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岁月中的魔咒_毕飞宇小说中父权意识透视

成长岁月中的魔咒

——毕飞宇小说中父权意识透视

袁卫民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泸州６４６００５）

摘要按照“三纲五常”的说法，“父为子纲”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正因为这种“天经地义”，父权很多时候无限膨胀，成了许多人成长岁月里一道符咒和挥之不去的梦魇。社会化的父权意志一直在钳制和阻遏着弱小个体的生存历史。毕飞宇的小说不啻是对现代社会中各种温情而蛮横的父权力量的一种深刻而尖锐的逼问。

关键词魔咒；毕飞宇小说；父权；意识

父权是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在日常家庭生活的具体显现。在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基本架构中，“三纲五常”是社会统治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始于宋代朱熹的“三纲五常”是儒家学说的中心，而“父为子纲”又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说统治阶层和社会生活中的权欲是魅惑人们获取驾驭他人的手段的话，那么，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父权则是父母潜意识里对自己子女不容置疑的宰制。按照“三纲五常”的说法，“父为子纲”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正因为这种“天经地义”，父权很多时候无限膨胀，成了许多人成长岁月里一道符咒和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望子成龙”与“恨铁不成钢”

在毕飞宇的许多小说中，父权在温情的面纱下霸道地阻遏着子女的成长甚至导致他们的死亡。毕飞宇通过父权制这个独特视角的描写向读者剖示了父权在“望子成龙”的急切中与“恨铁不成钢”的失落中的播弄过程，展现了代际之间错综复杂的心理反应。在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写字》里，我们看到父权的霸道是这样跃然纸上的：“一清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面前，用下巴命令我坐下来。父亲说：

‘从今天起，你开始学写字。’”学习写字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父亲是“用下巴命令我坐下来”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权威“显得空前残

酷”，而“关键是我才七岁，而刚刚又放了暑假。这段日子里我忙于观察我的南瓜，是我亲手种的。它们长在围墙的底下，一块隐蔽的地方。我用我的小便哺育了它。”这是“我”玩耍的年龄，所以，“写字的日子里我被汉字与大太阳弄得很郁闷，在父亲午睡的时候我望着太阳光，能做的事情只有叹息和流汗。这两件事都不要动手，不要动手的事做起来才格外累人。叹息和流汗使我的暑期分外寂寞。”显然，这个时候父亲“命令”“我”学习写字就蛮不讲理了。然而，父权强大的地位是有其隐秘、绵长的源泉的，它源自父亲对于我们身体不容置疑的权力。正因为此，就有了小说结尾“我”因南瓜被偷失去了“南瓜与狐狸”这个古老乡村传说的想象而心猿意马时，遭到了父亲的掌击。然而，“我忍住泪。忍住疼。我知道只要把这阵疼痛忍过去，我的童年就全部结束了。疼的感觉永远是狐狸逃逸的姿势。”

在“望子成龙”的驱策下，父权宰制着“我”无条件地服从，无忧的童年被一个个枯燥古怪的汉字占据，在叹息与流汗中，渴望在干净平整的操场书写把自己包括其中的南瓜与狐狸的故事一直支撑着“我”。可最终，“我”的南瓜被偷，“我”也遭到父亲的痛击，“我”的童年想象翅膀就这样无所依傍，结束了。在这篇小说里，望子成龙的父亲只关

作者简介：袁卫民（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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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孩子习得汉字个数的多少，而没有关注他心理的健康发展，置他的天性、兴趣于不顾，态度简单、粗暴。应该说，这在当下社会的许多家庭教育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里，红豆的父亲因儿子红豆没有能够成为烈士而难过。它向我们呈现了父辈“恨铁不成钢”的激烈情绪，悲壮地演绎了父权这道“符咒”是怎样在子辈心中发生作用并最终致使其郁郁而亡的。

“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这是尼基?乔万里的一首名叫《雨天的棉花糖》的诗。毕飞宇在其同名中篇小说的题首引用了它，意在非常直白地点明主题：主人公红豆由于各种力量特别是父权意志在他身上的作用而没有能够实现“不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最终造成他灵死肉存的苦痛、疯癫的悲剧直至死亡的结局。

也许上天有意跟红豆开了一个玩笑，男儿之身的他生就一副女儿相。少年时代“如花似玉”的他尽管也曾为此苦闷过，但他还是“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于是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红豆并不适合那种“我杀掉你，要不就是你杀掉我”的血腥的战争。但经过朝鲜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并且以在战场上丢掉一只胳膊为荣的父亲却一意孤行，说什么“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什么样的人都能百炼成钢”，硬是逼着红豆走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家长制作风或者说家长的权力意志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红豆在战场上踩响地雷被炸得失去知觉而被俘，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因此他就成了“烈士”。于是，“烈士”的荣誉、哀悼、“烈士”的遗像等一系列事情顺理成章地接踵而至。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死里逃生的红豆被“放回来”了。遗憾的是，他从此却成了人们眼里的“俘虏”、“汉奸”、“叛徒”。最令人心寒的是，他的父母在他回来后竟然不觉得惊喜，反而感到失望！母亲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父亲则更加粗鲁，一如当初粗暴地把他赶去当兵：“他为什么不死？奶奶个球！他为什么活着？”

在正常人性的人伦之理中，父母亲，儿子，孙子……代代相传是人类古老的本能欲求，而红豆的父母却希望他死，不希望他活，这是多么残忍、阴鸷的心理。父母为了一己虚名，把自己无理的要求强加于孩子的头上，甚至为此不惜让他去死，可见父权膨胀下的人性异化到了何等程度！父母的态度——凌驾于红豆头上的父权直接逼迫他走上了死路：他觉得不配吃家里的饭、不配在公共图书馆工作、不配结婚生子……他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整天笼罩在“罪人”和战争的阴影中，这种阴影就像战时森林中战壕里、防空洞里的无数条蟒蛇那样纠缠着他，即便与朝思暮想的情人在一起两性相悦时也挥之不去，以至于骤然间阳痿！可怜的红豆最后一点生命的希望就这样委顿下去了，他的灵魂终于出窍而去，成了一尊要自我灭杀的皮囊。红豆受到命运的播弄，一方面是其父母固守战争年代的意识，把荣誉与献身、耻辱与全身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战场上不是断臂就是牺牲才能配得上荣誉。父亲不惜以牺牲下一代的代价来获取荣誉的病态心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父权独断而又残酷的现实。

红豆的父亲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断臂的光荣，他以自己对战争与生命的理解，来要求自己那根本不适合当兵的儿子奔赴前线去建功立业。战争结束他误以为儿子牺牲成了“烈士”而感到无上光荣；一俟听说儿子没死被敌军“放回来”了就恼羞成怒，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是极其残忍的。红豆最终由内疚到疯癫直至最后的死亡全是父权意志造成的。红豆的悲剧是特殊时代意识形态这个大“父权”和红豆父母的家长意志一手导演的。

二、“我一定把你造就成我”

发表于1998年的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虽一直以来没有引起文坛应有的注意，但它在毕飞宇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本，可以说是其创作视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隐秘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在将近十年的先锋漂泊或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探索之后，毕飞宇将其注意力的重心转到了现实人生困厄之源的书写上。正如作者本人在2005年这本书的再版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意外地发现，《青衣》和《玉米》的源头就在这本书里。”

据作者本人介绍，《那个夏季，那个秋天》最初的创作动机是想通过主人公耿东亮的故事，来“打探90年代初期的人们怎样干活，怎样相爱”。但

成长岁月中的魔咒2008年第3期

我觉得，它所隐含的主题应是家长意志阻隔下个人成长的艰难，是一部反成长的成长叙事：它一方面完整地呈现了耿东亮人生成长历程的三个阶段和两次嬗变；但另一方面，这历程的“成长性”又因其主人公完全被动的人生而遭到了否定。耿东亮不断被形塑的过程，以及他最终无法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那个个人的事实，透露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各种规训力量扼制个体生命成长的秘密。

这部小说中耿东亮的母亲就像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小说《波特诺的主诉》中的波特诺的母亲，母爱得专横、霸道，充满了权力欲，令人感到厌烦，使成长中的孩子失去了快乐，感到压抑、郁闷。

主人公耿东亮18岁之前是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文静，爱干净，肯学习。然而好孩子不是天生的，好孩子耿东亮是母亲童惠娴精心培养出来的。与哥哥比起来，东亮是幸运的，因为母亲“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二儿子身上”。童惠娴对这个小儿子的爱是那样偏心、执着、出格，她像蚕妈妈不断地吐丝、结茧，要把儿子裹到这只蚕茧里看护着，不让其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这样她才安心和满意。

小说有两处细节很有意思——一处细节是喂奶：亮亮五岁了，童惠娴还坚持让他吃奶，工厂午休时间，童惠娴会赶忙跑到幼儿园，把儿子拉到一旁悄悄给他喂奶；还有一处细节是吃鸡蛋：上大学后的亮亮每周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在母亲的注视下吃鸡蛋。事实上，无论是吃奶还是吃鸡蛋，亮亮都是不愿意的，但近乎蛮横的母爱却让耿东亮无法拒绝。每次耿东亮稍有抗拒，母亲就很失望，就会流露出可怜巴巴的神情。在母亲眼里，“吃奶”和“吃鸡蛋”显然已成为一种“施爱”和“受爱”的仪式，但在我们看来，这又类乎于“施虐”和“受虐”。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有效的软性控制和把握，母亲在儿子面前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蚕茧里的世界异常的郁闷、逼仄——亮亮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人和他玩，他变得忧伤和孤寂。显然，亮亮在下意识中是极不满意自己生长的空间的，他挣脱蚕茧的冲动是，用力咬妈妈的乳头，或者拼命地吸奶，想把那源源不断的奶水一次性吸干。进入高中后，亮亮被母亲驱入了高考的隧道，他虽然很努力，但内心深处却不是为了圆母亲的心愿，而是想一劳永逸地摆脱母亲的控制。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迈出去，一切就解脱了，明亮了，通畅了，自由了。目光可以驰骋，心情可以纵横，呼吸可以廓开了。”

耿东亮对畸形母爱的逆反心理自然是出于生命的自由意志，但处于千百年来家长制传统中的童惠娴是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的。替孩子做主，替孩子选择，替孩子做本该由他们自己做的一切，正是童惠娴们心中所理解的“爱”。然而，这种“爱”的代价在于，被爱者必须交付出他的自由和生存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做爱的语义学辨析，也不必重提“母爱无私而又伟大”的老话，而应该来审视一下这种“爱”的荒诞性：不可被替代的个人生存过程居然被替代了。我们将会看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逐渐丧失了自我形塑的主动性，而无法在精神上发育成人。

但“亮亮”很想成为“耿东亮”，很想破茧而出、由蛹而蝶，所以，他必须离开，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考上大学的耿东亮原以为自己真的冲破蚕茧，爬出隧道，成为自由人了。可是不到两个月，他却陷入了另一种囚禁——原来，炳璋教授“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由于历史原因，炳璋没有能够成为男高音歌唱家，现在遇到了自己梦中的“儿子”，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眯了眼睛微笑着说：“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昨天，你就是我的今天。跟着我，你就是我。我一定把你造就成我。”于是炳璋决定把有生之年的全部激情、智慧和希望都倾注到这个腼腆的孩子身上——他要重塑耿东亮！他为耿东亮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内容涵盖其全部大学生涯的声乐训练，甚至包括日常举止和每天的作息起讫。

像某些成长小说中的传奇情节一样，平民子弟耿东亮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精神父亲”。小说这样描述这对新型“父子”的关系：

炳璋喊耿东亮的时候，不是象父亲，直接就是父亲。他的表情，腔调全都是父母化的了，很自然，很家常，耿东亮就像是他亲生的了。炳璋的年纪可以做耿东亮爷爷，然而，炳璋身上洋溢出来的不是爷爷性，是父性。他的刻板与固执在耿东亮的面前成了一种慈祥和无私，以那种“望子成龙”的款式笼罩在耿东亮的四周。炳璋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他像一位真正的父亲，寻找与光大“儿子”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身上的遗传基因，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自己这样”。炳璋的习惯行为越来越多地覆盖在耿东亮身上了，耿东亮的走姿与行腔都越来越像炳璋了。耿东亮在许多时候都有样的感觉，在他做出某一个小动作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自己就是炳璋，仿佛是炳璋的灵魂附体了：借助于他的肌体完成了某个动作，耿东亮说不出是开心还是失落，总之，他越来越象炳璋了，不是刻意仿作的，只能称作耳濡目染，或者说，只能是炳璋的精心雕刻。

在当代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如此传神，如此不吝笔墨地描写老师对学生的超常感情——他们真正超越了年龄和血缘的阻隔，从走路姿势到说话腔调，从动作习惯到内在神韵，都一脉相承。“师徒如父子”的古谚在炳璋和耿东亮身上得到了活生生的再现。

可问题是耿东亮在内心深处真的认同这位精神父亲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师从一段时间以后，耿东亮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多了一位“父亲”，而是多了一位“母亲”。如果说母亲是在耿东亮身上寄寓了自己少女时代纯洁的爱情梦想，那么，老师则在耿东亮身上寄托和设定了一个精神不死的炳璋。这是另一种“寄生”方式。本来，通过后代延续自我生命是人类的自然欲望，但如果由此而要求后代成为自己的复制品或替代品，则必然造成这种自然欲望的异化。尽管生身母亲、精神父亲对耿东亮的溺爱和培养目标不同，方式不同，但作为一种权威性的规训力量，他们都一样的无视耿东亮自身成长的内在需求。“把你变成我”的实质就是剥夺，剥夺另一个生命的自然性和可能性，歌唱家的辉煌冠冕也无法掩盖这种剥夺的残酷性。

面对被新的父权意志形塑的命运，耿东亮开始了他的消极抵抗，从情绪的深渊中一层又一层泛起来的是：厌倦。“厌倦”是生命意志的萎靡，是存在的无力感，也是生活的非生活性。“‘厌倦’在初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心境，时间久了，

‘厌倦’就变

成了一种生理状态，一种疾病，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后的面团，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软绵绵地坍塌下来”对日复一日的美声训练彻底厌倦的耿东亮终于学“坏”了，他开始疯狂地迷恋上了游戏机，只要有点空、有点钱，他就一头扎入游戏机房，那正是释放心情的好去处啊：只有在虚拟的电子游戏世界里，耿东亮才觉得自己自主自为地做了一回人。

纵观《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反思耿东亮的成长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他终于“长大”了，就像美国学者马尔科斯定义“成长小说”所说的那样，“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者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者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二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最终把他引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但耿东亮“成长”过程中个人的个性形成和人格形塑却被替代了，他丧失了个人行动的可能：在家长制的“溺爱”中从孩子角色改造为被崇高意识形态规训的优秀大学生，再从男高音歌唱家的苗子被市场蜕变为走红的流行歌手。20年来，耿东亮从家庭进入学校，再从学校走上社会，完成了他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成长历程。其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性格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也有过挣扎与反抗，但在各种强大的父权和类父权的宰制与规训的社会语境中的耿东亮，最后还是不得不沦入庸常，“长大”成人。

通过这些小说我们发现，社会化的父权意志其实一直在钳制和阻遏着弱小个体的生存历史。在这种强大的力量面前，一个人要想成为自己竟是那样的困难和无望。因为社会中的各种反成长的意识形态轮番主导着一个孱弱意志的走向，那么多的道理和诱惑看起来都是正当的、合理的，但它们的合力却导致了“人”的溃散。就此而言，毕飞宇的这些小说不啻是对现代社会中各种温情而蛮横的父权力量的一种深刻而尖锐的逼问。

参考文献：

[1]毕飞宇.写字.[M]贵州：山花.1996年第9期.

[2]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M]北京：青年文学.1994年第9期.

[3]毕飞宇.那个夏季，那个秋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2月版.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008年第3期

成长岁月中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