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浅析中美关系

厦门大学药学院马月32320121153090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巨头，期间的外交关系可谓是曲曲折折。

1971-198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1971年4月7日，历史的机遇终于降临，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来访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记者，并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领导人发出了访华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答复中方，表示愿意派基辛格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同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经过会谈，双方迅速就尼克松访华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公告》。10月中旬，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前期准备。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随同访问的有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在这次访问中，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最后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报告》（又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一反国际协议的通常惯例，既写进了双方的共同点，也写进了双方的分歧点，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表示对“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提出异议，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揭开了两国关系中的新的一页，标志着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并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在访华时曾承诺在他第二个任期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1974年的水门事件使他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福特上台后，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并且不愿意抛弃蒋介石，因此中美建交直至1977年民主党总统卡特上台才得以解决。卡特总统接受了中国建交的三原则即断交、废约和撤军的原则，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他在台湾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让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给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一大障碍。

中美关系从敌对到和解，反映了当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是完全附合中美两国的利益的。1972年2月在访问中国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坦率地表示：“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因此，当基辛格为掩饰美国的利己主义而宣称“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无求于美国”时，毛泽东当即指出：“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们为什么要接待你们和总统。”

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同意接受“断交、撤军、毁约”建交三原则，与中方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 1979年1月1日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迈上正常化轨道。1979-1989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少有的“蜜月期”。

1992年，利用“反华”宣传拉票上台的克林顿，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强硬对华政策：大幅度提高对台军售的额度与质量、允许李登辉对美进行“私人访问”、在经贸和知识产权问题上纠缠不休，直至1996年春我军进行导弹演习时，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炫耀武力。

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调整了对华政策，并于1998年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边关系趋于缓和。但整个90年代的中美关系显得十分脆弱，还出现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事件。

2000年，奉行“单边主义”的小布什刚刚上任就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尽管只是一次突发性危机，却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定位。

2002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先后访美，两国元首利用各种场合友好交流，双方在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适当的审慎、理解与合作，中美关系再次沿着友好的轨迹缓缓前行。

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

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自2009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走向正常。最近的中国有副主席戴秉国率领的访问团访问美国，其轻松和所交谈的方面无不体现着中美关系正在转好。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

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