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保史

美国环保史

回顾美国的环保史，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美国的环保：家底厚、醒悟快、能人多、民主好。首先是——家底厚

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更加得天独厚：美国与中国一样，主要领土位于北纬25。—45。之间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北温带，在自然地理条件、领土幅员和自然资源分布上都不逊于中国。而且由于濒临两大洋，气候湿润（全国平均降雨量比中国高30%以上），平原多（国土中适宜耕作的面积比例高达90%，平原面积比例在70%以上），荒漠少，人口密度及人口分布合理，又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述的工业化后期生态恢复阶段，现在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这么好的环境本底，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因此有了充裕的环境容量。换言之，美国的环境是相当经得起工农业污染的“折腾”的。美国从20世纪初就已领导了世界工业化潮流，并且至今仍是全球主要资源的净生产国，但仍然拥有美丽家园，环境家底厚是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或缺——醒悟快

作为曾经的新大陆和移民国家，美国这张白纸在二百多年间就绘上了最新最美的画面，但应该看到的这幅画面是一张层层涂抹的油画，最初的几层也是惨不忍睹的：

美国最早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是以一种天人和谐的游猎文明生存的，因此200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大陆连农耕文明的干扰都未受过，保持了良好的原生态，是当时地球上面积数一数二的野生动植物天堂：直到17世纪，美国落基山脉以东的中部大平原上仍至少有6000万头美洲野牛，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西洋沿岸由于降水丰沛是美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中心区，北部的五大湖也几乎分布有北陆界新北区的全部淡水水生动物。17世纪后，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首先将大西洋沿岸带入农耕文明，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这片领土（最早的13个州）又迅速开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矿藏被挖掘一空，城市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东部的主基调。为发财而疯狂的移民继续向西部进军，与西部开拓者优秀品质共存的是他们浓厚的血腥味——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中大规模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原居地，还对野牛大开杀戒，甚至将其发展为一种纯游戏。曾经铺天盖地的美洲野牛，不到200年，到1889年时居然仅余541只。

总之，19世纪的美国，可不是处处鲜花、富得流油，而是到处充斥热情似火又不顾一切的拜金移民、乌烟瘴气和污水四溢的工厂以及“把一切推平重来”的农场（类似的一幕也曾经在196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这种疯狂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领域的大萧条（经济危机）和自然领域的黑风暴（生态危机）实施报复后才逐渐回归理性。这个回归的过程也是天长日久，直到1940～1950年代，美国还发生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的两起——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1950～1960年代，因为滥施农药、化肥还导致“寂静的春天”，就连美国国鸟白头海雕也因为农业导致的栖息地破坏和农药积累导致的繁殖障碍几乎灭绝！今天美国的“美”，其实才刚刚到来。

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1980年以后才有机会一睹美国真面目，所以看到的才是一幅光彩夺目、浑然天成的美景图，只有残留在国家公园内刚刚恢复到2万只的美洲野牛留下了劫后余生的些微证据。

回顾这个“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过程，可以发现美国环保最宝贵的经验——从教训中幡然悔悟。20世纪下半叶美国在环保上的成功，无一不受益于这个经验。在独特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和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美国的环保尽管跌跌撞撞，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因此历经半个世纪，终于使美国的环境让全世界人民都为之“不见不散”。美国环保之所以能醒悟快，有一个关键因素——能人多

在关键时候，美国出现了一些或“高瞻远瞩”或“有权有势”的绿色人士，使不惜环境资源代价的经济活动有所节制，大大推动了环境保护的进程。可以请出六位代表作为美国环保发展的里程碑。他们是斯特林·莫顿、约翰·缪尔、西奥多·罗斯福、蕾切尔·卡逊、丹尼斯·海斯以及杜邦公司的先后几代领导人。

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高度认同的植树节，竟然出自19世纪时一位美国出版商的倡议。1872年，斯特林·莫顿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园林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有感于当时当地的环境恶化，悲天悯人地提出了一项设立“植树节”的建议，要动员全体人民一起植树造林。内布拉斯加州农业局首先积极支持采纳莫顿先生的建议，不久州长亲自宣布，从此该州每年四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定为植树节。后来，这一节日只用了几十年就发展成为全球通行的一种绿色文化。

这个名人倡导的行动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而且开创了美国官民合一搞环保的优良传统。民间的高瞻远瞩通过官员的有权有势被落实，环保才可能从一种忧思变成一项政策乃至一种文化。后两位名人的经典合作更典型地说明了这种“美国环保方式”的行之有效。

19世纪末期，在美国西部开发改天换地的浪潮中，自然被天翻地覆，精华所剩无几。这时，约翰·缪尔出现了。早在1876年，他就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政策。1897年美国国会从商业利益出发阻挠森林保护政策，缪尔就通过媒体获得公众支持，使议员们改变了主张。缪尔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在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些人的积极活动下，美国于1872年通过黄石法案（Yellowstone Act），成立了全球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又于1916年成立了全球最早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着57座国家公园，327处自然和历史胜地，12000个历史遗址和其它建筑，8500座纪念碑和纪念馆，美国的自然精华悉数被罗致入“园”。今天，缪尔倡导的自然保护宗旨仍然镌刻于的大门上――“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快乐”。当然，单凭他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张罗这么大的事业的，这个事业是他与另一位代表——西奥多·罗斯福（并非二战期间名闻遐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共同完成的。

1903年，缪尔开始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交往。罗斯福认为：“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极大的繁荣，同时要考虑到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合理运用的基础上的，以保证未来的更大成功”。基于这种理念，罗斯福在政务之余与缪尔考察了大峡谷、约塞米蒂等国家公园，并据考察结果开始限制一些开发——例如在大峡谷中建设大坝。为了使这种环保思想在官员中蔚然成风，罗斯福

曾在议会演讲时特别以中国为例（根据一个考察报告）来说明森林破坏造成的恶果：“中国内地（主要指的是黄河下游地区）森林缺乏，乡村只有坟墓和庙祠附近有林木，江河的堤岸没有林木保护，以致洪水经常决堤。山坡都被开垦，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罗斯福还积极倡导土地的分类规划利用，使不同自然条件的土地能用于不同的产业，以发挥环境容量的作用。这位最高决策者的绿色意识，是美国由疯狂开发转向理智发展的关键。

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决定全球政治经济命运的超级大国，其工业化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球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农药DDT和氟利昂空调都是在美国工业的推动下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这种规模的工业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女士开始关注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蠕变。1962年，根据她的研究成果，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动摇了整个美国化工业。卡逊女士发现由于滥施农药，通过食物链积累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的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这种发现尽管起初遭到一些大工业集团的歪曲，但还是渐渐改变了美国化工业巨头（例如杜邦公司）的发展理念，美国的工业开始有了两个转变：一是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二是逐渐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自此，美国的环境才算真正摆脱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丹尼斯·海斯。

1969年，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将尼尔森的提议变成了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具体构想，并提议以次年的4月22日作为“地球日”在全美开展环保活动。1970年的首次“地球日”活动声势浩大，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美国绿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并促使美国政府加强了环境污染治理：成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一定程度上，这次活动也是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诱因。丹尼斯·海斯在地球日活动后，迅速成为全球民众环境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仍然在为一系列国际间环境公约的推行而奔走呼号。

这些能人前赴后继的行动促进了美国国民环境意识的觉醒，这种形势下以前作为环保对立面的大企业，有的也渐渐转化成了环保的主力军，其中的代表就是杜邦公司。

杜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有“化学工业帝国”之称，位居全球500强的123位。从1970年代起，杜邦公司前后四任总裁确立了“安全、健康、职业道德、尊重待人和保护环境”的核心价值观，以制造炸药起家的杜邦公司，通过合作、收购等手段调整产品结构，逐步退出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传统化工领域，核心产业在1990年代已转移到精细化工和高新材料方向，同时还是美国循环经济搞得最好的大企业之一。杜邦公司的现任总裁贺利得曾有专文说明杜邦公司21世纪的两个大目标，其一是"减少我们在环境中的痕迹"，其二是"增加我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贺利得还认为“公众的意识和参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因此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宣传工作，例如，1996年出资设立了中国杜邦环境好新闻奖。

这6个代表，只是美国由下而上进而上下结合搞环保的一个缩影。须知，能人辈出，决定性的基础是——民主好

美国是全天候、全方位的超级大国，环境家底厚，在资源占有上又达到了予取予求的境界，重视环保并不像日本那样是因为国土有效面积事关存亡，更多地是民主的体现。由于美

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其民意决定官意的格局，因此，必须先有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色化，

才可能有国家决策的绿色化。这种民主机制还决定了美国环保的新政策在导入阶段往往必须利用经济动因，必须在市场自发的基础上政府再来因势利导。

目前，美国环保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环保措施上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力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二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政策，即强调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不是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没有改变生产高效和消费低效以及大量耗用能源资源的情况。

1980年代后，美国总体的环境状况在改善，美国的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但也应该看到，民主体制下灵活的环保政策虽然给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相当多的渠道、方法和途径，也给美国的环保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美国的环境政策不严格，标准不统一，法规不健全，致使没能全方位的推动美国环保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也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使得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环保技术，环保产业出口额仅排名世界第11位。另外，由于美国政治体制有时过度强调民主和政务公开，使得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建议，当遇到公众反对时，便很难以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还应该看到，美国的美并不能包罗万象，更不能一美遮九丑。从中美环保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环保是一种片面的环保，是一种损人利己的环保，是一种我国不能照搬的环保。这是因为美国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太浪费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

根据生产空间和二氧化碳处理空间（与能源消费成正比）算出的人均生态足迹，美国人10,世界平均2,中国人1。美国每人年平均钢材耗用量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37倍，铝耗用量为85倍，总的能源耗用量为30倍。据计算，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按美国的水平消耗矿物资源，则人类所需的16种主要矿物中，有7种将于十年内耗尽（如金、银、汞、锡、钨、锌、铅）。其余矿物除铁和铝以外，都将在200年内用完。

美国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生产高效、消费低效的国民文化，得到了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支配性地位的支持，因此多年来一直得到延续。曾经有人考察过一个美国中产阶段家庭的消费状况，发现其中40%的支出属于无效支出。尤其是在追求过度包装等心理附加值而非产品使用价值的增值上的花费和产品快速更新换代上的花费，在已经富裕的美国人中普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美国的垃圾堆中不难发现一大堆包装物中混杂着“过时”或者“微坏”的冰箱彩电。也许有些人会羡慕这种财大气粗的浪费，只是如果地球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美”，再多十个地球又如何？就此而言，美国称得上是埋葬地球资源的地狱。

一方面是消费上的不加节制和资源占有上的贪婪无度，另一方面却是对环保责任的推诿，这就是美国的第二个特点——太无德

近年来，美国在环保领域的惊世骇俗之举当是布什政府突然以全球已有110个国家签署的《京都协议书》（关于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协议）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为由，公然宣布拒绝签署该协议。虽然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和积极履行减排义务。但美国出尔反尔、推卸责任，充分反映了其国家决策中太无德的一面。

在高度评价美国在环保上的巨大成果和先进举措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在环保上太无德的这一面：美国是靠先污染自己发展起来的，然后就是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更直接的污染物转移减轻自己的环保负担的，因此被一些国家称为“环境帝国主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经就此行为承认：“美国和其他富国是世界环境灾难的主要根源”。

如果说产业结构高级化——例如前述美国杜邦公司将“傻大黑粗”的传统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起到了帮助其发展经济的作用的话，污染物转移就是赤裸裸的无赖行径。仅仅举一个小例就可以说明这点。目前，美国危险物年生产量达5000至6000万吨，其中将近1000万吨由各公司私运出美国处置。绿色和平组织称美国各公司向44个国家出口危险废物，且不择手段——有偷倒（如“夜间倾倒”），有耍赖皮的蛮倒，有所谓的协议倾倒，还有采取贿赂手法的贿倒。2002年，一位巴拿马海关官员披露说，如同意进口美国的焚烧灰（含有剧毒的二恶英），就能得到一幢海滩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