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太短了,中国更应该有一个“五十年规划”
中国更应该有一个“五十年规划”
黄佶
摘要：在微观上正确的事情，宏观上未必也是正确的。在美元问题上，中美两国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二十多年来双边贸易的每一步，在当时看来对自己都是合算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好景不长”是一个客观规律。“好景”往往只维持十年左右。科学技术和资本一样，也会导致两极分化。民生改善之后，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应该未雨绸缪。建议：高中毕业生必须在社会最底层劳作至少一年之后才能考大学，以缓解中国富裕后低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不能只考虑“外国经验”和“先易后难”，而应该有更全面而长远的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两种：自由探索型和预定路线型，应该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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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目前遇到的诸多重要问题，十二五规划都做了安排，相信十二五规划完成后，中国将有显著的进步。但我认为中国同时也应该搞一个五十年规划。为什么？
一，微观没错，不等于宏观正确
现在，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对方的亏：中国借了大量美元给美国，但美元天天在贬值，中国人觉得吃亏了；美国人向中国借了大量钱，本金加利息，子子孙孙几十代都还不清，美国人觉得自己被中国人绑架了，也吃亏了。2009年4月，美国工商业协会（U.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全版广告，画面是一张用中国国旗做背景的信用卡（意思是这是由中国发行的信用卡），上面写着金额是一万五千亿（1,500,000,000,000），持卡人姓名的位置写着“你的孩子的姓名”（your child's name here）。广告中写着：“未来几代美国人都要看中国这个债主的脸色”（We are leaving future generations of Americans at the mercy of our Chinese creditors）。
但中美两国走到今天的尴尬境地，整个过程的每一步，在当时看来都是合理的，对自己都是合算的，甚至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1980年代，中国人穷，年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美国人富，人均年收入有几万美元（几十万元人民币）。做生意卖商品，当然应该以富人为对象，于是中国大力发展出口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同样买东西，当然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产品价格便宜，美国人大量购买中国货，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人关掉自己的工厂，改为从中国进口商品，也顺理成章。中国人也希望他们这样做。
实体经济没了用武之地，美国把重点转移到金融上，利用美元的有利地位和自己资本运
作的丰富经验，通过玩弄金融工具，毫不费力的赚大钱，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中国人赚了美元，自己省吃俭用，用不掉，当然要找人把钱借出去，赚取利息。而美国人见到有钱可借，能够提前消费，当然愿意借钱，因此，美元再次流回美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美国人欠债越来越多，利息越来越重，开始希望中国人少出口、多进口，逼迫中国人提高人民币汇率，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人出口受阻，意识到应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但发现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即使实际利息为负，老百姓仍然不愿意大量消费。但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出口企业的工人每天都要吃饭的，一旦出口停滞，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于是只能继续以出口产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为了保持出口，也只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
美国看到人民币不肯升值，于是大量印美元，自己先让美元贬值，同时可以赖掉一部分欠中国人的债。在美国人看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中国人不得不跟着大量发行人民币，让人民币跟住美元，保持原来的汇率，结果国内闲钱太多，导致通货膨胀，房价飞涨，……
本来中国人辛苦多年，靠卖苦力、卖资源、牺牲自然环境，赚了大量的钱（美元），现在应该乘势升值人民币，中国老百姓好好地出国潇洒一把，也做做财大气粗、出手阔绰的“外国人”，或者大量进口外国高档商品，奢侈一把，但现在反而守着一大堆美元犯愁，……
从中国决定参与“国际大循环”到今日中国陷于“美元太多”的困境，不过二十余年，整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微观上完全合理的事情，在宏观上却未必正确。五年规划，使人们只看见微观，却看不到宏观；五年弹指一挥间，只是非常微观的尺度。从五年的尺度上看都是正确的决策，但从五十年的尺度看，却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中国必须制定五十年规划（可以每隔若干年进行一些调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研究，预先采取措施避开问题。
如果中国在出口贸易做得最得意的时候，预见到美国人必将坐吃山空，缩减进口，因此在当时就未雨绸缪，投入大量资金，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人民消费能力，为扩大内需打下基础，并通过对企业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实体经济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那么等到美国人开始缩减进口时，国内的消费已经足以弥补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而且中国已经能够启动甚至已经完成经济模式的转变，不仅人民
币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主动升值，而且还可以靠高附加值产品继续维持出口，不仅能够避免今日的尴尬，而且中国人还能大大的获益。
节能灯是最新出现的案例。当初生产和大力推广节能灯时，只考虑到其节能的作用。但在得到广泛使用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废弃的节能灯含有水银，会导致严重的污染。
如果当初看得远（制定了类似“五十年规划”这样的长远计划），预先考虑到了污染问题，就可以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例如：每只灯泡零售价提高一元，归还旧灯泡时，可收回这一元。这类似于一种押金。富人可能不愿为了拿回这一元钱而把旧节能灯送到回收点，但穷人为了得到这一元钱，会去收集垃圾桶里的旧节能灯。如果一元钱不足以驱使足够多的穷人去收集废弃的节能灯，那么就提高这一“押金”的金额，直到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回收旧节能灯。
收取押金会提高节能灯的售价，影响节能灯的推广，那么可以由政府补贴押金。对于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政府来说，这是合算的，因为这一押金付出，肯定远远低于今后治理废节能灯造成的污染、治疗受到污染伤害的民众的花费。（这里顺便说一下：作为亡羊补牢之举，政府现在应该大力开展有偿回收废节能灯的工作，否则数年之后会后悔的。）
我们今天都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十二五规划：“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但电动汽车都有巨大的电池，这些电池在寿终正寝之后，如何处理？会不会造成新的污染？显然，我们不能只有发展电动汽车的五年规划，却没有预防大量废弃电池造成环境污染的五十年规划。
二，“好景不长”是一个客观规律
我们应该认识到，“好景不长”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偶发事件，不是诅咒，而是真理，是客观规律，是一个常态。
即使美国也是这样。“好景”往往只维持十年左右。1991年苏联崩溃，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但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美国重新遇到强劲的敌人。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长期繁荣，但到2001年，“好景”结束了。1992年克林顿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1999年美国国会永久性废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但2008年最终爆发全面金融危机。
好景只有十年左右，但规划只做五年，这种规划必然无法考虑好景的延续，无法考虑好景之间的过渡阶段，更不可能在身处好景时规划下一个好景，并为下一个好景的实现创造基础。如果到“好景”结束了才来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为时已晚了，必然会出现一
个困难的转折时期，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人类是精明的，会把成功的发展模式运用到极致，榨取出每一点、每一滴的眼前利益；但人类又是近视的，不到走投无路、头撞南墙的境地，是不会去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也不重视任何警告。直到问题爆发出来了，才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实际上，关于中国应该转变经济模式、应该扩大内需、应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早就有很多人提出过，但不到出口导向战略走进死胡同，这些建议不会受到重视，更不要说切实落实了。另一方面，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早就对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大搞虚拟经济，提出过批评。巴菲特更是直言金融产品的潜在威胁堪称“致命”，但也没有人听得进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每天都有大量的钱赚进来，谁还会去考虑其它的事情？
古人早已教导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医则强调“治未病”。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也常挂在嘴巴上，但更应该落实到行动中去。
三，如何面对高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科技化，是非常必要的。凭着中国人的智慧，我相信中国不难实现这一目标。但经济科技化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就必须预先思考。
“科技”具体体现为各种技术和专利。这些无形资产只能属于少数发明和创造这些技术的人，以及投资或购买了这些无形资产的人，而不可能属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因此，科技产业的赢利，大部分必然流向少数人。微软公司的系统软件是高科技产品，利润滚滚，但这些钱只会流入微软公司高层少数人和股东们的口袋，而和流水线上包装系统软件的普通工人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进行的是简单劳动，这种简单劳动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供大于求，价格水平（工资）不可能很高。
经济科技化之后，自动机器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人工操作，必然导致大量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使劳动力的供求情况进一步向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恶化，使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下降。
因此，科学技术和资本一样，也会分布不均，也会导致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能把资本妖魔化，也不能把科学技术天使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也是一种资本。总之，资本和科技都是人类的身外之“物”，都有双重性。
从高科技的拥有者那里征收高额税收，然后转移支付给穷人，可以缓和高科技造成的两极分化，
但这也会影响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影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科技人员和资本流向其它低税收的国家或地区。
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保护和鼓励发展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这里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并非指单纯消耗劳动力和天然资源的落后产业，而是指富含手工技艺甚至艺术成分的手工产品（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具有生产者个人的个性，价值高于用机器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普通工业产品。此外，还应该注意保护和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我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不能为了发展高科技而发展高科技。在发展科技化经济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有时为了保护手工产品，甚至必须限制与它们竞争的高科技产品，例如对前者免税，而对后者征收高额税收，等等。
也许只需一个或两个五年，中国就能实现经济科技化。但如果我们不早做打算，等到实现了经济科技化之后才发现我们走过头了，再来研究有关问题，再来寻找补救的办法，就会被迫经历一个痛苦的过渡阶段，甚至因为时过境迁，再也无法补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各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之法仅是笔者个人的猜测，在这里只作为举例之用。
四，民生改善之后怎么办？
十二五规划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改善民生。我相信这个目标很快就能实现，甚至不需要十三五规划来考虑。但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就应该着手研究，并制定预防措施，避免再次发生临时抱佛脚的情况。
我并不反对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我认为必须预先考虑工资水平提高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遇到的情况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本将流出中国，流向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就像当初资本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方流向劳动力成本低的中国大陆一样。不仅外国资本会流出中国，而且中国本国的资本也会流出；不仅中国的私人资本会流出，中国的国有资本也会流出。道理很简单，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中国的国有资本在非洲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能够向中国政府上缴更多的分红，中国政府可以用来向中国人提供更多的福利，谁还会坚持要它们留在利润率较低的中国？
资本流出，导致开工不足，导致失业率上升，导致很多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预防？
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早已指出劳动力
的供应曲线和普通商品不同。普通商品的供应量随着价格上升而不断增大，价格越高，生产者越多，总供应量也越大。供应曲线是一条单调上升的曲线。但劳动力的供应规律不同，当工资水平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总供应量反而开始逐步下降。供应曲线是一条反方向的C形曲线。原因很简单：收入高了之后，人们不愿意多工作，而是倾向于把时间用于享受。
随着低保金额度的提高，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宁肯闲在家里打牌，也不愿意去辛勤工作，赚取略高于甚至低于低保金的工资。这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零就业家庭无意‘脱零’：宁愿吃低保，不愿去上班”，2010年12月8日，兰州晚报）
本国劳动者不愿意多工作的时候，最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从穷国引进廉价劳动力，即放宽对外国人来华工作或移民的限制。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将看到北京的马路上主要是非洲黑人在扫大街，上海的住宅小区里主要是阿拉伯人在做保安，而来自拉丁美洲的保姆们在我们的家里做钟点工或保姆，照料我们的幼儿，看护我们年迈的父母。
我不歧视其它种族的人，但我们在思想和文化上做好准备接受他们了吗？这些外国劳动者的后代会出生在中国，这些孩子会逐步把中国当做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的后代会在中国扎根，但他们仍然会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我们会接受他们吗？据说英国伦敦市中心的教堂里做礼拜的已经全部是黑人了。我们能够接受上海最著名的静安寺和玉佛寺里只有黑人和阿拉伯人在叩头拜佛的景象吗？
实际上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存在大量外国人了：“在北京登记居留的外国人有7万人。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已一改以往高级人士占多数的情况。”（2008年2月27日新华网），“上海常住外国人口大概是10万多一点”（2009年6月1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广州黑人达20万”，“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这些黑人根本没有想回去的念头，而且少数在中国已秘密结婚孕育后代”（2007年12月13日深圳新闻网）。
中国的农民能够自由流动进入城市，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一些比较富裕和开明的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才刚刚开始接受他们，愿意平等对待他们及其子女，愿意给他们长期居住权，愿意向他们的后代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而这些农民及其后代毕竟还是中国人、汉族人，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对来自贫穷国度的外国人，对肤色、语言、文化习俗、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外国穷人，我们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真正地接受他们呢？
外国劳动
者初到中国时，因为人生地不熟，能够忍气吞声，苟且偷生，但在中国站住脚跟之后，会不会对自己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产生不满，进而产生政治诉求？或不满于政府的正常管理，产生过激的对抗行为？（广州上百黑人冲击派出所，据称缘于一名黑人因躲避查护照跳楼身亡。“穗警方依法处置一起外国人聚集堵塞交通事件”，2009年7月15日，广州日报）
富裕了的中国居民未必愿意从事外国劳动者们所从事的工作，但当他们因为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下降时，会不会迁怒于外国劳动者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拿走了他们的社保金？会不会引发冲突？
这些事情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不是我虚构出来的。如果将来也发生在中国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富裕之后的另一个问题是生育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中高收入阶层、高学历阶层中。富裕者和受过良好教育者生育少，贫穷者和未受过良好教育者生育多；中国人因为富裕而生育少，外国来华打工或移民者因为贫穷而生育多。又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女子只嫁给比自己优秀的男子，于是中国中下阶层的男子寻偶困难，这必然导致他们选择和外国贫穷女子通婚繁衍后代（“越南新娘”早已进入很多中国未婚男青年的考虑范围了），于是中国汉族地区的血缘将日趋复杂，甚至连“炎黄子孙”的身体外部特征例如皮肤、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眼窝深度、鼻梁高度、鼻翼宽度等等也都将开始彻底改变。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够接受吗？有思想准备吗？
因此，中国普遍富裕之后，谁来做底层艰苦而低薪的工作？不预先考虑好这个问题，不出十年，我们又会有新的麻烦。环境被污染了还能够治理，但外国移民在中国扎根之后，就无法随便驱赶了，尤其是他们的后代的后代成年之后、和中国人通婚之后。
中国富裕之后，男孩子的阳刚之气消失，年轻人缺乏吃苦精神，都是当前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可以结合上述问题一并解决。以后可以规定：高中生毕业之后，不能直接考大学，必须在社会最底层劳作至少一年。这样既能解决对低级劳动力的部分需求，也能够磨练年轻人。
现在很多大学生学习不用功，但他们在企业里实习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知识不足，回校后学习热情明显增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和第二届大学生学习热情特别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他们没有机会读书，形成了对知识的“饥渴”。让高中生在社会底层劳动一年，有利于他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提高考进大学后的学习自觉性。在社会底层工
作，也能使他们直接接触社会，对社会有清晰的认识，有利于他们在大学学习时理论结合实际，毕业后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1960-19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场厄运，但客观上使很多年轻学子获得了锤炼。这一“副产品”本身还是有价值的。
一些国家和地区规定年轻人必须服两年兵役，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研究这一做法对年轻人成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参考。
“高中毕业生必须在社会最底层劳作至少一年”肯定会被骂为“馊主意”，尤其会受到家长们的激烈反对。但如果这一年的社会阅历真的能够显著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将会使家长们接受这一做法，甚至主动要求孩子去这么做。
五，要预防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现在的确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建立民主政治。但对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也要预先考虑，加以防范，在设计中国向民主政治过渡的路径时，就注意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
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选举。但官员或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会去迎合选民的意愿，而民众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忽视整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惰性，只顾眼前赚钱享乐。如果政治家不许民众这样，民众就会反对他，他就无法上台，上了台也会被赶下台。欧美国家走到今天的困境，与政客们被选民绑架不无关系。总之，我们不能认为“只要符合民众愿望的，就必然是正确的”。
当然，不受民众制约的官员可能犯其它错误，同样产生问题。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在制度上进行创新设计，既要能够制约官员，又要能够防止民众自私引发的负面影响，防止“民主”发展成“民粹”（黄佶：中国政改路线草图——两条线，三只角，四个点）。
为了稳妥和便于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选择了“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路线。但党员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心，他们选举出来的党委书记，也许的确不会贪污腐败，但未必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中石油的党员肯定不会选出一个主张中石油降低油产品价格、让利给社会、主张降低中石油职工的工资、缩减其福利的党委书记。
中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权力来源就是自上而下的，这保证了党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的危险性。如果为了政治体制改革容易启动，而在基层党组织内开展选举，把权力来源改变为自下而上，这会引发巨大的隐患。中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中共是把庞大的中国维系在一起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一力量被削弱，必然后患无穷。
实际上，应该继续保持党内权力自上而下的模式，同时在党外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这样，既能使整个中国有一根主心骨，也使人民能够监督和制约执政党。
总之，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不能只考虑“外国经验”和“先易后难”，而应该有更全面而长远的考虑。
六，人类社会有两类发展模式，应该相互取长补短
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探索型发展模式，一类是预定路线型发展模式。
在自由探索模式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成功了。其他人被成功者获得的利益所吸引，借助成功者的经验，跟着前进，直至走到尽头，原有的经验失效，“此路不通”，于是再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物质极大丰富，人的地位不断提升，建立起了“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但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阶级对立，环境污染，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等。
自由探索模式的问题是：每一步的前进方向取决于眼下能否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不考虑总的前进方向。因此，虽然每一步在当时都是最有利的，但最后的总的道路却可能是错误的。欧美诸国目前陷入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寅吃卯粮，最后走到了坐吃山空的境地。在减排问题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灾难已经发生在眼前，但各国仍然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愿为长远利益做出牺牲。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民主、集中了世界上最多人才的国家，却连最基本的京都议定书都没有签署。
正是因为看到自由探索模式中人类常常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很多人尝试从“事后诸葛亮”转变为“事前诸葛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某些人（例如卡尔马克思）的主张会引起其他人的共鸣，他们坚信这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唯一道路。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因此也成为信仰者心目中的伟人甚至圣人。信仰者会建立起组织（例如政党），向大众进行宣传，吸引人们加入他们的事业，并培养更多的信仰者，使整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庞大，最后控制整个国家。
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由探索的本能，又由于沿着既定路线前进时，并非每一步都是有利可图的，为了终极目标的实现，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于是组织内部或
组织统治的人群中会出现信仰不坚定者或不再信仰者。
于是，信仰者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教育无效则进行批评和批判，批评批判无效则施以生活上或肉体上的惩罚：降低经济待遇，强制劳动“改造”等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囚禁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最极端的也许要算“红色高棉”了）。
这些信仰者的本意也许并不坏，他们担心那些想自己进行自由探索的人，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走上错误的道路；而这些人获得的眼前利益（例如来自自留地的收获），会吸引队伍中的其他意志不坚定者，使他们蠢蠢欲动，试图脱离组织，最终导致整个组织人心涣散，影响了伟大事业的发展，导致无法继续沿着伟人指引的道路前进，使整个民族或人类无法到达伟人描绘的理想社会。
第二种发展模式的弊病是：如果伟人指引的道路本来就是错误的，那么最后的灾难可能比自由探索模式所能遇到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设计，是难以预先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或者整个革命事业本身就是一场实验。而既然是实验，就有可能失败。
另一方面，即使伟人指引的道路的确是正确的，但去世伟人的宏伟蓝图，常常会被在世的政治领袖所修正（也许他们的本意也是好的，因为实际情况往往会和理论假设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在实际上背离了伟人指引的道路。也就是说，这种模式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自由探索模式中个人眼界的限制所导致的近视问题。而且只有少数人（最高政治领袖）有权进行自由探索，而全体民众只有跟着执行的义务。虽然这些最高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天分，但少数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失误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在第二种发展模式中，为了使整个社会庞大的人口具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不得不采取很多缺乏趣味的甚至违背人类本性的做法。人们在面对前进过程中的微观而具体的困难和挫折时，在理想的实现看上去总是遥不可及时，尤其是在组织的领导者犯了错误时，人们对理想的热情会逐步消失，信仰会发生动摇，会怀疑指路的伟人，或反对组织的领袖，最终导致整个事业的崩溃和终止，甚至导致国家或民族的分崩离析。预定路线型发展模式的失败，标志着不再存在民众普遍承认的预定路线，于是社会往往转而采取自由探索模式。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消灭了经济上的阶级差异，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缩短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微观经济缺乏活力
，个人失去自由，社会思想单一，文化贫瘠，等等；另一方面，官民差异、官僚体系内部的级别差异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被不断强化，形成了新的不平等。
显然，两种发展模式应该各取所长。既应该允许个人积极探索，而不是把人类社会的未来寄托在个别伟人身上，但又应该吸取前人和旁人的经验教训，远眺前方，逻辑推理，沙盘推演，提前发现问题，早做打算，以免走上弯路，或走进死胡同。
结束语
社会发展是“路径依赖”的，走上什么路，从什么路上走过来，对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先走了再说”。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时，的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一边摸一边要抬头看路，学术界更应该主动地进行独立的超前研究。即使结论未必可靠，有各种局限性，也能够丰富人们的思想，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产生正确的思想创造条件，减少走错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