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地理环境

一、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4.3亿。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地

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稳定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依托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内部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历史一再表明,当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黄河流域时,还可以以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为依托延续着自己的文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北宋灭亡,随后还能在东南一隅分别建立了东晋、南宋,并且都延续一百多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回旋余地较大的空间,使得中国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断了,或是湮灭、消失了。

2、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内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生息于黄河流域的汉民族率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随后便不断融合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及民族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辽、金等最终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华文化并融入她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 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中国文化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大多数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较少,到了近代更是采取愈发严重的闭关锁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和受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屈辱。

三、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以农业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3、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四、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上下数千年,历史悠悠不绝,不仅包含丰富的内容,覆盖了辽阔的国土,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实生活。现在,在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世界文化不断交融的新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下,我们必须努力建设自己

的新文化。既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引进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收外来的新鲜的文化成分,更要充分发挥、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长期延续,并用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淀深厚的精神文化做保证,并使各国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意义,在于充分吸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价值思想,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强化对文化环境的热爱和保护,在强调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区域文化的建设与协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于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舞台,它已经而且必将在这一舞台上、甚至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智力决定论：把地理驱逐出历史，把自然驱逐出社会，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这是唯意志论的一种表现。二是地理唯物论：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极端形态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唯物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乎是早期先贤的某种共同的模糊的认识。西方且不论，如中国古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最著名者为《考工记》所云：“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音渠）鹆（音欲）不逾济（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貉（逾汶（即今山东大汶河）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

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欧洲则以十八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社会学地理学派）为代表。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将地理唯物论正式引入文化研究。赋予“地理唯物论”以完整形态的，则是德国人文地理学家Friedrich Ratzel (1841-1904)发表的《人类地理学》，说明地面人类的分布，完全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一是直接的生理影响；第二是心理的影响；第三是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

的影响；第四是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後分布。

同智力决定论一样，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存在着失误。

如法国Paul de la Blanshe (1845-1913)即主张人类文化固然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怎样利用地理环境，这个主权全在人类，不在地理环境。人类对地理环境的瓜，全视人类天赋的智慧，传统的技能与社会的习惯。所以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因而也产生各种不同的文化。人类是地理环境的主人，不是地埋环境的奴隶。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了“区域地理学派”，对笼统的地理环境说，加以补充，他们的态度是：第一从区域地理中认识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第二依据地理环境的特性，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第三区域的界线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因此国家、省区等行政区域历史上的纷更，不能作为天然的界线。这一派理论一方面说明人类是能如何顺应所遭遇地理环境；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如何利用天赋的智慧、

传统的技能，去改进所遭遇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也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化，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地。人类为了要生活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努力观察，利用和改造环境，以便进行有效的文化活动，从而直接的获取人们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样就产生和累积了地理知识。例如在<<夏小正>>一文中记录了1年12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该从事的生产和活动――这种历法就是后世所谓“月令”的发端。如果我们去除掉其中所包涵的神话历史传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观象授时的方法来确定季节和编制历法。又例如，在

殷墟甲骨上出现了象“大雨”，“大辄风”，“大风自北”等等的天文记录。而从<<诗•大雅•公刘>>中，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就有君王与平民懂得如何开发疆土，改造环境，在不同的地形部位进行耕垦――出现了象冈，原，隰等地形分类名称。甚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古代的城市文明的建设，特别是都城建设选址，都充分考虑了地理环境，几乎都位于河流两岸或者河岸的台地上，以作生活与城防之需。

然而，环境对文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的物质基础，正如文化对环境来说是体现了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一样。然而，合一物质基础与一本质力量之两说，则彻底言明之文化在创造期间的前后，都把环境当成了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象征方式。这正如孟子所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孟子•滕文公上>>）。所谓文化者，就是古人所称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一阴者，有恒心者也，而一阳者，谓有恒产者焉。此种象征方式，全部以治地之法，即“助法”为其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诗三百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孟子一致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含义了。“经界”正是行仁政的结构性物质基础，也就是文化在一定的“封邦建国”的统治模式下，对环境之一理解的必然意识。而这一意识是奠基在“天子以为道而为政”的政统结构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圣贤崇拜的原始痕迹的延伸。

况且孔子也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国文化，一言以毕之：曰君子之道也，也就是“共同”强调一文一质的双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恒产有恒心可谓之一文一质的具体体现；更是行政之要。有政，有德，

再加之於“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则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也。这其中还包括了各种形式或形态的政治体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家族政权意识合而为一的三纲五常与封建制度。我们都知道宗族的首长，在古代被称为族长，宗长或族正。一宗族有一长。宗族的支脉，称为房，其长则谓之房长。族长与宗子本来是合一的（在宗法制度下），王权（政治权）与宗权（以仪式，祭祀为象征）也是合一的。但到了战国时代的<<墨子>>一书中有云曰：『恶（无）有处家而得罪於家长而可为也』。这句话的大意是：在家中得罪了家长即一切事办不成。由此可知，家长在古代享有长老权。另外，中国传统的君权意识，其实就是全社会的家长权，而父权就是家族内的君权。孟子说：“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礼记』说：家齐而后国治；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土篇>>）。在这些言论中，都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中之基本的两大系统：一是君统（政治制度）；宗统（家族制度）。并且君统与宗统合一；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关键所在。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虽然表现在大一统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但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保持着区域性的纪律性（即所谓无为而治）的政治。然而自治自律的基层单位就是宗族与家族。于是，不是环境槊造了文化，反而是文化的基本因子槊造了环境的“历史性的”特殊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先民对环境的认识是根据如下的历史传说，即孟子所云：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尧独忧

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诸海；诀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在这段文中，所谓洪水横流，草木畅茂，兽蹄鸟迹之道皆是中国先民对上古环境的具体意识；而此具体意识在“圣贤传统”意识的“熏陶”下而赋予原始“中国”的开发的功绩归于尧舜禹的“讨伐”之政之功也。这就是孔子所称道的“君子之五美”（参：<<论语•尧曰>>）也就是孟子所意识到的：「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民似乎认定环境的开发就是天下或“中国”的开发，并且是在“治天下”的前提下反映出来的。而治天下的意义则表现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关系，这关系体现在治人与治於人之间的矛盾对立的统一当中。简言之，中国文化对环境的基本意识是：因为有了圣贤传统，才有天下，有九河，有九州，以至有“中国”――这句“结论形式”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是合道统，政统，区统，体统以及“文统”等传统而在封建的区域规模上“凝积”而成。这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环境对文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的物质基础，而这基础不单单是纯粹的经济生产罢了，而是一种合族权君权为一之“封建”内涵的井田制。

当然，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文化是千姿百态的，丰富多彩的，……因此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①。然而，这里所要谈的实际上有两点：（一）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区域”；（二）更重要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文化发展，就是一种“从世界范围来看”的“中国的”文化发展。前一种的理解带有考古学研究的意

味；后一种的理解是在中西比较之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学术思潮。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可以重叠式研究，也可以是平行式研究，更可以交错式的研究。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研究，其了解的过程与结构都是以普遍的学术意义来具体研究本国传统文化

的环境发生的本质性意义及其特征。这些学者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发生期的地理因素的客观性，其实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普遍谈论，或言说的；并且往往无意识的反映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先验性论述模式。但在我看来，这种具有因果关系的，带有类推法之逻辑形式的论述模式，只能存在於逻辑过程及其逻辑结构当中；然而若要表达历史性生活或生活性历史这种动态过程，则是行不通的。

这里有几点要弄清楚的：（A）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这只不过是一种“信念”罢了；说明或反映了相对主义（者）的态度或其对世界整体的理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出“相对的”或“绝对的”真实意义之实在性。所谓客观生活，只不过是人类在面对一大堆不了解其自身创造的精神观念以及物质

形态后――包括了在这两者当中所作的各种选择方式――的，自我解构环境世界与人类的总体方式。这就象为什么孔子特别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或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前者不单单只是谈“政”与“德”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谈：治人於天下之於德的“功效”；而后者谈的是周礼对各朝代之政法的影响。前者所要表达的“政”不是纯粹的“人政”，而是象古人所意识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政。②；(B)在中国古代的先民里，没有绝对脱离人的“环境条件”，也没有以环境为基础的生存意识；而是全面强调天

（道统），地（“文”统），人（政统）的辨证关系――也就是古代人所谓的“三才”。这“三才”的宇宙意识在先秦逐渐强盛；到了秦汉有发展，综合，甚至升华的趋势。这“三才”的总体意义，也就是先秦在<<易•系辞下>>中所谓的“物相杂，故曰文”（正义曰“言万物递相错杂，若玄黄相间，故谓之文”），也就是<<尚书•大传>>所云的“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政而万事顺成……”，更是孔子所强调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种总体意识，到了秦汉的时候，具体化的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里：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行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

一句话，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常识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天经地纬”之纲，通常以“术”，以“数艺理命”，甚至以“名教”等等的形式出现。到了秦汉以后就形成了经学易学化或理学化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人士对环境的认识一直逗留在“封建性的自我解构”当中，彻底失去了实在的意味，而形成了“方位性之术理”。(C) 即使我们不谈人类的本质力量对环境的影响力或特殊或超越等等的

地位性作用，就从『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生产』这句话来说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我们也很难从农耕的经济意义或政治意义的纯粹性质及其条件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地理性作用。这是因为我们谈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发展，而不是了解中国文化区的不同特征及其发展。我们所要理解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与历史因素（并非条件），或者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之发生及其发展的本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