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一)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一)

社会大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往往是学术争鸣的时代，郭沫若一生正值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实现民族独立和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时期，中西、新旧各种文化碰撞激荡、交融互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诸子百家峰起之时。作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和坚定革命战士的郭沫若，在长达四分之三世纪里活跃在这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嬗变的潮头，发起、倡导和参与了大小数百次的学术论战和学术争鸣。他在频繁的论争中不倦地探索和追求真理，不断地求异、创新，他对文化学术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碰撞激荡的过程中千回百转而汪洋瓷肆地发展起来的。

郭沫若对学术争鸣推动学术繁荣、启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春秋战国的学术争鸣尤有独到的体悟。早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他就把春秋战国时代比拟为“第一次五四运动”，深刻地指出，是“社会的转变”“促成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由秦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我们依然感觉着春秋战国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思想学术，无论是南派、北派，都富有独创精神。……可惜自秦统一中国后，文化潮流便被中断了。”接着，他满腔热忱地预言：“以前是历史左右人的时代，以后是人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又临到新的时代了!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来创造历史。”1](P1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发展、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使郭沫若像在暴风雨中翱翔的海燕一样，从不畏惧学术论战和争鸣，而是始终主动积极地发起和参与学术论争，以推动历史潮流、文化潮流向前发展。说到郭沫若对学术争鸣的态度，他在1924年《整理国故的评价》中有两点见解值得注意；一是他针对当时有关国学问题的讨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的倾向，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的弊端，指出当时所谓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强调，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既成价值的评估”。二是他认为研究国学可让一部分人去做，但不能勉强人一例照办，由此讲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指出：“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2]在今天看来，郭老这里的两点重要见解，恰体现了两种精神：其一是文化学术贵在创新的精神，这是学术争鸣的目的，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灵魂和结穴点。文化传承落脚于创新，充分占有材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考证，目的是打造文化精品，创造新的价值。其二是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多元文化和而不同，不同中见出大同，这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氛围。这两种精神，纵贯郭老的学术生涯，正好形成他一生为开启新时代、创造新文化而参与和倡导学术争鸣、学术论战的相互联系的双重视角，透露出他对待学术争鸣与学术论战的立场态度、心态变迁和思维定势选择的重要信息。这两种精神在郭老1949年建国前的历次学术论争中，是一以贯之，有目共睹的。在郭老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中，有一些复杂的情况需要辨析，学者的看法也不大一致。总的说来，这两种视角常常作为郭老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的母题，促成他学术创新精神的重光和再现；但也有同这两种视角逆向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二种精神的贯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影响到他对学术论战、学术争鸣的不同态度，而这又同时代条件和政策环境有关。因此，本文着重就1949年以后郭老所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加以爬梳和分析。

一、后三十年郭沫若学术争鸣历程寻迹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国家领导人，担负了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他仍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活动，倡导学术争鸣，发起学术论争。在他广泛涉猎的文史领域中，重大学术活动和学术事件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并且常常居于显著位置。大体说来，这三十年郭老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可划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1949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三类情况：

一是郭老作为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的首倡者继续进行古代史的探索，主要是完善他在三、四

十年代已经建立的奴隶社会学术体系，围绕奴隶社会与古代史分期问题与不同见解的学者开展争鸣。在这里，郭老是以学者的身份、平等的态度参加学术讨论的。他曾为郭宝钧披露发现殷代大量活人殉葬的地下材料，提供了殷商为奴隶社会的新证据而欣喜，又因郭宝钧对材料的释读有变而不悦；他曾针对“西周封建社会论”和“两汉奴隶社会论”的学术主张开展“两面论战”，据理力争。关于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上，郭沫若与范文澜的意见针锋相对，但都当作学术范围内的自由讨论，气氛融洽温和。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之所以生气勃勃，涉及的问题广泛，参加的学者众多，言路广开而顾虑较少，这同郭老身体力行的学术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例如关于殷代殉人是否为奴隶社会的证明问题(1950年)，他就对持否定见解的作者杨绍萱作答，既指出他的判断不对，又检讨该由自己负责，是自己早年的错误观点对其影响所致，希望“根据史实把那种不正确的判断丢掉”。3](P84-96)“对于西汉奴隶和佣假问题(1951年)，郭老一方面对争鸣的作者王静如指出其有价值之处，同时诚恳地指出其错误之点；另一方面又说明自己多年来就想解决中国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因王文而引发学术思考和进一步探究的兴趣。4](P811-812)对于崇墨非儒的不同见解(1951年)，他则持定一贯见解，毫不退让。5](P16)

二是郭老对于本来认为已解决的历史公案，因不同见解而引发了再争论。例如屈原问题，早在五四以来直至抗战期间就围绕屈原其人是否存在，屈原是否文学弄臣等问题有过多次争论。否定屈原的一方有胡适、卫聚贤、何天行、丁迪豪、孙次舟等人，他们基本承袭民初廖平否定屈原存在的思路，提出屈原其人是个虚构的“箭垛式”的“复合物”，主张屈赋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僚属的作品，6](P146-163)认为屈原不过是“文学弄臣”，不应该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肯定和歌颂屈原的则有郭沫若、陆侃如、梁宗岱、姜亮夫、谢无量等多人。其中，就研究的深度、高度而言，以郭沫若的成就最大。他以坚实的学术底考证出屈原的生卒年代，在《楚辞》的考据训诂方面深化和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联系时代背景对屈原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了深层次的挖掘。郭老历史剧《屈原》的巨大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经过郭老等人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屈原其人的有无问题，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使“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7](P19)但在建国后，1951年朱东润先生又重提《楚辞》作者问题，他承袭何天行之说，主张《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而《离骚》以外的屈赋则为刘安幕僚所作。郭老对这种看法连续撰文展开雄辩的论争，论点鲜明，论据翔实，态度坚决。与对待前述类型的争论采取温和态度不同，郭老用了些比较俏皮、挖苦的语言指责其谬误，并在其佚作中认为朱“史识毫无，文学见解亦甚卑下”，“不顾事实，一味好奇，可叹”。8]这可能是因为屈原问题牵涉到第二年(1952)世界和平理事会能否把屈原列为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的缘故吧。在这样大的原则问题面前，郭老自然是不会让步的。顺便说一下，80年代日本学者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被中国学者据理反驳，赵逵夫等从《战国策》中考订出屈原活动的史实，从钩稽先秦散佚的典籍中查出屈原的家世，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得到了确证。9]

三是由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而被赋予了政治斗争性质的变了味的学术讨论。其中重大的有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因电影《武训传》而引起的武训是封建社会的奴才还是兴义学的教育家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武训进行批判的“一边倒”舆论，郭老为此两次在报上公开检讨，自己不该称颂武训。4](P822)其实他对武训未作过研究，未写过文章，所谓“错误”不过是为《武训画传》题词时作过有保留的称赞。4](P827)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郭老身居文联主席之位，只得紧跟表态，提出“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应该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加紧扶植新生力量”等三点建议。10](P19-36)郭老虽然对这些被赋予政治性质的学术论争，口头号召积极参与，但他并未写文章参加批判。同时，作为文化界领导人，还主动为所谓“错误思想”的泛滥承担责任。至于由红学讨论延伸到对胡适“反动思想影响”的批判，

郭老的态度则显得更积极一些。这一方面是他真诚地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是胡适，“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胡适”；10](P25)另一方面，他同胡适的思想分岐由来已久，早在20和30年代古文字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过程中已同胡适学术思想有了交锋。自称“一出马我们就反对胡适”。11](P145)当胡适蔑视地称左派是拿“没有东西”打“有东西”时，郭沫若以学术界初生之犊的勇气喊出就是要拿“有东西”来打倒胡适的“东西”。因此，在全国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时，郭老积极推波助澜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反胡风和反右运动，在当时的大气压下，郭老表态坚决，讲过慷慨激昂的话，但那已不属于学术论争范围，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被批判者罗织罪名。

第二段是1958年至1965年，这是郭老倡导学术争鸣相当活跃、积极的时期，几乎每年有一个大讨论的专题。1959年是围绕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1960年围绕武则天的功过是非，1961年围绕《再生缘》，1962年则围绕郑成功开展讨论。1965年，又就世传摹临王羲之《兰亭序》帖原作真伪问题发起讨论。在这一时期，郭老还积极参与了有关新诗发展方向及史学研究“厚今薄古”等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结合。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发起的学术讨论，多是“作为创作的准备”。郭老“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12](P3)这是他创作历史剧的又一个盛产期。

二是中心围绕“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13](P476)以“人民本位”和“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18](P37)“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13](P476)“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要替曹操翻案”，1](P409)写《武则天》剧本是为了还她作为发展贞观之治、为开元之治奠定基础的盛唐女开明政治家形象的本来面目。15](P245)对于多遭否定的殷纣王、秦始皇，他都认为应该翻案。

三是在写这些剧本时，大量融入了郭老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和感情。他曾宣称“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自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因而“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1](P408-409)写屈原、写武则天，也贯穿了自己的感情体验，同时又注意了历史的真实性。他也曾宣称屈原就是我!武则天就是我!他是把艺术的创造与历史的真实充分地结合了起来的。

四是由郭老发起的这几次学术讨论参加的规模大、范围广，讨论问题较为深入。在左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日益浓厚的情况下，郭老仍竭力贯彻“双百”方针，实践学术民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蔡文姬剧本和武则天剧本都曾主动征求戏剧家、导演、演员、学者等数十位朋友的意见。关于《再生缘》和《兰亭序》的讨论，尤其体现了这种真诚的民主学风。郭老是看到陈寅恪对《再生缘》的高度评价后才开始阅读它的。陈的高度评价使他感受到“高度的惊讶”。而在读过之后，他十分倾心佩服陈的看法，认为《再生缘》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公开声称：“《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归功于陈寅恪教授”。同时又检讨自己属于“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类型。他先后两次登门会见陈寅恪，进行惬意会心的讨论，并公开承认正是陈寅恪的钩沉发掘，引起他四读《再生缘》的浓烈兴趣，而从事《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工作的。1](P880，P929-930)近日由郭老校订的该书终于出版，这可以作为郭老民主、谦虚、务实学风的证物。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从来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传世的近二百种帖子都是后世的摹本或临本。郭沫若从当时新出土王谢墓字迹及《兰亭序》与《世说新语》注引的《临河序》文字不同，怀疑连书法带文章都出于隋代智永的依托，这又引起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先生的驳议。过去有人盛传郭沫若压制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前高二适先生的公子高泽迥已撰文澄清了这一事实。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经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毛致函郭老商议发表，郭接该稿后第五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高文，并无压制不发之事。15]

接着郭老又发表文章欢迎高文的发表，并表示，“《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1](P592)郭老对此采取的仍是他对待学术争鸣平等虚心商讨的态度。

第三段是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正常的学术争鸣可言。1966年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郭老在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6](P1328)对郭老这一表态，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表示异议。郭老于1967年8月25日在答复读者来信中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17](P409)这是郭老在“文革”期间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真实心态，其深刻内涵值得玩味。尽管当时只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无正常的学术争鸣，尽管郭老连续经受了两次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他仍坚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和关心考古发掘，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掘，关心云南昭通出土的西汉孟孝琚残碑的情况和下落，要昭通文物部门注意保护。18](P407)因不涉及学术争鸣，在此不详述。二是写出了争鸣性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文革”后，此书甚为学者诟病。如从“火中凤凰再生”的郭老的真实思想看，仍不失为破传统、拓新意之作，可由此读出个中况味，近年已有一些论文进行读解。

“文革”后，郭老在世时间很短，精力日衰，不可能再发起和倡导学术争鸣活动，但他一直不辍笔耕，关注着民族的复兴和科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