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的处女作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文学的发展的新时代。

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小说深刻而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的吃人历史；而“格式的特别”则是指小说形式的现代化。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对《狂人日记》非常精准的评价。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

“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是一篇日记体小说。这篇小说由十三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构成，按狂人的心理意识活动来组织小说，打破了以情节为主、注重故事完整性的传统小说结构方式。

与传统第三人称小说侧重叙述外在事件不同，这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即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着重表现了“狂人”的内心状态，叙述带有主人公的感情意识，读者因此更容易站在“狂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作者择取“狂人”这一陌生的视角来表达重大的思想主题，具体描写“狂人”的种种病状，他的疯言疯语、偏执、妄想等等。这就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结果造成陌生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读鲁迅的小说，你就会发现鲁迅在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方面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自觉意识。

茅盾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的文学创作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诸多流派，比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首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故乡》首开“乡土小说”之风，《故事新编》则引发了“借古讽今”型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这与他在“陌生化”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应当说，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狂人日记》形式的“陌生化”程度是最高的。《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是独创吗？

《狂人日记》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于1834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狂人波普里辛，原是个专司为上司削鹅毛笔的小职员。他不仅社会地位低微，而且精神境界低下，因为单恋上司的女儿而遭到上司及同事的轻蔑。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高贵”的小姐恋爱，癞蛤蟆居然想吃天鹅肉!受到刺激的波普里辛愤而发狂，幻想自己成了将军，甚至以西班牙国王自居，结果被关进疯人院。

果戈理以此对热衷于官衔、权势和金钱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迸发出不平之鸣：“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恰巧非是个九等文官不可?”抄袭还是借鉴？

对于鲁、果二人的这两部同名小说，文学研究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抄袭，有人认为是借鉴。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两部小说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狂人日记》源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鲁迅这样评价自己的《狂人日记》，“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ag01)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自己认为这篇小说源于果戈理，但艺术成就却超越了果戈理。

所谓“抄袭”的证据

题目相同，篇名均为《狂人日记》；

题材相同，内容均为“狂人”的故事；

形式相同，都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

此“狂人”非彼“狂人”

果氏笔下的“狂人”，是一个俄国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形象，是一个被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剥夺了爱情自由的人，是一个意识到个人自由权利重要性的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一个觉醒者、启蒙者和斗士的形象。他意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进而启蒙人们走出到人性被戕害的蒙昧状态。他不但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而且自觉自愿地与礼教维护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二者的精神内涵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具有本质的不同。

“狂人”眼中的“吃人”现象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历史事实

鲁迅也非常重视野史和笔记之类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资料，并于其中发现了历史中被人忽略的“吃人”史实。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

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礼教吃人”的哲学文化溯源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十三节长短不一的日记，形象刻画了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形象。然而，它并不是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

这部小说诞生后，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文字已经是作品本身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奇观。自此以后，“封建礼教吃人”的观念深深地铭记于中国人的心灵记忆中。

通常，人们只把“吃人”理解成对封建礼教本质的一种文学性概括，指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伤害。对于这个独特的文学意象，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哲学与文化背景。其实，“吃人”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并非始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从清代的思想界开始的。

这一文学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礼教“杀人”到“吃人”的悄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戴震、章太炎为这个文学意象的生成作出了充分的哲学文化论述，最后则由鲁迅将它铭记在国人的文学记忆中。

戴震对程朱理学的反思

满清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念，并由此衍生出“治统原于道统”、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皇帝集代表治统的“君”与代表道统的“师”于一身，彻底破坏了儒学体系中道统与治统分立并抗衡的构架设计。

儒生对“作君作师”的皇帝来说，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帝王师”，而是事实上的“天子门生”。因此，这进一步强化了上对立下的绝对权威。在上者的任何意见都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上对下的任何责罚，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下对上的任何反抗，不但违法，而且违理。

面对这种局面，雍乾年间的考据学家、思想家戴震认为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杀人”的帮凶，“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在戴震看来，程颐、朱熹等道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那么，“以理杀人”中的“理”不过是个人意见，并非公理。戴震认为，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教条，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正常情感和虚无飘缈的所谓天理对立起来，否定人的欲求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因为“天理”所具有的模糊性，掌握话语权的人随时可以把个人意愿图解为所谓的“天理”，并以此来压制其他人的正当欲求。

戴震愤怒地指出“理”已经蜕变压迫弱者的借口，“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

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从表面上看，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似乎专对程朱理学而发，但更多还是针对满清的极权统治。不过，由于戴震身处极权统治最为严苛的雍正、乾隆时代，只能通过抨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来曲折地影射现实。

戴震身后，其音训考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不过由于他在《孟子字义疏正》中阐发的义理观念太过于离经叛道，因而备受攻击。一直到清末，才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三人中，尤以章太炎最为推重戴震，他对戴震的评价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

在《释戴》一文中，章太炎结合明清的政治史，对戴震批评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

“明太祖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训。盖昔韩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于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顾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言，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邀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业脞，终于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

“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已，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已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清宪帝亦利用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会遭平世，无桑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滋繁，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列之以业棘，令士民摇手触禁。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

在戴震思想的影响下，东京时期的章太炎对宋明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学“乱于魏晋，至宋明益荡”。同时，在《思乡原》中，把朱熹视为扰乱儒学原典精神的乡原。戴震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经过章太炎的再次阐释和发扬，已经转化为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

事实上，东京时期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转化和利用戴震的思想。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在宣传女权主义时，便把封建传统对女子及一切弱者的迫害归结为“空理杀人”，而且沿袭了戴震的论述方式，“夫所谓是非者，强者所定之是非也，强者之对于弱者，凡权力所能制者，制以权力，权力所不能制者，制以道德。权力制人于有形，道德制人于无形。使无量之人屈服于空理之下，莫敢抗己。强者何其智，弱者何其愚，此真所谓空理杀人矣”。

当时的留日学生，之所以对封建礼教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戴震思想的阐发与宣传有很大关系。

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自然是了解的。不过，他在“文学复古”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观察和总结，又超越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

所谓“以理杀人”，戴震是针对程朱理学有感而发；而章太炎将这思想用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上。

鲁迅则通过深入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述：“吃人”。统治者以“理”为借口“杀人”，其目的还在于慑服那些反抗者，只有用“刀”与“理”的双重手段，才能牢固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才能让他们伏伏帖帖地供养服侍自己。因此，“杀人”不过是手段，而“吃人”才是目的。

在统治者那里，“杀人”与“吃人”是合一的。

对此，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曾加以详细论述：“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因此，“吃人”不但涵盖了“以理杀人”的所有内容，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指向。

统治者所吃的“玉食”，自然是被统治者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因此，“吃人”的第一重含义是对“被吃者”肉体的吞噬。

由于强迫统治者贡献“玉食”容易招致反抗，就要用“理”来说服、麻痹被统治者，同时以“理”为借口杀掉那些反抗者；故而，“吃人”的第二重含义是吞噬“被吃者”的灵魂。

因此，“吃人”不但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描述，而且还隐含了对统治手段的指认。因此，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看，“吃人”是对“以理杀人”的超越和飞跃。

鲁迅作品退出中小学教材的理由

通过对《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一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中包涵了深刻的历史哲学内容，充盈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独特观察和心灵体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是晦涩的、艰深的。没有相当充分的哲学文化修养，自然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形象内涵。在已经相当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强烈愤怒的情感方式。

因此，鲁迅的作品并适于用作中、小学的教材。然而，不读鲁迅作品或者无法读懂鲁迅作品，的确很难称其为具有现代中国人的资格！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阅读与欣赏鲁迅作品。

谁来“救救孩子”？

对真人的渴望，激发狂人在篇末发出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

不过，我们要问，谁来“救救孩子”？是“狂人”吗？可能吧？不过，“狂人”说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那么，“狂人”对自身的启蒙者资格是持怀疑态度的。

往往被阅读者忽略的省略号，其实蕴含着鲁迅对自身、对新文化启蒙者深深的质疑：我们有启蒙者的资格吗？因此，鲁迅对国民性展开强烈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

“救救孩子”既是对未来的召唤，同时也是渴望自己被拯救的吁求！

被人忽略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鲁迅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几年，耳闻目睹有些革命者被说成疯子：如章太炎是章疯子，谭嗣同是疯子，孙中山是孙大炮。但疯话与真理统一。《狂人日记》是对这种现象的反驳和讽刺，“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了”。

这里存在着反抗的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一样会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疯子其实是文化意识的反抗者，被不觉醒的大众视为疯。反抗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承担，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

鲁迅用文言撰写小序的目的即在于此。“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这则小序使小说的意旨更加恍惚迷离，其中也蕴含了鲁迅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怀疑：我们会不会又一次被人视为“疯人疯语”呢？目前，一些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言论与主张又一次验证了鲁迅的怀疑。

推荐书目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

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