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

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碑文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碑文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

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纪念碑基座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6岁应海宁州试，补"博士弟子员"，26岁治哲学，后转文学，晚期专治卜辞（甲骨文），名驰中外。他对宋元戏曲史和卜辞的研究成果，被称为"空前绝业"。生平著书洋洋大观，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48册）行世。

1927年夏，王国维感于"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便修好遗书怀之，于6月3日，乘人力车从容地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遗书有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该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了这座纪念碑。

碑文是陈寅恪教授所撰，语意深长，为一时之杰作。

碑式为梁思成所拟。

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

碑文后署名是：“义宁陈寅恪撰文、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新会梁思成拟式、武进刘南策监工、北平李桂藻刻石”，这个“名单”中，陈寅恪、林志钧、马衡、梁思成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如此郑重其事地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这块石碑上，表达的也是他们对于王国维的景仰。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

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王国维纪念碑

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正面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我国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而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6岁应海宁州试，补“博士弟子员”，26岁治哲学，后转文学，晚期专治卜辞（甲骨文）名驰中外。他对宋元戏曲史和卜辞的研究成果，被称为“空前绝业”。生平著书洋洋大观，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 104卷（48册）行世。

王国维是历史上常有的那种富具戏剧性的矛盾人物之一。他在清王朝已被推翻的情况下，却在罗振玉的怂惑下，出任清废帝博仪的“南书房行走”，虽身为“五品朝官”，死后却是两袖清风。遗书有云：“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1925年，王国维来校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起，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推崇与爱戴。

1927年夏，王国维感于“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便修好遗书怀之，于6月2日，乘人力车从容地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遗书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导。我死后当草草棺敛（殓），即行索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该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了这座纪念碑。碑文是陈寅恪教授所撰，语意深长，为一时之杰作。其文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碑式为梁思成所拟。闽县林志钧（宰平）书丹，郭县马衡篆额。

敬录《赠蒋秉南序》、《对科学院的答复》等(2007-05-30 22:22:42)

赠蒋秉南序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撿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之至樂大幸，不可也。當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里，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于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蔣子秉南遠來問疾，聊師古人朋友贈言之意，草此奉貽，庶可共相策勉雲爾。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陳寅恪書于廣州金明館。

對科學院的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于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

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個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輓﹞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籛記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噫，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管家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岁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

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节自《论再生缘》）

陈寅恪用八十多万言之《柳如是别传》来赞赏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和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 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娈倚門之少女，綢繆皷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卋軽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见到介绍陈寅恪大师的专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一生所执，愧煞我们后来者。所以敬录先生的文章，备有缘者共勉。

清华大学，在大草坪周边还分布了两处珍贵的文物：

清华现在把“行胜于言”认定为校风，而其校训则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校训来自于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他以《周易》中的“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师生，奋发图强修身养性。此后，学校即将此八字尊为校训，铸入校徽。

日晷：频频出现在各种清华图片上，算得上是清华大学的LOGO之一。放置于大草坪南端的日晷，本是圆明园遗物，1920届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在日晷底座上，镌刻着“行胜于言”四个字。

寻梦难忘前度事

———陈寅恪故居

●史轩

1947年陈寅恪在新林院52号寓所内

陈寅恪在清华园的故居共有三处，即照澜院（南院）2号、西院36号以及新林院（新南院）52号。

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来说，在清华工作的13年，在其一生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一生历经磨难与坎坷，惟有在清华工作的这段时期，生活安定、心情愉快、读书研究环境条件倶备，因此研究成果最丰盛。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学生，都可以感受到陈寅恪对清华所怀有的一份特殊情感。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父三立，均为戊戌时期著名维新人士。1902年，刚满12岁的他即随兄长衡恪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因病回国，后考入复旦公学。1909年起，先后赴德国、瑞士、法国留学。1918年冬，陈寅恪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十多年的艰辛求学，为日后成就一代学术大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其他人不一样，陈寅恪留学海外十多年，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与执着的

追求。他读书不以取得文凭为目的，而是以增进学识为归旨。对此，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钦佩他的人品、博学与卓识。好友吴宓后来回忆道：“宓始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同样，在德国一起留学的同学中，陈寅恪也是获得一致称赞，被公认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在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的积极推荐下，清华聘请时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一起成为国学院导师。

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1926年7月，陈寅恪来清华报到，暑期过后正式开课。他为国学院学生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自此，清华成为他学术事业的开启之地。

与其渊博的学识相比，陈寅恪的个人生活则显得格外单调。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留学海外十多年，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花在了求学、治学上，以至无暇顾及婚姻大事。他到清华时已36岁，仍孑然一身，对此状况却毫不在乎。到校不久，他就搬至照澜院2号，与住1号的赵元任一家为邻。当时的赵元任正为书多屋小而发愁，陈寅恪便将屋子的一半让出给赵家使用。赵元任夫妇在生活上对单身的他也非常照顾，陈在结婚前，一直在赵家吃饭。

不用为生活烦忧，课余又有吴宓、王国维、赵元任及其他学者往来频繁，“晤谈对奕，互相切磋琢磨，十分欢洽”。在朋友的帮助下，陈寅恪终于觅得理想伴侣唐筼女士。1928年8月，两人在上海成婚。从此，结束了单身生活的陈寅恪，在妻子体贴入微的关心与照顾下，在清华专心著述、讲学。1933年，学校在西院扩建后，陈寅恪一家搬进西院36号。

安定的生活环境，优越的治学条件，陈寅恪将全部身心投入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取得累累硕果。从1926年至1937年这10年间，他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后来在战时发表的论著，其研究工作也多是在此阶段内完成的。他的研究工作享誉中外，成为日本及欧洲汉学家所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同样将陈寅恪这样一位怀有抱负与追求的学者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就在北平沦陷不久，一生忧国忧民的父亲含恨离世。国难，家恨，加之多年来用眼过度，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为了早日逃离沦陷区，他放弃治疗眼病，匆匆告别生活了11年的清华园，带着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一路追赶南迁的学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陈寅恪夫妇带着小女儿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清华园，这一次他们住进新林院52号。陈寅恪不顾双目已近失明，仍坚持在家为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开课。由于眼睛看不见，他将书斋起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据他的学生王永兴回忆，那时“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由于多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夫妇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陈寅恪双目失明以外，夫妇俩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适宜在南方居住。1948年夏，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的聘请，1948年底一家人乘飞机南下，永远离开了清华园。但永远割舍不了的是他对清华园深深的眷念：“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https://www.360docs.net/doc/c8125233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