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三角的经济地位

中国古代长三角的经济地位

高一14 宋鼎

简介：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长三角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不同时期看历史变迁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标签：古代经济，长三角

中国地大物博，本属于“边陲”地带的长三角地区，随着政治的动荡起伏，人口南迁、国家权利枢纽和科技南移，使得长三角地区逐渐从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中国富庶之地的所在。这其中有何联系？这些联系又给我们什么启示？这就是本文作者需要探讨的内容。

1.南朝前的阶段

1.1. 春秋前的文明

从历史的变迁来看，长江下游的中心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和浙北的宁绍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从农业文明发展而来。长江下游地区城市文明发生之前，有着古老灿烂的原始文化。历经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环太湖区域的松泽文化，在距今4000--5000年之前，长江下游发展程度最高的原始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这时期以农耕为主，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有了分工，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出现氏族贵族、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并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之后兴盛的马桥文化，以青铜器和几何印纹陶、原始瓷为特征，在进入吴越文化时期之后，该地区经历了从平等的聚落到初级中心聚落，再到城市性聚落的发展轨迹，由发达的稻作农业文明，逐步生发出城市文明[1]。

1.2. 春秋战国

1.2.1. 吴越江南

进入吴越国，标志着长三角地带正式告别了原始文明。在这个争霸战乱年年的时代里，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它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在生产力大变革的年代里，吴越国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终于开创了长三角地区的一片繁华。

资料表明：总的来看，春秋之际前期的商贸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大都在北方各诸侯国；春秋后期，商贸扩展到长江流域，并由长江中游的楚国发展到长江下游地带的吴、越两国。

春秋末年，邗沟的修筑，连接了江淮水系。在客观上，扩大了以鸿沟为主的水上交通网，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吴国都城吴，周围长达47里余，大于过去天子的“九里之城”。城市的发展，为商贸的繁荣提供了集中交换的场所[2]。

1.2.2. 战国争霸

战国早期，越国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又上图[3]可知，江南地区经济虽仍不及黄河流域，但也小有规模。

战国时期，各地的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取代奴隶主阶级而掌握了政权，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居于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的过程中，商贸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

1.3. 秦汉时期的长三角

之后短命的秦朝如烟花绚烂消逝，留下的大一统的文化却沟通了闭塞的经济。

《史记》中多有涉及江南的部分，那时虽“江南”已经早期开发，在笼统称作“大江之南’的地域中文明进程相对先进，然而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文化中心区域相比，经济、文化均表现出明显差距。《史记·平准书》记元鼎二年事：“是时山东被河菌，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日：‘江南火耕水耨，今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妙可见就当时作打社会主体经济形式的农业而言，“江南”尚处于相当落后的发垦阶段[4]。

然而，东汉时期发生了变化[4]。

纵观东汉时期的调粮实例，江南地带已然不是重点的赈灾对象。在连年的灾祸之中，东南地带的粮产似乎也足以基本保全。可见由于前期的开发，其农作潜力已然发展起来。甚至有学者认为东汉以来，江南经济就已足以自给，其增长超过了北方。经济中心开始了南移的漫漫旅途。

1.4. 东吴太平

吴在孙策时便据有会稽、吴等六郡，这里早在两汉时期经济、文化水平已和中原没有差别，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没有经过较大的战乱影响，经济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因北方流民的迁入有所发展，人口较为集中，这些都成了孙吴立国的有利物质基础。

江南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有较好的基础，东汉末年，由于北方人口大量的南迁，在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下，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在长江沿岸，出现了不少屯田区。吴的屯田领导机构及屯田组织形式，与曹魏屯田基本相似，屯田客也是“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其中规模较大的军屯在庐江，诸葛恪率万人在那里种稻，积谷百八十万斛，较大的民屯在毗陵。但整个看吴屯田的规模比魏要小得多。江南的大量土地这时也得到开垦，《吴都赋》记：“其四野畛暇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精耕细作的稻田，亩产五、六斛[5]。

农耕的富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身处于三国乱世的吴也不得不发展着军工业。工业的兴起，加上自身的自然条件，吴的经济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其造船术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

2. 迎来革新的契机

2.1. 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一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撇开其讽刺意味不谈，却不得不让人感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富饶。

魏晋时期江南的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开发应在东晋大量移民之后。但是在这里还应该指出，当时在民族矛盾和战争尖锐冲突的年代里，江南却保持了一块安定的和平环境，保持了农业生产可以继续进行，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

南朝之后，几代皇帝都力劝农耕，在江南这片肥沃的土壤上开垦。由于人口的骤增，劳动力不再稀缺；而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也充分利用了江南当地的资源。正是江南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江南土地得到大量的垦辟。因而才使原来落后的江南地区，迅速赶上北方，甚至个别地区如太湖地区垦殖和农业生产远超过关中[6]。

2.2. 隋唐盛世

在江南地区的古都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在历史纵横间始终体现出乱世则重太平则轻的地位，在生产力普遍提高的隋唐时代，由于国都的遥远，江南地区的经济并未体现出特别的飞跃性的进步。然而由于总体的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运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稳步发展中提高了经济地位。

唐代中期，长安的粮食供应就依赖江南，每年要运四百万石以供需要。当时主要的运输是大运河。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运河运输断绝，镇海军节度使韩混以武装护运江淮漕米3万斛到长安，德宗欣喜若狂，对太子日：“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6]

3. 经济中心南移的开花结果

3.1. 南北宋的大迁徙

北宋的江南继往开来，继续进行着农业的发展和种植业、手工业的进步。农业规模的下降和亩产量的逐步提升，标志着在农业开垦数量逐渐饱和情况下农业经营的质量提升。等到南宋南下渡江，江南的经济繁华才正式拉开序幕。

北宋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终难抵挡北方风卷云涌般的战事袭击，“金”政权终将北方吞并。宋王朝南迁的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及能工巧匠带到了南方。“京都细民，往东南者甚众”(见((三朝北盟会编)》卷63)。由于江南地理条件优越，天然资源丰富，长期以来，具有精耕细作的习惯，其手工业、制造业、船舶业迅速发展起来[7]。

宋以后，由于松江上游河道淤浅，大船出入不便，海上贸易的出入口，逐渐转移到松江下游近海的一个海滨渔村。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王朝在这里设镇，以镇旁的一条河——上海浦作镇名，取名上海镇。镇址位于今上海旧城区一带。并在这里设立市舶提举司，管理进出口贸易。从此，上海镇继青龙镇之后，遂成为江南的一个大贸易海港城镇[8]。此时江南的海外贸易出口已经非常繁盛，江南的茶叶、丝绸等通过港口贸易远销海外。

南宋是海上贸易非常发达的时期，促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靖康之变””之后每年针对北方游牧政权金朝的巨额赔款。作为农业民族的南宋，农产品能够产出的价值十分有限，只有依靠商业贸易产生大额硬通货币才能支付每年的赔款数额。当时的西域被西夏人

阻断，陆上贸易已经不可能，南宋借助海运技术的成熟和瓷器、丝绸等大宗贸易品为南宋王朝赚取赔付所需的岁银。海上贸易不仅使得南宋能够暂时得以偏安，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9]。

以上是南宋国际贸易的路线图[9]，在积贫积弱的南宋，出了广州、泉州，其余港口皆是江南地带。可见长三角地区此时不仅担负着填饱国家粮仓的重任，也开始逐渐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国家的对外窗口进行开放。

3.2. 无法超越西方的元明清

古人有言元朝“穷极江南，富夸塞北”，这是不可靠的。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虽然造成北方人口的剧减和南北经济不平衡的加深，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因为非汉族的统治而受到多大影响[10]。

明初时虽一度发生过经济衰退，但很快又得到恢复和继续迅猛发展，并出现了一个全面上升的局面。以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南京、松江、嘉兴、湖州等城市为主体的江南城镇经济，更是日新月异，一派欣欣向荣。如嘉兴府的一个小镇王江泾，于“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而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不从此经过……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使其能获丝缟之利，昌达兴旺，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一个新市镇。

明清时代的江南开始朝着工业规模扩大的方向发展，在工业的不断运作中，江南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为繁盛的地带。然而在经济繁盛的同时，却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长三角地区，本来就拥有着极为优渥的地理优势：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正所谓天时地利，当劳动力足够、政治环境稳定的时候，江南的优势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其在全国地区竞争中最大的筹码。这是在农业上的作用。

等到了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工业便会起而从之，这时，长三角地区的另一优势，靠海，就体现了其在商业贸易中的优越条件。在农业为基础带动下的商业贸易一旦占据主导，就无人可以觊觎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地位了。

参考文献

[1] 王于渐，陆雄文，陶志刚等著.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融合转型.世纪出版集团,2007.5. [2]

[2] 朱坚真主编.中国商贸经济思想史纲.海泮出版社,2008.12.

[3] 王雅轩，王鸿宾，苏德祥等主编.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12.

[4]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六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5] 高尚志冯君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06月第1版.

[6] 陈昌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8.

[7] 夏燕靖著.中国艺术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06月第1版.

[8] 杨志坚.四海五湖话沧桑.海洋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9] 朱晓丽著.中国古代珠子.广西美术出版社,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