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一)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开发，把巴蜀划分为若干个郡县，从而使巴蜀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同时，由于国内统一局面的加强、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巴蜀地区交通网络的扩展，巴蜀商业增添了新的活力，达到空前兴盛的水平，使城市经济和文化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由此促成了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推进了秦汉时代四川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关键词】秦汉/四川开发/城市体系

【正文】

巴蜀在先秦时代就已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开发，并在开发中创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城市体系。秦汉统一王朝时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扩大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中央朝廷把原来的巴蜀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若干个郡，郡下辖县，从而促使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随着国内统一的形成和统一局面的加强与稳固，巴蜀地区的内外交通日益发展。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又给巴蜀地区的商业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其蓬勃发展，达到空前兴盛的水平。这些，不仅刺激了都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为都市文化注入了无限生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气象，从而促成了驰名海内外的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为秦汉及以后历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造就了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注：本文所说四川，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

一、城市体系的新格局

秦灭巴蜀以前，川东巴地曾先后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

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注：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31县。），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汉初，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郡东部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蜀郡、巴郡及夜郎地区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和阿坝州南部置越巂郡；在今四川阿坝州置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罢置汶山郡）；在今四川雅安地区及甘孜州置沈黎郡（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罢置沈黎郡）。这样，在两汉之际，原巴蜀境内共置有巴、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6个郡，除汉中郡在今陕西省境，以及广汉郡、犍为郡和越巂郡中有8县分属甘肃、云南、贵州等省而外，其余5郡全部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再加上属于南郡的巫县，总计有59县2]。至东汉中晚期，由于政区的一些变化，在上述5郡内共置62县，加上南郡之巫县，总计63县3]。

秦、汉王朝分割巴蜀为6郡数十县，直接目的在于缩小行政区划，以便管理、控制和进一步开发。但是由于新的行政区划之间互不统属，各郡直接对中央王朝负责，这样，事实上就造成了新的城市体系的产生，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及其网络由此而形成了新格局。

在川东地区，以江州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从过去的巴国5都扩大到十多个县城，覆盖面遍及全川东，东至长江三峡，西抵涪水流域，北有嘉陵江流域，南据乌江下游，形成区域城市网络。在川东城市网络体系之内，由于受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的制约，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有江州、临江（治今重庆市忠县）、垫江、朐忍（治今重庆市云阳县）、阆中、安汉（治今四川省南充市）等县，这些城市大多拥有盐铁、桑麻、丹漆、鱼池之利，又产多种经济类作物，稻作农业比较发达。其余诸县地，多是土地贫瘠之区，“无蚕桑，少文学”，多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农业，有的还以

狩猎为主要经济类型。

虽然如此，由于区域城市网络的建立，给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如像盐、铁等必需用品，尽管在离县城较远的地区，也能经由市易获取。尤其离郡治江州较近的临江、安汉等较大县城，“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输送到其他县城。当时川东商业亦较前有所发展，“薪菜之物，无不躬买于市”4]，许多乡、亭置有商业网点，销售人们生活上的一应用物。

不过，秦汉时期川东城市体系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所发挥的诸如组织、协调地区内和地区之间生产与贸易等经济功能还不充分。加上郡境广远，而山区交通又不方便，以及各地殊俗、性情不同等因素，给民事、农事、刑事的检查、管理和政府的上计、考绩等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而致使城乡连续体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中心城市也难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所以，终秦汉之世，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的状态。

在蜀地，秦以前已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体系，并在成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分别形成次级城市，同各地进行商品贸易。秦汉时期，在蜀地分置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5郡数十县，作为地区内和地区之间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进一步扩大了蜀地的城市网络，使城市经济加速发展，并由此带动了盆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在蜀郡，成都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大都市，丝织、布匹、漆器、金银器、铁器、竹木器，以及其他各类手工业高速发展，内外商业十分繁荣，文翁以后又建有学堂，且有不少私塾讲堂，大街小巷，市肆酒楼，灯红酒绿，加之成都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沟通各地，因而充分发挥了组织地区内外工商业交流往来的经济功能。同时，“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5]，对于推动成都平原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广汉郡和犍为郡，原为古蜀国之地，秦时均属蜀郡。汉代，此两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称望”，时人将此两郡与蜀郡相提并论，号为“三蜀”6]。从汉代画像砖的图像可以见到，广汉郡工商业极为繁华，加之有盐、茶、水稻之利，的确不愧为“三蜀”之一。犍为郡有盐铁、灌溉之利，又有经济林木之饶，水陆交通亦颇发达，因而发展比较迅速。

越巂郡主要是邛都、徒、笮等濮越系和氐羌系的少数民族居地，其中多有耕田的定居农业，亦有移徙的游牧业，并有半农半牧之民。秦汉时期，由于蜀郡中心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大批铁制农具、工具以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越巂郡各地，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当地各部“豪帅放纵，难得制抑”7]加上境内多大山恶水，因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近蜀的地区和交通线路附近，经济发展较快，接受汉文化熏染也较快较多，边远地区则长期处于缓慢发展之中。

位于成都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西汉时曾一度置为汶山郡，后省郡并入蜀郡北部都尉，东汉时曾几度置郡而复省。这里主要是氐羌系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同成都有频繁的交流往还。从不久前在茂县牟托发掘的墓葬可以看出，本区经济文化虽然带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但接受汉文化的熏染却较深厚，尤其物质文化方面多仿汉器，反映了对汉文化的追求和向往。秦汉时期，蜀郡制作的铁器大量销往岷江上游地区，而当地“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部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8]。这就表现出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对于边地经济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强大推动力。

由于川中和川西城市密布，交流频繁，各郡的郡治不但基础深厚，而且区位优越，其辐射力往往不限于本郡，还影响到相邻的郡县；尤其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辐射力十分强大，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和盆周山区，因此带动了全蜀经济的增长。而全蜀经济的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成都经济的跃进，因而使成都发展成为一座有名的西南大都会。

就整个巴蜀的城市体系来看，秦汉时期东西两部分的发展步伐是不一致的，发展程度也不平衡。川东巴地仅有一郡，郡境广大，而县城只有十余个，县城与县城之间距离遥远，“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而县内“乡、亭去县或三四百里，或及千里”，“加以水陆艰难，山

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9]，严重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还。当时人们就以郡大殊不方便为由，几度奏议提出分郡。江州虽为郡治，经济亦颇发达，但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难以将巴郡十余县的城市体系统一协调和组织起来，使其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从而迅速而全面地提高川东的发展水平。

与川东巴郡不同的是，蜀地一分为五（其中汉中郡今属陕西省，故此不论），仅在成都平原就分别形成了蜀、广汉、犍为三郡，号为“三蜀”。三蜀各辖数县，成为三个相互接壤而连续分布的城市体系网络。三蜀内部，先秦时就有基础良好的城市，秦汉时不但继承并扩大了内外网络，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郡治的中心城市功能，以至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之说。三蜀虽然行政区划不同，经济独立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往来，“三蜀之豪，时来时往”10]，就从大工商之间相互的经济往来方面说明了这种情形。三蜀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三蜀经济文化共同形成的强劲辐射力，便成为秦汉时期四川盆地经济文化全面高涨的重要推动力。

二、内外交通的扩大

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大发展，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内外交通的扩大和发展。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四塞”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1]，加强了同内地和边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巴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大致说来，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多依赖于长江水系的水路和山间谷地。这些交通线路早在先秦即已开辟，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路，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庆）、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市）、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以及从江州北至汉中，南至涪陵（今彭水）的陆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12]秦汉时期，出于统一事业的需要，巴蜀内部的水陆交通经过进一步整治和扩建，较前更加发达。但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川东平行岭谷间的崇山峻岭和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以及川西南山地的雄浑群山，交通的改善程度并不太大。相反，由于川西平原河渠纵横，秦时李冰又“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13]，又在青衣江、岷江合流处“通正水道”，以利行驶舟船，还疏通了文井江、白水河等水道14]，使川西平原通往巴蜀各地的水路更加便利，军令、政令的畅达和经济文化的交往因此而更加迅速便捷。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较之先秦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巴蜀的对外交通，主要有通往关中、陇西的北方数道，和通往越巂、滇、夜郎的南方数道，以及由南路通往缅、印等南亚诸国和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

北路数道是巴蜀与中原、陇西相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交通大动脉，主要由褒斜道、嘉陵道、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亦称金牛道或石牛道）、米仓道，以及阴平道等数条线路所构成。褒斜道开通甚早，商王朝伐蜀曾达于此，殷卜辞中“伐缶与蜀”就证明了褒斜道已经畅通（注：殷卜辞中的“缶”，即褒，在今汉中褒城。“伐缶与蜀”，表明褒、蜀之间道路畅通。），秦时又加以进一步整治，“栈道千里，通于蜀汉”15]，使之更加畅达。嘉陵道又称故道或陈仓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开辟，西周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分封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故道16]。商周之际，蜀文化就曾沿此故道北上播染于宝鸡附近。虽从蜀入关中，故道较之褒斜道为远，但由于故道较之褒斜道安全，民居亦较多，所以汉代及后世官员商旅多经此道出入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其余如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等，都从不同方向沟通了巴蜀与中原的联系。至于阴平道，则可能初辟于秦灭巴蜀以后，但由于此道艰险，官员商旅很少沿此道往来，倒是善用兵者多沿此道取蜀，以攻其不备。

巴蜀以南的数条对外交通线，主要有通往南中的旄牛道（灵关道，又作零关道），通往云贵高原的五尺道，以及经由贵州夜郎（今安顺地区）通往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的牂柯道。这三条线路，在方位上正好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东出成都，在今合川沿赤水南下，

经习水，跨娄山关，过夜郎，经红水河而达番禺。蜀地独产的枸酱，就是蜀商沿此道销往南海地区的。中路为五尺道，先秦即已初通，秦汉时进一步维修整治，并沿道分置邮亭，这是巴蜀联系贵州和云南东部的要道。西路为旄牛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达于今凉山州，进一步入滇，这是从蜀入滇的最重要交通线路。

巴蜀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国内段以南方数道为干线，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分别从成都经旄牛道和五尺道入滇，至云南大理（从蜀入南中的道路，汉代又称为“西南夷道”），向西经保山，出瑞丽，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达于缅甸，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入印度等国家，这条线路又叫“滇缅道”、“蜀身毒（印度）道”。中路，从成都经旄牛道，南下至越巂（今西昌市），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下航进入越南北部，即秦汉的交趾地区。东路，从成都沿五尺道南下至昆明，再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入越南河江、宣光，进一步抵达河内。

从上面可以看出，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主要以成都为中心，呈辐射状向东西南北延伸，连接全国各地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成都之所以形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古代国际大都会，交通（即商道）的四通八达为它所提供的无比优越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