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01

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一、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二、沈从文的小说特色

2002年，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撰写的《沈从文传》中提出，沈从文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先生这一番话，是自80年代以来人们对沈从文贡献的一种总结，也是对沈从文小说的一种完全肯定。

乡野与都市对立的小说世界，是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

沈从文的创作疏政治而亲人性，以其独特的“生命哲学”和追求“自然人性”的审美

选择，糅合写实、浪漫、象征、精神分析、意识流等多种艺术方法，构建起自己的小说世界。主体部分由湘西边民社会生活和都市上流社会生活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构成。

湘西边民社会生活的描写，贯穿着沈从文对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的表现和探求。《萧萧》、《柏子》、《丈夫》、《灯》、《会明》、《夫妇》、《虎雏》等小说，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描绘了“乡下人”的形象系列。作家既赞美“乡下人”独有的德行品性，又表现他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形态的冲击下，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的痛苦和忧伤。为了探求人生命运的理想形态，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阿黑小史》等湘西民间传奇故事中，在《月下小景》等佛经故事中，追寻那种浪漫的野性的原始生命的活力。在《边城》、《长河》等交织着湘西边民生活的现实与历史的小说中，试图保留那种正在逝去的生命的正直和热情。他希望通过这种“追寻”和“保留”，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与新的活力，为民族文化精神和国民人性、人格精神的重构寻找道路。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和“自然人性”的尺度观照都市上流社会。作为湘西社会的对照，他描写的都市人生，是一个患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病的人生世界，是一个人性扭曲变态的衣冠社会。《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太》、《来客》、《自杀》等小说，为都市上流社会的“文明病”留有一面镜子。《如蕤》、《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小说，写出都市人生泥淖中的人性挣扎。

（一）湘西小说中独特的“情爱”描写

沈从文擅长人物的情爱描写，而且，他从不在其中，加入一些关于革命或是其他什么有关现实主义的批判的东西。他只是简单的表达他的想法，表达他的情愫，把一个完整的经过了加工的湘西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曾经这样表白：“因为生存的枯寂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他文章还相宜，对于这方面我没有经验。写这问题，可没有和我平时有创作的态度两样。在男女因情感所起冲突中，我只尽我们观察，解释这必然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种注解。他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类的婚恋，情爱；凭着对人物情爱心理和风俗人情的深刻体会和把握，再加上他浮云般的想象力和情景描写的出神入化，把一幅幅优美的湘西画卷刻在纸上，留给读者。

每一个天才都是不可能脱离实际的，尤其是作家这类人。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事件，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而存在、脱离这个传统让人来理解。从湘西走出的沈从文，开始在城市度过的日子是艰难的。他体会到了贫困、不为人理解、不为人看重痛楚。日本人的铁蹄从中国的大地上踏过，给他留下了太多的伤痛；而中国人的落后、不知前进更是看他找不着方向。他本不是一个善战者，他没有鲁迅那种硬直的脾气。他更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尽

管他没有受过太多正式的、像样的教育。他是中庸的，不图抗争的，安于现状。这似乎与他的军人生涯相背，其实，多年的求学生活，已经消磨了他的志气，太多的不挫折，使他陷入了绝望的泥潭。所以后来文革后，他坚持封笔，不再写文章，因为他发现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文革中的教训，使他对文艺救国、醒民彻底失望。转而一心一意去搞他的服装研究。他放弃他的最爱写作他心里会舒服吗？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里重新接触一门新的学科他不吃力吗？他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的选择了这个行业呢？这些都是他性格的名证：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懂得取舍、懂得寻找寄托。他的所有的湘西小说，与其说是为了把一个如实的湘西呈现给观众，还不如说是他在对生活失望后对人生的一种理想、一个寄托。

沈从文是个人性化的人，在他的文章里，始终透露着一种对人类的赞美和对生活的期待。他从遥远的湘西人的生活里，知道了一个道理：人活着，除了吃饭，还要有情爱生活。所以，在他的文章里，情爱是个永恒的主题。而且，在他的笔下，湘西人民的情爱生活，不管是那咱性质的也好，都是健康的、积极的、自然的。如《柏子》中的水手与妓女之爱、《夫妇》中那对年青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所做所动，他都给予了一种喜爱、赞赏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爱，都是人类本然的东西，都是大自然的必然规律，都是没有必要去指责或是批评的。

每一个成功的作家总有一个成功之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也总有一个成功的地方。沈从文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选择了湘西，他的作品的成功在于他出神入化的“情爱”描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含蓄、简约、朴素的情爱描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白话小说创作其时还并没有摆脱旧文辞的影响。这些从那时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得出。而且，在内容上，那时的作品，多一些对世事的感喟、对生活的不满、对人生的绝望。像郁达夫、田汉、曹禺等等。然而，沈从文却不，他一心把完美的湘西展现在世人面前，给在困顿中的人一点生和希望，一点活下去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医生，为国人的心灵疗伤。这是他与那个时代的不同，也是大浪过后，他仍能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理由。

湘西，本来就是一个与世沟通不很便利的地方。生活的湘西的居民，自然就少一些“文明世界”中人的诡计与阴谋。在这种原始的生存状态下，他们的情爱生活是如何的呢？沈从文希望他们是如何的呢？

《连长》中，连长与妇人的感情，简单、淡泊、朴素。很多种感觉，都得你自己去寻找，他绝不道破。而且在文章中，两人之间的情感波动，也多隐晦，不甚明了。很多枝节，还得

靠他人的话语才能传达得出。

“连长看妇人，像是本营少校上司官，自己应直隶其调度。妇人是把连长当作未来的丈夫，全让连长占有了自己。”

“若把连长当作这里的总督，总督夫人的位置，在兵士心中，也都一致认定是这妇人了。”——《连长》

没有惊天动地起伏跌宕的感情，没有迷离曲折旁生枝节的情节，也没有优美华丽的辞澡。一句话我要走了便引起一场不小的“战争”，妇人把酒瓶一摔，作出一幅哭丧样，连长但留下来，用舌头舔干妇人的眼泪。一阵子过后，还把连长办公的地方也搬到了妇人家中。

按理说，这连长与当地寡妇的结合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光荣的事情。但在沈从文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仿佛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合情不合理的地方。

《三个男从和一个女人》，是沈从文很经典的一篇小说。小说中三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过，却深深的为那个女人所吸引，明知无希望却仍然痴痴的在那里等。平实的记叙，悠远的情调，淡淡地无奈中勾勒出一幅简易的生活场面。虽然他地最终目的是为了写边陲小镇人们对情感的一种极端反应，却仍然表现得非常令人心动。

一个女人，两只白狗。是那三个男人生命中最为艳丽的一道色彩。我、号兵、豆腐青年，只是为了偶尔能够看上那个女人一眼，便肯花上大半年的时间，整日守在那个女人的家门前，吃点小菜、喝点小酒而乐此不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和自己的伙伴喜欢那个女人，但就是没有人能够把这件事说出口。这是怎的一咱悲哀！他们难道不想说出来吗？他们难道不想正大光明的表达自己的爱吗？不是，不是，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够。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条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故事的最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于是，故事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局。一切不能在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

那女人的坟墓被掏空，接着那女人的尸体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再接着便是那个豆腐青年的失踪。他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一目了然。让读者在他设计的情境中慢慢地去体会他想传递的信息。

同样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同样是一件不值得同情的事情，甚至说这是一件人们认为可耻的事情。作者也并没有指责，没有批评，而是怀着一股深深的同情把他放在大家面前。或许，他认为，这些事件比城里人的所谓的“文明”的东西更值得人尊敬。

沈从文作品中，关于城市的作品不多。因为他始终变为自己成不了城里人，他拒绝接受城里人自认为“文明”的那一套。而且，在他仅有一几篇关于城里人的文章中，无不充满了

一种对城里在人的嘲讽。如在《八骏图》中，他写的那位贵妇人，为了自己一人的幸福，不惜扔下亲生骨肉，毅然投身别人的怀抱。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可赞美？在《如苏》中间，两人明明相爱，但由于地位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社会给他们设置种种阻碍，让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而这些矛盾一到了湘西便迎刃而解，男女之间，只要有情、只要有爱，就能超越家庭、超越社会来相爱。不认结局如何，爱是一定要爱的。

沈从文通过这种情爱的描写，就是为了表现湘西人的一种自由生命的原始景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和《凤子》从时间和内容上都是属于自由恋爱这一种类型的。这些作品都没有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生命的存在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形式。作者只是根据湘西原始风俗，以丰富的想象，在一个个民间传说般的美丽故事里，展示古老湘西这一净土中健康、单纯、真挚、淳朴的美好人性，道尽了古老湘西“原乡人”的生存本色。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媚金、豹子和那羊》和《月下小景》，不圆满的结局，为了爱而殉身。

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爱到等级关系及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处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自然人”或者“原乡人”的性格范型，无疑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人格范型，是尚未被物质、虚荣所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而在《边城》中，他这种情绪的流露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这种情爱描写也到了一个别人难以企用的高度。

某年一个端午，翠翠，那个船夫的孙女儿，在看龙舟时遇见了一个人，一个小误会，一句小谩骂，便在那个小女孩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年以后，见过一面的、那个叫傩送的人给她爷爷送酒葫来，她就觉得那人似曾相识，见了面还有点难为情的感觉。她知道了有时候她的脸也会红，她的心也会跳，她不知道这情窦初开，她只知道她已经对那个人有种特别的感觉。在这里，作者表现了其高超的写作能力，他用不经意的笔端，用不经意的语言，用顶自然、顶合逻辑的事例来讲叙这个故事。

其中第十小节中，翠翠下吊角楼在路上碰到二老，不禁一阵心慌。中假装没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心里却翻了五味瓶，动乱不已。沈从文用他那对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理解和通达这样写道：“到河下时，小小的心膛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白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

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不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这一段，翠翠内心思考的这一段，作者是用何等细腻的笔法写出来的。这其中，有多少作者对人生的体验，有多少作者平时的用心。然而，像这样毫不做作的情爱描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如苏》、《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神巫之爱》、《长河》中，无处不透着沈从文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领悟。

现实总是残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叔本华说人是因为有了欲望才变得痛苦。这话当然是对的，但这世界上有哪个人能从欲望中解脱出来，超然于物外呢？超越不出，苦闷至极，于是开始幻想，幻想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来放置自己的痛楚。这与陶潜的《桃花源记》，王汝珍的《镜花缘》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2、直接、热烈、野性的情爱描写。

情爱描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占的篇幅很大，而且形式也是多样的。但其中最能显示湘西“原乡人”的情爱描写，则是以这类描写最为贴切。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他不忌讳谈性，不忌讳谈情欲，因为他本来就认为的人情欲是正常的，不该为人而耻的。所以，在他的很多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在这方面的描写。

“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外，一只泥腿在站里，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目炙雨淋粗糙地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

“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一个湿润的舌子，他咬着。”

“柏子乐了，不顾妇人如何，把罐子抢了放在一条白木桌上，便擒了妇人向床边倒下去。”——《柏子》

在《柏子》这篇文章中，主线只有一条：青年男女对性的渴求。柏子不待船靠岸，踏着污泥便向那妇人家里跑，顾不得别人的谩骂，也顾不得弄得全身脏透，见了面，亲着，吻着，放肆的放泄着一个月之内的渴求。在这里，没有关于任何交易的描写，一切都是自然的。男欢女爱，在湘西的原始风情中，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是需要想后果的，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或许正是因为如何，有人说：人类每往前走一步，但离人性更远。沈从文能在当时的环境中有这种理念，不能不说是超前的，令人敬佩的。

不仅在《柏子》中，不家《雨后》、《阿黑小史》、《采厥》、《旅店》这一系列小说中，沈从文基本上都是从性爱状态作透视，以现一个视角同远古湘西的纯美人性形成一个承继和对照的关系。

《柏子》可是说是讲成年人对性的渴求，他直接，热烈，不带任何介蒂。想做就做了，

不用想后果。而《雨后》、《阿黑小史》、《采厥》却是描写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长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

英国作家劳伦斯说过“性与美是一回事”，弗洛伊德说“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性的源动力”，村上春树的流行一时的《挪威的森林》，则干脆是追求性爱的一首恋歌。沈从文所处的时代，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美女作家一样用身体写作，但以“情爱”描写为主线，来展示男女之间的感情和湘西人的原始风情则是再好不过。

情爱，在沈从文的笔下，通常都是直接的、热烈的、不加修辞的。而且，往往还饱含诗意。他注重借助环境来烘托气氛，善于用大自然美丽的衣裳加以包裹，给他们梳妆打扮，精心设计。如《月下小景》中的傩佑与其情人幽会时，大自然为他们安排下由无数野花铺就的床笫，让翩跹的蝴蝶悄悄地对每一朵花嘱咐：别将他们打扰！又让一阵阵的候鸟在透蓝的天底下为他们巡视徜徉，一切安排妥当后，才让他们偷吃“禁果”，“各自把灵魂交换到另一个心之深处”。这种对“情爱”的描写如诗如画，显示了作者对浪漫主义的向往和追求。

另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青年男女直接热烈的求爱形式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种，那就是“对歌”。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说是一绝，从沈从文对其的偏重来看，也可以了解，沈从文是特别喜爱这种形式，也把这种形式当作了对人性的回归的最高向往。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则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被评价。”所以，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湘西地域的心灵史，也是一部映照中国社会的历史之镜。

（二）独特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他独特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

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淫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

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翠翠的形象原型，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在这个“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

（三）独特的文学思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

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他的近乎自然的文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之高的。他的弟子汪曾祺的几篇成名作，无不是利用这种具体的氛围来创作的。如《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其它像叶尉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绍堂的《蒲柳人家》多多少少都是从沈从文这里得到过营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