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论文

论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赵树理是第一个出生于无产阶级的作家，他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美国作家贝尔登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他以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高举起民族文学大旗，其作品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同了。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宏伟目标，这些都是赵树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赵树理在文学

理想中所追求的。为了更好地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写出新时代的农村、新的农村文化来。这也是我们研究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和价值。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

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二、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他们道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他们直接参加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

赵树理明确地说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部题小说”。当农村变革运动及采取的相应政策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党、人民、实际生活及作家自身的和谐、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他的创作是拘谨、

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他曾经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

三、赵树理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在解放区作家中也有代表性。

赵树理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在解放区作家中也有代表性。他们虽

然也在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但与二三十年代诸多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自然是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学封锁的结果。与第一、二代作家，特别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学者化”了的文化巨人型的作家相比，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的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无疑对赵树理及其他作家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其缺失也是明显的。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赵树理重建了写作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读者不是学生和市民，而是农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赵树理完成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变，自觉地为农民的需要而写作。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村听众。他认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而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B12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他发现父亲对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艺杂志丝毫不感兴趣。他相信要把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非通过他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于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出发重新返回农村民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

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B13可以说，赵树理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扩张、深入和反思的结果。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赵树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的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结构特点：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故事连贯到底，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故事来龙去脉，有头有尾。在描写与叙事的关系上，吸取传统评书式小说的手法，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把人物放在情节发展矛盾冲突中，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言语来展现其性格，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叙事风格明快、简约、富于幽默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小说语言艺术探索的成功。

赵树理是有意将小说作为通俗故事来写的，他对小说叙事结构和语言的探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化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正是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色贡献，并由此决定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