０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理想范型崇拜倾向，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或现代传播媒介问题的探索，被认为是解决美学问题、探索审美和艺术奥妙的理想途径。” 巴特认为语言和文学是同质的，二者互为乌托邦。 然而，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中也包含着解构的力量，庞大的符号学大厦中隐藏着裂缝，因为语言不仅是乌托邦，也是法西斯。当巴特对语言的崇拜达到极端时，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反语言，反乌托邦。 三、神话和解神话：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社会学主题 “神话”一语，出自巴特的《神话》，巴特从语言学的角度对
何为符号 符号学理论
何为符号 以前符号是指代事物的工具，例如“红灯”表示“停止”，“绿灯”则表示“前进”，如图1所示，传统符号可以概括为“符号X指代Y”这种固定格式。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皮尔士（1）根据与Y，即指代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X分为以下三种表意形式范畴。 X Y 图1 传统符号观 类象符号（图形符号）是指在某一点上与指代对象相似。例如，语言上的拟声词、拟态词及隐喻等。引得符号是指直接或物理性地指示对象的一种表意形式，指代对象因因果关系、邻接性而产生。如温度计、敲门声等。最后一种形式——常规符号，它与指代对象习惯性地连接在一起。如苹果、狗、狼等概念性象征。 皮尔士的这种符号观并没有超越传统图式，即符号就是某种事物的替代，在震撼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符号理论中，不得不提另一位符号学家的创新性符号理论，他的理论经常与皮尔士的理论相比较。那么，这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符号理论的现代符号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震撼现代的符号理论是由费尔迪南·德·索绪尔（2）创始的。索绪尔所指的符号已不再是指称事物的工具。那么，不作为工具的符号又是什么呢？ 索绪尔对长期以来哲学家们所一直坚信不疑的信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传统哲学家们认为“传统符号=语言”这一等式成立。也就是说，所谓语言就是指代其概念及指代对象的工具。对哲学家们来说，首先，世界上存在普遍概念及对象，而且用来指代这些事物的工具即语言也同样存在。因此，对哲学家们而言的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切实指代概念及对象物，而尽可能成为一种透明的工具。首先有概念及对象物的存在，然后以与其相对应的形式造出作为符号用的语言。这种传统语言观称为语言名称目录观。如果转为图表形式，则如图2所示。索绪尔否定了语言名称目录观，并展开了彻底反对的讨论。 图2 语言名称目录观 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上，在还未了解语言之前，我们不可能区分概念及事物，也不可能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并不是概念及事物先于存在，而后才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的。与此相反，而是语言出现之后才产生概念及事物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通过分割遥无边界的连续的现实世界，才出现了概念的轮廓和事物的形态。如果将索绪尔的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先有语言”。如果用图表表示的话即如图3所示。
1--符号学理论在设计中的应用
符号学理论在设计中的应用 发布时间: 2005-06-05 ? 吴志军供稿 [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任何内容！] --吴志军那成爱 “从某些方面来看，我想设计师们应用更多的时间去创设符号，余下的才是制造实物。” ——当代最负盛名法国设计师，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菲利普·斯塔克语。 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符号在现代设计中具有的实践性意义十分重要。符号如同产品一样，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人类专有的财富，是一种以物质为载体，体现着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社会文明的人为事物。产品是人类文化的物质形式，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物质媒介，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物质媒介，而设计的本质正是在于为人类创造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产品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物质媒介，其符号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一、符号与符号系统 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都是符号。符号是利用一定媒介来表现或指称某一事物，可以被大众所理解的事物。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任一符号都是由三种要素构成，即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每个符号都具有三位的关联要素，任何事物若没有表现出这三种关联要素，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符号。例如一块石块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最多只能作为符号的媒介联系物而不能作为符号；但是当打磨成石斧而作为工具使用时，石块就能指示出一定的意义——石斧，当这种意义被人们所理解时，石斧就构成了符号。从“石斧”的符号特征可以看出，符号是意义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使对象和意义融合为统一的符号系统。就像人类通过产品改变生活方式，从而使人、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融为一体一样，符号使人与世界沟通，使世界作为意义被主体理解和掌握。符号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既非主体亦非客体，而是介于心物、主客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是在解释活动中形成的。 符号是由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共同作用而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符号都是在与其它符号的差别中确定自身意义的，这种意义具有约定性，符号正是通过差别产生联系，通过约定使联系能够合理解释。符号的约定性和差异性，证明符号是表现为三个关联物的系统，三个关联物只有在全部联系中才能构成符号，同时符号作为意义对象，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解释的作用，这样符号只有作为系统才能体现出其意义性。 二、产品系统的符号分析 产品是人类劳动的物化，是由各种材料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组合起来，具有相应功能的系统。产品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任何一件产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与人和其它要素的联系，以系统的存在方式才能实现其功能意义。产品外部联系的确立必须通过内部要素以一定的结构方式来体现，要素、结构、功能正是构成产品系统的三因素，其中功能是产品系统的核心，其实现过程正是符号化的过程，产品正是利用语义、语构、语用的方式来形成符号系统，实现人与物质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联系。 1、产品要素的符号学分析 产品要素是构成产品系统的单元体，任何产品系统都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产品要素构成的有机体。任何单元体，只有赋予了意义，形成特定的符号，才能构成产品的要素。要素作为构成产品符号系统的单元体，首先表现在产品符号要
《罗兰·巴特的“语码”》阅读题的答案
《罗兰·巴特的“语码”》阅读题的答案 试题内容：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8-10 题。（9 分） 法国文学 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S/Z》中以慢镜头拍摄的方式对 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 《萨拉辛》进行文本分析，将《萨拉辛》全文（中文译本有两万多字）分解 为五百六十一个语段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五百六十一帧画面），之所以 划分得如此细密，巴特是想告诉读者，文本是怎样一帧一帧地编织而成的。 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一部作品是由情节、性格、言语、 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的，批评家要从人物性格、故事 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 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读解， 则 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喻和暗喻，或者陌生化效果等，这些都不是他想要 达成的目的。 当然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 也不想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文本， 他发明了诸多语码， 来缝合这一文本， 因此这五百六十一个单位尽管长短不一 （一 个单位既可以是一个词语 或是一个句子 ，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或者是长长的段落 ），但是每个单位至少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码。巴特将这些语码总共归纳为 五种：意素语码、文化语码、象征语码、阐释语码和选择行为语码（或者称之为 情节语码），并逐词、逐句或逐段来阐释这些语码在文本中各自的功能。 那什么是语码？语码不同于语义，所谓语码可以看成对语义的诱导和归类， 詹明信认为， 罗兰·巴特的“语码”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 即我们可理 解为一种语码基本对应某一种信息的类型， 如文化语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 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 被说出来”。而意素语码（即人的语码）则指向人物的性格特征。 罗兰·巴特的意思是， 文学文本之所以能产生意义， 不是因为读者通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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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兰_巴尔特看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嬗变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22009 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文学批评界，结构主义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60年代对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思导致了西方文论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文学批评家深受语言学研究严谨的科学范式的吸引，将“结构语言学（特别是音位学）奉为圭臬，希冀从中学到如何建立概念明确的严整风格，如何进行形式分析，以揭示那些决定人类行为的系统化的普遍规律。”[1]这就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风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其他结构主义学派一样，是发轫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运用。然而，看似来势汹涌的结构主义思潮却仅仅兴盛了十余年就为后结构主义思潮所替代。而耐人寻味的是后结构主义思潮正是在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自行繁衍出来的，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自动“转向”的结果。批评实践使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从而开始探寻新的出路。其中法兰西学院的罗兰·巴尔特堪称先锋，曾经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倡导者的他最先走上了叛逆之路。本文试图通过剖析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转变来管窥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 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风行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借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势，乘语言学转向之机先是在法国风靡一时，后波及西欧各国和美国，继而扩展到苏联、东欧和日本。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盛极一时，且影响范围甚广，这与它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先进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表现在结构主义对科学严谨性的追求上。相对于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来说，结构主义对作品构成规律的探索，对大量作品比较、抽象、归纳、分析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响应了当时人文科学要将各自的研究纳入科学研究范畴的呼声。其实结构主义的兴起正是一方面反映了人文科学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状态的一种焦虑情绪，萌发出对确定性的需求和寻找；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科学对整个社会，当然包括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反映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我能力的信心，从而希望以科学的严谨范式来探讨人文科学。 其次，结构主义文评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力图从宏观上探求文学规律的执著也正是它优于其它文学批评流派之处，从而得以独领一时之风骚。在结构主义看来，之前的英美新批评派拘泥于对作品字质、字义、意象的微观探究和解释缺乏高屋建瓴的气魄，他们所要追求的却是超越具体作品、作家和时代，去探索支配和制约作品整体结构的普遍规律。正如热奈特所说：“人们把文学看作是无规则的信息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有必要把它看作是无信息的规则来看了。”这话一语道破了结构主义文评与传统文学批评分道扬镳的决心，也正是这决心使得结构主义文评得以取代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成为法国文学批评思想的主流，继而影响其他国家。 二、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观点 结构主义在其最早的发轫地法国因其对科学严谨性的向往以及俄美形式主义论著的发现带动了创作论研究的复兴，而新创作论的重点在于叙事学，这是结构主义批评体系在法国最富成果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而提起叙事学就不能不提及罗兰·巴尔特，他的名字是与法国的叙事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在他1966年的《批评和真理》一书中已初露端倪。在该书中巴尔特阐述了他对文学科学、批评和阅读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科学研究的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文本所产生出的意义，并能发现产生多重意义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批评则应把批评者安排在与作品有一定距离的位置上，要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而不是被动地译解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如果文字只有字典里的一种意义，也就没有文学的存在了，日常语言中的歧义恰恰造就了文学的多义性。“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2]关于阅读，巴尔特强调了读者无可替代的地位，批评者的意见并不能控制读者自身怀有的感情和观点。巴尔特的结论是“阅读，写作：任何文学都是从一种欲望转向另一种欲望。有多少作家通过阅读才写作？又有多少批评家为了写作才去阅读？”[2]巴尔特对传统批评的批驳与否定，以及对读者地位的极力肯定为结构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批评和真理》中还未出现系统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论著《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他模仿语言学的描述模式定义了文学的描述层。巴尔特认为：“文学作品与语言存在着相通之处，即语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元素及整个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同样的道理，作 从罗兰·巴尔特看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嬗变 徐畅 摘要：探讨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原因和问题。剖析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观点及其转变，展示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路径，认为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叙事作品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2-0156-02 作者简介：徐畅(1979-)，女，江苏高邮人，硕士,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南京210000）外国语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08-08-21
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
作者的死亡[1] 羅蘭·巴特 巴爾扎克的中篇小說《薩拉辛》談到了一位裝扮成女人的被閹割男人，他寫有這樣的句子：“那是一位女人，她經常突然露出驚怕，經常毫無理智地表現出任性，經常本能地精神恍惚，經常毫無原因地大發脾氣，她愛虛張聲勢，但感情上卻細膩而迷人。”是誰在這樣說呢?是樂於不想知道以女人身相出現的那位被閹割男人的小說主人公嗎?是巴爾扎克本人因其個人經驗而具有女人的哲學嗎?是宣揚女性“文學”觀念的作者巴爾扎克嗎?是普遍都有的智慧嗎?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心理嗎?人們將永遠不會知道，其實在的原因便是，寫作是對任何聲音、任何起因的破壞。寫作，就是使我們的主體在中其銷聲匿跡的中性體、混合體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從寫作的軀體的身份開始——都會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視片。 情況大概總是這樣：一件事一經敘述——不再是為了直接對現實發生作用，而是為了一些無對象的目的，也就是說，最終除了象徵活動的練習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麼，這種脫離就會產生，聲音就會失去其起因，作者就會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寫作也就開始了。不過，對這一現象的感覺是多種多樣的；在人種志社會裏，敘事從來都不是由哪個人來承擔的，而是由一位仲介者——薩滿或講述人來承擔，因此，必要時，人們可以欣賞“成就”(即對敘述規則的掌握能力)，而從來都不能欣賞“天才”。作者是一位近現代人物，是由我們的社會所產生的，當時的情況是，我們的社會在與英格蘭的經驗主義、法國的理性主義和個人對改革的信仰一起脫離中世紀時，發現了個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鄭重地說的那樣，發現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學方面，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概括與結果的實證主義賦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關注，是合乎邏輯的。作者至今在文學史教材中、在作家的傳記中、在各種文學雜誌的採訪錄中、以及在有意以寫私人日記而把其個人與其作品連在一起的文學家們的意識本身之中，到處可見；人們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學的意象，(都專橫地集中在作者方面，即集中在他的個人、他的歷史、他的愛好和他的激情方面；在多數情況下，文學批評在於說明，波德萊爾的作品是波德萊爾這個人的失敗記錄，凡高[2]的作品是他的瘋狂的記錄，柴可夫斯基[3]的作品是其墮落的記錄：好作品的解釋總是從生產作品的人一側尋找，就好像透過虛構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諷喻最終總是唯一的同一個人即作者的聲音在提供其“秘聞”。 儘管作者的王國仍十分強大(新批評僅僅通常是加強這種王國)，不言而喻，某些作家長期以來已試圖動搖這個王國。在法國，可以說，是馬拉美首先充分地看到和預見到，有必要用言語活動本身取代直到當時一直被認為是言語活動主人的人；與我們的看法一樣，他認為，是言語活動在說話，而不是作者；寫作，是通過一種先決的非人格性——在任何時刻都不能與現實主義小說家的具有閹割能力的客觀性混為一談一一而達到這樣一點，即只有言語活動在行動，在“出色地表現”，而沒有“自我”：馬拉美的全部詩學理論在於取消作者而崇尚寫作(我們下麵會看到，這一點使他的位置等於了讀者)。瓦萊裏[4]由於完全糾纏於一種有關自我的心理學，而大大地淡化了馬拉美的理論，但是，他卻從興趣出發從古典主義轉到了修辭學內容，他不曾停止過懷疑和嘲笑作者，他強調語言學本性，而且，作為他的“大膽的”活動，他在其全部散文書籍中要求文學考慮主要是詞語的條件，因為在這種條件的對面，對作家內在性的任何求助在他看來都純粹是一種迷信。普魯斯特也不顧人謂他的分析似乎具有心理學的特徵，而是以極端瑣碎的方式明顯地力求打亂作家與其人物的關係：他不使敘述者變成曾見過、曾感覺過的人，也不使之變成正在寫作的人，而是使之成為即將寫作的人(小說中的年青人，他到底多大年紀?而且他到底是誰呢?他想寫作，但又不能寫，可是在寫作最後成為可能的時候，小說也結束了)，普魯斯特賦予了現代寫作以輝煌的業績：他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說之中，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浅析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 摘要：本文从对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入手，通过并不透彻的阅读，得出一点心得和见解，希望能对罗兰巴尔特及其著作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写作、语言结构、风格 一、作者简介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家中，罗兰·巴尔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理论巨匠，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一般地，把他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的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罗兰·巴尔特在接受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深受现代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对语言结构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已经初具结构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零度写作》。第二个时期是他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时期。代表作品为《符号学原理》、《论拉辛》、《神话学》、《批评与真实》、《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在这一时期，罗兰·巴尔特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第三个时期是罗兰·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向的时期。以《S/Z》、《作者之死》、《文之悦》、《符号帝国》、《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和《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为代表，罗兰·巴尔特从对文本写作语言静态结构的建构转向了动态的、颠覆性的文本解构主义思想，更加关注的是读者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的参与式的、颠覆性的愉悦和享受。 《写作的零度》是罗兰·巴尔特早期的代表作，也决定了他后来的理论趋向和毕生的思想主题。“写作”在20世纪中叶之后，成为法国思想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一书的出版，是“写作”正式成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开始。 二、《写作的零度》概述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 2010-08-05 13:53来源: 《批评家》杂志作者：杨简茹网友评论0 条浏览次数176 摘要：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以《流行体系》为例 自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理论家的兴趣。他们透过缤纷的时装、绚丽的广告，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文化氛围。法国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一些美学家开始尝试将符号学观念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为巴特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巴特不断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服装、摄影、日常生活诸领域，巴特由文学界的影响走的更远。他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类似解放的工作，把对象从平庸中解放出来，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他让我们领会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周遭，如何用不同于常识和习惯的眼光看待一切。 符号学理论是巴特的结构主义阶段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即选择符号学时期的巴特，以《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1]为例对于他的理论形成过程进行求证和分析，意在将他的符号学理论置入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
一、《流行体系》的写作缘起 1967年，巴特发表了《流行体系》，与以前的著作相比，其中写作的成分更少，科学成分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符号学家、现代文学批评家和结构主义者的巴特功成名就。他与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被誉为“四个火枪手”[2]。 “结构”一词最初只具有建筑学意义，直到“结构主义”出现，其应用于全部人文学科主要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活动，却非以哲学为基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活动。弗朗索瓦·多斯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二，它是思想史上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时刻。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巴特在接受语言学理论后迅速消化并应用这种理论，并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带领社会学科迈向科学的境地，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领军人物。但是巴特没有沉浸在结构主义的网络中不能自拔，在1970年的《符号帝国》和《S/Z》之后陆续发表的著作与他通过格雷马斯发现的索绪尔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并不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巴特再次转变了理论：他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了。 《流行体系》写于巴特在高等研究学院任职期间，它的前身是一本博士论文。巴特宣称这是一本建构方法的书，他把索绪尔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将借自语言学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上：书写的时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趟有耐心的旅行，并把它作为证明书写的流行服饰的一种新个体。我们的确能体会到巴特的耐心，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语言学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