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发展

谈西方自由主义发展

040801015 焦阳

一、何为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门哲学，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说，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著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另外，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

自资产阶级革命时起的几百年间，它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显示着几个世纪西方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自由主义思想使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保守主义思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自由主义的印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到处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影子；自由主义不仅在政治学，而且在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等学科都存在着深刻的影响。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也几经调整和改造，但是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是自由主义始终如一的根本立场。自由主义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曲折和反复，但由于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和产生的深刻影响，依然被西方各国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被大多数国家确立为制定国策和统治方略的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一词是1819年开始出现于英语字汇中的。该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在19世纪初首先在西班牙被作为自由党的名称使用。该党要求自由，维护正义，提倡立宪政府。它在议会中的代表持温和、折中的政治态度，介于右的保守主义和“左”的激进主义之间。此后，“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北美广泛流行开来，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代名词，并逐渐发展为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潮。

在西方，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派别，一种理论主张，也被看做是一种实践这一思想的运动，以及由这种运动产生的、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的制度。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强调维护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强调维护个性发展。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反对把任何形式的强制施之于个人，无论其形式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自由主义者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期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他们主张改革，但既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激进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始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革命思想传统的具体表现，J.洛克则是这一传统的最初阐释者。这种形式称为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另一种形式源于19世纪80年代，经过J.S密尔对自洛克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大修正，由T.格林进行了那个时代最充分

的论说，使这一形式得以形成，并在20世纪前期向世界作了充分的展示。而这种形式被称为自由主义的现代形式。

当代自由主义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由主义两种形式进行不断认识、修正、发展和应用的过程，是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相互冲突、论争的结果。

二、自由主义的分歧

自由主义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自由主义者间开始产生许多深切甚至激烈的争议和冲突。在这些争议中，许多流派开始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歧出来。在许多争论中，各方以不同的用词来叙述同一种概念、或者以相同的用词来叙述不同的概念。一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同意的原则为：

社会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在19世纪晚期于许多发达国家浮现，受到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剥削理论以及对于“利益动机”的批评，并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其权力以改善这些问题。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积极自由的要件，由于必定需要由其他人生产提供，而与古典的消极自由产生差异—消极自由只要求人与人之间不互相侵犯。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这些积极自由是保障自由权的必要过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美术馆必须由税赋加以支撑，社会自由主义也支持对经济间的竞争进行一些限制，例如反托拉斯法和最低工资限制，他们也主张政府应该提供基础的社会福利，并征收税赋以支撑这些福利制度，以此来发挥人们的最佳天赋，并能避免革命的产生。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大宪章便是一份宣告了个人权利的地位甚至高于君主特权的政治文件。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获经济状况。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论文中对文化自由主义巧妙的写道“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的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而那个人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构成此原则的充分理由”。文化自由主义通常反对政府限制文学、艺术、学术、赌博、性、卖淫、合法婚姻年龄、堕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毒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这些领域。荷兰在这方面可以被视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

三、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清末立宪之际，商人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强调保障私人产权，减少政府干预——这与今天人们谈论的“新自由主义”十分接近。随着大量学生到国外留学后回国并支配学术、舆论，西方学术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财产权的新理论，很快就在中国流行起来。王世杰在其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援引狄骥的“财产职务说”，主张对私人产权施加限制。西方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

同样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立宪，关于经济制度并无特别表达，因为传统的宪政理论设想的是一个守夜人政府。后来西方出现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理论，包括国有化、管制企业，于是，在中国，经济制度成为宪法层面上进行选择的问题。选择的结果当然是强化国家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管理。这不光见之于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即便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938年，张君劢先生出版《立国之道》，其中对自由竞争制度颇多批评，对当时德国、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则称赞有加，他得出结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其中特别提出：“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张先生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起草了1948年通过、通行于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他当然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私人财产、私人企业制度，但受西方思想影响，他决不信赖自由竞争制度。他相信，由国家通盘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与财富公道分配。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强调政府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国建立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乃是有深厚的观念与制度基础的。那时尽管有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但东西方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类似趋势，只是程度上有十分重大的差异。西方仅对私有财产、私人企业施加一定管制，中国等东方阵营国家则彻底消灭了私人产权，建立公有制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分配。这样的体制运行了三十多年，到六七十年代，东西方经济体制都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找出路。七十年代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以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欧美思想界开始转向，形成新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个人责任、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价值，表现在经营政策上就是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等政策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放松市场管制。东方阵营各国碰到的问题更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民众的生存甚至都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尝试进行变革，而中国的制度变革是走在前列的。这样，东西方变革趋势合流，但确实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制度的复兴，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理念确实形成于西方，但中国却是汇聚新自由主义制度实践潮流的一大支流。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政府趋向于强化保护私人产权，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广泛领域，放松政府管制，融入全球化过程。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建议，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奇迹恰恰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纲领。一直有人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美国或者国际组织的阴谋。但显然，清末立宪所开启的中国宪政主义传统，就包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内容。另一方面，安徽小岗村农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者国际经济组织没有任何联络，他们完全是为改善自身处境而私自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尝试的。这正是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寓言，几乎所有促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力量推动的。中国人自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某些重要内容。

其他国家也同样是如此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原先的制度已被现实证明是低效率的，已经无法维持了，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从变革的内部机制看，当然是朝着与原有制度相反的方向变革，而原有制度是近似的，问题是近似的。另一方面，制度竞争的压力也促使各国的变革策略趋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变革取得效果，经济复现活力，其他国家就可能模仿。在这内外两套机制共同作用下，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蔓延到全世界。事实上，超越经济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要更为复杂。表面上看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观念与制度变化，均与外部世界基本同步——不管引发中国内部变化的是欧洲、日本还

是苏联、美国。不过，表面的同步却掩盖着一个重要区别。在西方，尤其是作为观念变化之源的欧美，二十世纪的变化主要发生于政策与政策理念层面上。从二十世纪初的自由放任，一变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以来的政府控制，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同观念、力量在给定的政体结构内部博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政策虽然调整了，但政体结构是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对西方而言只是政策，但对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所包含着的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比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独立司法等等，还未能完全确立。西方确有可能转而强化市场监管，但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固然需要强化监管，同样需要构造市场本身。换言之，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沿着过去三十年的方向变革。包含新自由主义名下的很多内容，与超出它的更为广泛的理念和制度，对于中国依然具有根本价值。同样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西方可以将其作为政策轻易放弃，中国却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坚持它所指示的方向，即保障和扩大个人自由，给私人企业更大活动空间，建立完整的市场制度，进而建立和完善法治、民主、社会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