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翻译流派

主要翻译理论流派

在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译者在艰辛的翻译工作中总结经验，阐发观点，不断探讨，深化认识，形成了一家之言，或洋洋大观，或疏疏片语，不乏真知灼见，从某一个角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形成了我们今天研究翻译，从事翻译实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之后，公元六十五年前佛教传入我国，佛经翻译历时千载，东汉开始，魏晋发展，唐代极盛，北宋式微，元后尾声。期间，涌现出了大批卓越的翻译大家，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等,其译论涉及译文的文质之辩，胡汉语言对比及翻译中的变通，理解原文和表达中存在的困难，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音译的原则等等。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与我国的文人学士合作翻译了许多科技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翻译逐渐成了众多爱国志士抵御外侮的利器，林则徐、严复、林纾等引进翻译了大量军事、社科、文学材料，严复创造了“达旨”的译法，林纾则强调主观感情的投入和与原作人物心灵交汇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鲁迅林语堂等大量翻译国外作品，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陈富康 2000：299）他还认为“欧化”“洋气”可以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林语堂总结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新中国建立后，翻译事业得到重视，进一步发展，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则提出了“化境说”，丰富了译坛。

在西方，对圣经的翻译也形成一次早期的翻译高潮，这和我国的佛经翻译高潮十分相似，都是由宗教经典翻译所形成的翻译高潮。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使得译者难以摆脱“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反复争论。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线构成：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和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前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原作的文学特色必须受到重视，译文要符合译语的规范，译者要具备相应的文学天赋；后者关注的是语言，它将翻译和语义、语法功能、语言结构特征等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产生一个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谭载喜 2004：6）

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多关心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们争论的核

心是字对字译和意对意译或直译与意译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认为翻译是艺术，重点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古罗马翻译家在对待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希腊帝国的文化和文学作品时，基本上都将原作置于较低的地位，采取比较自由的翻译方法。西塞罗（Cicero）提出了“解释员”与“演说家”的翻译方法，认为重要的是传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而非形式，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再创作。贺拉斯（Horatius）把希腊文化看成是公共财产，主张对它们进行改编、占有。他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这反映出他意译、活译的翻译观点。昆体良（Quintilianus）则提出了译作要和原作竞赛的“竞赛论”，认为翻译是创作，译作要和原作搏斗、竞赛，力争超出原作。

在《圣经》文本的翻译中，译论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面向原文，去死扣原文，还是面向读者，多用意译。哲罗姆（St. Jerome）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不逐字对译的观点。认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加入自己的风格特点，使译作象原作一样优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翻译《圣经》中采用了通俗、明了、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则，注重使用民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他认为译者要尊重原文，深入原文的精神本质，只有意译才能将它再现。

十六世纪法国翻译家埃迪安.多雷（Etienne Dolet）在《论如何出色的翻译》中对译者提出了五条基本原则：完全理解原作；通晓两种语言；避免字字对译；语言通俗易懂；译文与原文效果相当。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出现了两位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泰特勒(A.F. Tytler)，德莱顿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即他把翻译的方法分为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认为翻译是艺术，译者必须要考虑读者，也要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他本人认为意译是较好的翻译方法。泰特勒则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要完全传递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要和原作一致；译作应具有原作的流畅。

进入二十世纪，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进一步发展。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Croce）认为翻译必须要再创造，和文学翻译不能太自由，专业翻译不能太拘谨的观点。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把翻译分为四类：完美翻译（perfect translation）、恰切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综合翻译（composite translation）和应用翻译（translation of learned,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完美翻译是指布告通知类单纯传递信息的翻译；恰切翻译指不考虑形式，重在传递内容的翻译；综合翻译是指既要重形式又要重内容的翻译；应用翻译中内容远远胜过形式。

捷克翻译理论家吉利.列维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需要译者使用自己的个性进行再创作，译文要像原文一样有感染力，使译文提供给读者应有的知识、智慧和艺术审美享受。他进而提出了“错觉”理论，即文学作品的翻译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像是在阅读原作一样的感觉。

苏联的卡什金1955年在《为现实主义翻译而奋斗》一文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翻译”的说法，认为译者要忠于原作者、忠于读者和忠于现实，也就是翻译要努力再现原作所反映的现实，译者要领悟到原作语言文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思想、事物、现象等。

纵观二十世纪前的翻译史，宗教文本翻译和世俗文学翻译占据了中外翻译家的大部分时间，其译论也主要由之而发，其共同特点是原文被奉为至尊，译者只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仆人”，并且总是处于“美与不忠”的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以来，翻译学科迅猛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翻译理论，虽然对于应用文本的翻译，大部分翻译学派的译论没有太多直接关涉，但是我们仍能发现不少可资借鉴的理论财富。将这些理论财富进一步与我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结合起来必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一．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奥古斯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之间的三角关系，标志着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开始。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都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不满于文艺学派重美感传递轻语言分析的做法，他们以语言为研究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在词、短语、句子、篇章（话语）等层次上研究翻译如何能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对等”。语言学派主要研究翻译中各种各样的“对等”或“等值”。

1.雅可布逊

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年生于莫斯科，1941年移居美国，是布拉格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该派主要关注焦点之一就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成分的区分功能，主张去分析实现不同交际功能的语体。1959年，他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从符号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用三种方法解释语言符号：1）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内的其他符号；2）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符号；3）可以翻译成非语言系统的符号。由此他首次将翻译分成了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开拓和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他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用其他某种语言的完整信息来取代原文信息，而不是使用分离的符号单元。这种翻译是一种间接引语：译者从另一种语言中接受了信息，再将其重新编码和转换。这样就涉及两种不同符号系统中的两组对等信息。”（谢天振 2008：8）由此可见，语言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对等问题。他认为任何现存语言中的所有认知经验和分类都是可以在翻译中再现的，甚至一些语法形式也可以在译语中用词汇表达，因而任何不可译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认为“文字游戏”（paronomasia）主宰着诗歌，因而诗歌是不可译的，只能进行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

2．奈达

奈达（Eugene Nida,1914-）著述丰富，在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从交际学和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已有的重形式对应的翻译观进行了扬弃，宣称翻译的重心已从重信息的形式转向了重接受者的反应，并进而在“等效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观：译文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相同。他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首先是语义，其次是形式。”可见对等仍是奈达翻译思想的核心部分，为了达到对等，他对语法和词义详加分析。他将词义区分为二：所指意和蕴涵意。所指意是指词用来指示事物

时的意义；蕴涵意是指词在交际中激起参与者某种情感反应的意义。前者可以通过上下文中的句法标志和语义标志来确定，而后者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词语的言说者、词语使用的实际情景和词语所在的词语组合的特点。他认为词义只有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才能最终决定。

奈达在该书中还对转换生成语法灵活运用，很有创意地提出了“逆转换”（back-transformation）的概念，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先把原文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现实中使用的较复杂的句子结构）转变成其深层结构，也即一些核心句（kernels 语言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句子结构），这样有利于排除语言结构造成的障碍，方便译者完整地传递语义信息。

他在《论对等原则》（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一文中提出，翻译中不存在绝对的对等，要根据信息的本质、作者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受众的类型来确定具体的翻译方法，实现不同的对等。他认为等值有两种形式：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前者既关注形式又关注内容，后者则建立在等效的原则之上，要使两种接受者的感受相类似；前者以原文为中心，尽可能显示原文信息的形式和内容，而后者则重接受者的反应，不完全集中于原文的信息。奈达的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可能有偏狭之处，但对于应用翻译来讲却有良多启发。

3. 纽马克

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和对比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前者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意义和语境，而后者指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他认为在艺术文本的翻译中采取语义翻译的方法会更合适一些，因为译者对那些审美元素的展现不一定要去满足某一读者。他还认为交际翻译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操作的偏向性、不好操作性和可能导致失误。

1994年，他又定义了“关联翻译法”（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认为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要越贴紧原文来翻译。他认为语言的重要可以表现在语言、语气、文体、形式、隐喻、音韵等方面。他的定义最终演化成了一系列的关联关系：1）文本的语言越重要，翻译就要越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