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陪审团制度简介

张卫平：美国陪审团是怎样运作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卫平

诉讼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陪审团虽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作为配角出现的，但却是美国诉讼的重要组织和制度基础。那么，美国的陪审团是怎样运作的呢？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和部分民事案件（主要是民事侵权案件）都有可能使用陪审团。而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民事案件基本不再使用陪审团。众所周知，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

对于需要陪审团审理的案件，第一步就是挑选陪审员，组成陪审团。陪审员的产生往往十分复杂，陪审员的挑选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陪审员的挑选是在审理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法官的助手从当地的选民登记手册中随机抽出候选人名单。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初陪审员候选人数，有时候选人数可多达二三百人。

陪审员的挑选是公开进行的。挑选时，法官和双方的律师都应在法庭现场。法官在开始筛选候选人时，要向候选人简单介绍案情。经法官同意，其他人可以在法庭内旁听。陪审的候选人通过抽签确定在法庭中的座位编号。陪审的候选人的编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挑选陪审员时是按照编号顺序进行的。确定编号，候选人按照编号坐定后，就要按照法官助手的指示，在法官助手的帮助下填写调查表。具体案件不同，调查表所要调查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关于环境诉讼的案件中，调查表上就可能有“你对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如何看”、“你是否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等；在关于烟草诉讼的案件中，调查表上也许会有“你吸烟吗”、“你的好友中有无患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等；在有关艾滋病的诉讼中，调查表上可能就有“你对同性恋如何看”这样的问题。调查表还会涉及候选人与本案律师的关系问题，例如是否认识其中哪位律师，是否委托其中哪位律师等等。候选人与证人的关系也是所要调查的重要问题。调查表将列出以后诉讼中将出庭的证人名单。法官和双方律师将根据这些调查内容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法官也可以直接询问候选人，例如询问候选人是否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他（她）作出公正的裁决等等。

法官会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从陪审员候选人中剔除。例如：非美国公民、有犯罪前科、没有选举权等等。列入候选的人也可向法官提出不适合担任本案陪审员的理由，请求不担任陪审员，例如身患疾病等等。对这些理由都要求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经法官同意可以退出。由于担任陪审员是公民一项应尽的义务，所以法官不同意时，候选人不得擅自退出。根据调查，多数美国人是不愿意担任陪审员的，耽误时间、影响工作、生活是主要原因。尽管作为陪审员也有补贴，但数额很少，一般在８至１５美元左右。

法官将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剔除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由双方的律师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一方律师可以对按编号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否决或保留。一般的案件，一方律师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不能超过四五次，但对于特殊的案件，也可能６次、７次，多的可达１０次，否决权行使的多少由法官决定。陪审团的组成往往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在著名的罗德尼金诉洛杉矶警察一案中，初审时就由于组成了有利于被告的陪审团，而导致控诉方败诉。但筛选的原则很简单，即将不利于自己当事人一方的候选人剔除。对提出来的候选人，双方律师都要对该候选人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双方律师可以对候选人提出问题，根据候选人回答的内容来判断是否行使否决权。律师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是一门技术性相当强的学问。但律师不得直接提出“候选人如何看待本案”这样的问题。法官对律师提出的问题要把关，问题不妥时，可以加以否决。如果双方的否决权都使用完，仍没有达到陪审团的数量要求——１２名陪审员时，就只能按编号由法官确定。陪审团确定之后，为了防止意外，还需要有几名候补的陪审员。一旦陪审员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行使陪审权时，就可以由候补陪审员代替。陪审员将佩戴特制的陪审员徽章。各州的陪审员徽章各有不同，大多是圆形的，只是颜色有差异，有的州是黄色的，有的州是红白二色的。

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将注意事项详细地以书面形式告知陪审员。告知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例如：不得与任何人讨论参加陪审的案件（包括其他陪审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法庭、未经同意不得使用电话、其他人与陪审员非法接触的要及时报告法官、不能阅读关于本案的报纸等等。一般情况下，陪审员也不能单独与法官会面交谈。如果要与法官会谈，

也必须有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在场。法官要求陪审员注意的事项有时多达几十项。每个陪审员在阅读完这些文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些注意事项。陪审团有一个协调和组织者，此人也可称为陪审团的“团长”。陪审团的团长由全体陪审员选举产生。

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根据情况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开来，以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干扰。将陪审团隔离的情形是很少发生的。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在隔离期间，陪审员不能看报、看电视等，以防受外界影响。著名的辛普森案件的审理，其陪审团就是与外界隔离的。国外开庭审理案件一般都是连续审判，从开庭起一直到作出裁决，除法定休息以外，不得中断。

在开庭审理中，法官会不断地给陪审团发出各种指示。例如：指出哪些证据属于违法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指示陪审团在认定事实不能采用该证据，如果陪审团采纳了该证据，则该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就是无效的。

为了使陪审团能公正地作出裁决，任何贿赂陪审员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陪审员也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严重者将受到刑事制裁。

美国的法庭审理实行交叉询问制，即法官和陪审团都不能直接询问案件的证人，只能由双方当事人的律师询问。律师对自己一方提出的证人的询问叫做主询问，对对方的证人的询问称之为反询问。陪审团是通过双方律师对证人的询问来了解案件事实的，法官则控制着双方律师的交叉询问。法官与律师讨论案件中的程序事项时，陪审员也不能参与，因为陪审团不能裁决程序事项。

当双方的证人都出庭作证后，法官就可以要求陪审团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裁决。陪审员根据原告的请求初步形成一项裁决意见，然后交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９票以上。指控谋杀成立的案件则要求一致通过，全票同意。投票时，要求１２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当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诉讼中１名陪审员缺席，１１名陪审员投票仍然有效的情形。一般的案件如果不能就原告的请求是否成立达到９票以上时，就需要陪审团重新审议，直至形成多数裁决意见。陪审团是如何认定事实以及如何形成裁决的过程都是绝对保密的，即使在案件判决生效后，陪审员将案件的讨论过程透露出去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中，陪审团同样只能在原告所要求的数额范围内作出裁决，不能超出原告请求的数额。这一点与大陆法系中的辩论原则的精神相同。在开庭前，法官将告知当事人及双方律师和陪审团将在下次开庭时宣布裁决结果。开庭时，法官将询问陪审团团长是否形成裁决意见。如果形成裁决意见，团长将宣布裁决及投票结果。在陪审团团长宣读裁决结果后，法官还将一一询问各位陪审员的意见，是同意，还是反对。如果这时有陪审员反对，使反对票超过４票时，裁决就将无效，陪审团就要重新审议。

陪审制度是美国法治和美国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美国诉讼制度的特性。陪审制度的国民参与性是美国诉讼制度最具诱惑之处，充分体现了美国法治的民主化。陪审制的存在也就成了其他具有美国特色的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交叉询问制度、律师制度，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方法。陪审制的魅力倾倒了许多大陆法国家，加之美国文化的强势，使一些大陆法国家试图移植引进，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在我国，同样有不少人钟情陪审制度，为它的绚丽光彩所折腰。但我们应当注意到，陪审制度是美国特殊历史的产物，有着特殊的一般社会文化和法文化的背景，尤其是陪审制度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制度。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享受的，仅挑选陪审员就要耗去几天的时间。在独特的法意识的背景之下，陪审团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绝不能够质疑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公正性，陪审团的裁决是不容置疑的。基于我国的法意识背景，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很难为社会所接受的。实际上，因陪审员的知识背景、生活背景、认识方法、种族意识等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陪审团就会产生不同的裁决结果。陪审制度更体现了一种规则的游戏性。陪审制的存废改的问题也一直是美国人所议论的问题。我们切不可为陪审制羞花之貌而障眼。正如美国人所言，至少陪审制的问题与它的好处一样多。尽管俄罗斯新宪法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实行陪审制，并将于２００３年在俄联邦范围内实施，但在试行中已经面临着诸多问题。况且，俄罗斯引进陪审制也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

尝试陪审团制度宜慎重

傅达林

2月17日，河南省高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审理女教师为还赌债绑架八岁学生致死案死刑上诉一案，审判长在庭审正式开始前特别说明：“今天专门邀请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庭审，庭审结束后，请他们对一审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将作为二审合议庭的合议依据之一。”据了解，这是河南省高院首次尝试“陪审团”参与死刑二审，“陪审团”模式将适时在刑事审判中推广。（《北京青年报》2月19日）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团制度，是司法权民主化运作的重要机制，其目的是让民众以最朴素的良知和正义去评判案件事实。近代著名法官丹宁更是将其当做“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

准确地讲，河南高院的尝试并非真正的陪审团制度，因为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成员的任务主要是认定事实，而对于法律的技术性操作则专属于法官。通俗地说，陪审团乃是由“外行”定罪、“内行”量刑；而人民陪审员则是“外行”与“内行”平起平坐，河南高院的尝试并没有摆脱这种权力设定模式。由于专业隔阂，人民陪审员虽然在规范上分享了法官审判权，但实践中往往被法官所控制，其民主参与和法治教化的效果并不明显。相比而言，陪审团制度，则既能有效防止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徇私舞弊，又表现出对司法专业知识的尊重。

当前，我国司法的独立性还不强，司法的民主监督也乏力，在审判中引入陪审团，无疑有助于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独立性。尤其是当一些法官考虑社会稳定、上级意图、民意压力、人情等多重问题时，陪审团的介入，减少了法官的审案压力和卷入腐败的机会，在实现制约司法的同时又有效地维护了法官独立。但引进陪审团决非简单地找几个民众参与审判，对于其对中国现有司法体系造成的巨大冲击，须有清醒认识和应对，尤需辅以严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

比如，陪审团成员的遴选如何操作？报道中说河南是法院“邀请”的，不知这些被邀请的人是否得到控辩双方同意。从英美国家看，陪审团成员一般是通过个人驾照或选民登记记录等进行随机抽选，再由控辩双方共同确认最终人选。最典型的是上世纪美国的辛普森案，由于被告是黑人，而其所在居民区大部分都是白人，为避免偏袒，辩方要求陪审团成员全部是黑人，而控方则要求全部是女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黑人女子陪审团。可见，陪审团需要确保成员的绝对中立。

再比如，陪审团的人数是固定的还是视案情而定？其权力是与法官“平起平坐”还是彻底与西方“接轨”？在英美国家，所有陪审团成员在整个审判期间始终处于“被隔离”状态，我们需不需要借鉴？陪审团成员的待遇又如何确定？上述种种具体问题，如果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制度规范，势必造成陪审团构成的不确定性，难免给目前的司法带来一些混乱。

还比如，在我国司法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成本过高的陪审团制度是否合乎诉讼激增的现状？社会转型期要求司法机关提高效率以减少案件积压，而陪审团从选举、变更到管理、待遇等，都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及财力，这种高成本的诉讼制度在发达国家也受到过一定质疑，我们贸然引进是否会超出现有司法的承受限度？

更关键的是，陪审团制度的引进，不得不涉及其与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衔接。而无论是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统一框架下改革，还是自立门户单独创新，都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决非哪一个司法机关所能担当。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虽然在理论上引进陪审团制度有诸多好处，但最佳路径还是纳入国家统一的制度改革中来，地方法院的尝试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出处: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