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

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在中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既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又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

一、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才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党领导人民所要长期从事的大业。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们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诸多差别，在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例如有人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由此动摇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这种疑虑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清晰地区分开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出发，从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不仅因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各具特色，而且在一个国家内，也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顾本国的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别国的模式，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因此，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在中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在各国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又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之中，那么，怎样来判断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为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前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生产效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后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基本原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具有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同样，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有一个过程。它受制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正确与否及其正确的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使对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正确，人们也只能在客观现实提供的可能范围内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也会有差别。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而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就成为突出的矛盾。在那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自然地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放在实现共同富裕上。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鉴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普遍贫穷不可能直接跳跃到共同富裕，其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发展生产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完全必要的。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途径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采取这样的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允许贫富差距的这种扩大，又要防止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这样的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根据所在。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基本制度上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但两者之间确实还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个不同，但它们都以不同程度的现代生产力为基础。性质相同的社会生产力，必然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它们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例。

其次，当前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其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互相打交道，就必须制定和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多，在他们那里推行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但不能由此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社会制度上的本质区别。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而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

同志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思路，意在打破那些传统的僵化观念，把全国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到加速发展经济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去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政策，用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去打破传统的封闭机制，以市场经济体制去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这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措施，促进了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促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人士普遍赞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魄力与非凡胆识。

在20世纪80年代，在积极推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关于“两个大局”的设想：当时的大局是必须实行政策聚焦，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与发展，希望西部同志能加以理解和支持；而到了20世纪末，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回过头来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又是东部沿海地区同志需要理解的一个大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对这后一个大局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大局”，是因为他已经注意到非均衡发展推进中所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在急速摆脱中国贫困与落后的大前提下，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增长，确实是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矛盾与问题，如过度关注增长速度，经济质量与社会效益不能同步；宏观经济不尽协调，大起大落时有发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源等产业瓶颈严重存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严重滞后，影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完善；区域间、城乡间差别过大，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城乡困难群体极需扶持；经济与社会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这些矛盾与问题，尽管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展中的矛盾，但如果不加以解决而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干扰与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即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合乎时宜的。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它进一步向世人昭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