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关键字：唯物史观,历史研究

唯物史观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又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伟大发现。

他对唯物史观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最早见于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后，就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对唯物

史观进行检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这种实践的辉煌

成果。当时，研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

帝制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部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

另一部是蒲鲁东的《政变》。由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前者只有对政变主

人公的个人暴力行为作了尖刻的斥责，而将政变本身描绘成了偶然性的

晴天霹雳；后者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对政变的

历史说明又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则革故鼎新，用唯物

史观剖析这个通过偶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历史事件，论证了“法国阶级

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

演了英雄的角色。”他的结论是，波拿巴得以黄袍加身，是因为法国社

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拥戴他。由于小农阶级势单力薄，自己不能主

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乞求别人来代表自己。

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国小农阶级这种致命弱点，实现“行政权支配社会”

的。

马克思通过研究历史检验唯物史观，进而又发展唯物史观。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

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

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

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

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

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

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丰富唯物史观的又一杰作。它从分析“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入手，通过剖析商品，

进一步发掘劳动二重性、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以及资本积累、

分配和流通等内涵，揭示出“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社会成员间的生产

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科学论证了

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

继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致约·布洛赫、康·施米特、瓦·博尔吉

乌斯等人的信中，也对唯物史观作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致布洛赫的

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经济基础是“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

素”，“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时发生“相互作用”；二是强调历史

的创造“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

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

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包括在合力里面。（《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697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论断，唯物史观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

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发展的

决定因素，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力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二、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其中，经济基础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

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并影

响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影响

社会存在。三、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其中，阶级同生产发展的

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原始社会解体后一切社

会历史的重要内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

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

阶级社会的过渡。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中，民族的内部结构

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外交往的发

展程度；私有制和资本是造成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民族解放战

争是进步的、革命的。五、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其中，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历史结局的主要是人民群众，杰出个人对

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列宁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强调它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

社会科学的别名”，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发现后的历

史证明：是唯物史观破天荒第一次把历史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为历

史研究指出了“对各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

密的研究的途径”，使之得以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

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25页）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新纪元。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5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扼要介绍了

唯物史观。随后又发表《史观》、《唯物史观和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专文。特别是在《史学要论》中，首次

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呼吁：要用唯物史观对中国

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最先用唯物史观“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是

郭沫若。此前，他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

中，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192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专门记有“读

唯物史观公式”，即他直接从德文翻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

郭沫若在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发现，恩格斯“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因此，他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撰写“续篇”

。他认为，要人们广泛接受唯物史观，就必须把它中国化，使它在中国

落地生根。基于这样的决心和认识，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 月，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

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5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并用中国历史检验唯物史观“适应度”的论文

，于1930年汇集成专著《中国古代会研究》出版。该书是在理解和把握

社会生产方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切入的。他确信“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

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

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了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

的组织。”据此，他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

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

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 卷，第153～154页）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启来者。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并非白璧无瑕，在研究方法上，“

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

料上套”。也就是说，它在探索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略了历史发展

的多样性。因此，对商代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低，认为处于氏族社会末

期；又套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模式，定西周是“纯粹的奴隶制国家”。

这些毛病，后来都作了改正。此外，郭沫若还将唯物史观用于古文字、

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历史人物、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同样

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成就。

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史学家也将唯物史观引进各自研究领域。如吕振羽所说：郭沫若“是最先应

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上去的。

”1934年7月，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利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

展规律，填补了疑古思潮造成的大段历史空白。翦伯赞的研究视野主要

集中在历史理论。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系统阐

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涉及内容有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

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中国社会

形势发展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1941年，吕振羽、范文澜分别在重庆

和延安出版了在唯物史观为指导下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和

《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范文澜把其写作经验概括为“三通”，即直通

、旁通和会通。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

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

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页

）这两部著作，开创了中国通史研究新局面。侯外庐的追求是“在史学

领域挑起一副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他在1943年和1944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55年重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批历史学家各领风骚的著作，显示

出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为中国史学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时候，唯物史观在中国还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便以

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入东海的浩荡洪流，在全国史学界占据

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凡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以及历史学的所有分

支学科，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

无庸讳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偏颇和失误，但这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更不能因噎废食，提出“回到乾嘉学派”。

早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初，恩格斯就告诫人们：“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

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

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页）后来又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

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8页）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既反对空论，又反对教条；它要求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事实。谁能做到这些，

谁就能取得超群出众的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初能在史坛上振

聋发聩，迄今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原因就在于它既以唯物史

观为指南，又以“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为基础。如郭沫若所说：“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

法在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

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郭沫若全集·历

史编》第2卷，第468页）郭沫若的治史实践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相反，“乾嘉学派”的治学如能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则会如鱼得水，活力非凡。

“乾嘉学派”集中国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其研究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字、音韵、史地、天文、历算、典制、金石等门类。这个学派运用

训诂、注释、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等方法治学，在整理和保存文化

典籍，推进实证史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这个学派治学固

在平实、严谨，但流于孤立、静止、片面、烦琐，不能就历史现象的横

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进行综合分析，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更不能对重大历

史事变作出规律性的解释。此乃近代以降“乾嘉学派”日渐衰落的症结

所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给考据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前进方向。

郭沫若能以《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

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发人所

未发，走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研究大家前面，深得同道赞许，仍

在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拓展和创新了考据的范围和方法，用宏观研

究带动微观考据，使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当年，胡适无视唯物史

观，鼓动青年“整理国故”，郭沫若批驳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知道马克思、恩格

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诚哉斯言！今日治史者当深思。

历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就其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而言；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任

何历史理论可以与它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只有唯物史观能高屋建瓴，

鞭辟入里，对一切被歪曲和颠倒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本原的解释。中国

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开展和新学科的建立，便是典型一例。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衣食无望，身

不由己。他们为了求生存，争自由，被迫多次举旗反抗。这种天经地义

的斗争，在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史籍里是颠倒着的，一向被诬为“盗”、“贼”、“寇”、“匪”、“乱”、“逆”等。毛泽东依据唯物史观，

最先把这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他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

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

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 页）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先河。

唯物史观问世以来，就以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吸引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史学流派和历史学家。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

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先前有些无意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益于唯物史观，因而尊重和推崇

起发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

在《奇怪的崩溃》中写道：“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

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末，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

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列。”（转引自《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在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家对唯物史观尚且如此，那末，在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学家不是更有理由坚持把唯物史观

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