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三言_异类婚故事研究_兼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1)

“三言”异类婚故事研究

—兼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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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丹

一部《聊斋》，因其众多缠绵悱恻的花妖鬼狐之恋而名垂文史；《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因人与妖、人与仙、人与鬼矢志不渝的爱情而名列“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乡野村夫，都对人与异类的婚姻爱情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而二十世纪初的周作人在《童话研究》１一文中提出欧洲童话的“美与兽”与中国的“蛇郎”故事都属所谓之“物婚”，包括“毛衣女”一类动植物化为人后与人的婚恋，也指未化为人的动物抢亲之类的故事等。近九十年后，年青学者黄景春博士在《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中辟专章论述“神仙与凡人的婚恋故事”，认为“所谓异类，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在现实视野中指动物、植物等，在宗教视野中则指神仙鬼怪等观念性产物”。高木立子博士在对河南民间流传的异类婚故事进行研究时，曾就“异类婚故事类型群”的定义作过一番研讨，认为异类婚故事类型群系指“以人与动物、精灵、妖怪等超自然物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婚姻为主题的民间故事的总称”２。

在对异类婚故事的研究中，鲜有将民间流传的与文人创作的故事对比进行考察的，即是偶有提及，也只是一种现象描述。明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可谓古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杰作。《初刻拍案惊奇》序言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３”由此可知，“三言二拍”在材料的选取上均含有古今杂事，时闻近说，还包括宋元小说等，而这些都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本文选取冯梦龙“三言”中的“异类婚故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民间文学的类型和母题分析的研究方法，窥视民间故事与作家对“三言”异类婚故事的贡献，探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双重视域中的异类婚故事，并由此来反思作８６

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取“异类婚故事”舍弃了“人与动物”的婚姻故事，而专指人与能幻化为人形的动物（即俗所谓“妖”）和人的鬼魂等异类的婚恋故事，故而在“三言”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中，选取了十则本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篇目如下：

《喻世明言》卷三十四、卷二十四之《李公子求蛇获称心》、《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醒世恒言》卷三十一、卷十四之《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警世通言》卷八、卷十九、卷十四、卷十六、卷二十八、卷三十之《崔待诏生死冤家》《崔衙内白鹞招妖》、《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小夫人

金钱赠年少》、《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一、“三言”异类婚故事的民间文学渊源

关于异类婚故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它是神话的遗留物，源于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如中国的“启母石”神话讲述涂山氏（狐）与禹（大熊）结合，后涂山氏变石生启，即是中国早先的一个异类婚神话。随着人类思想的演变、文明的发展，神话蜕变为传说和故事，尤其是宗教思想中的鬼神世界触发了人们的想象，产生了人神、人妖、人鬼等之间的婚恋故事，而原始的人与动物之间直接婚配的故事反而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历代文人笔记如汉魏六朝时期《洞冥记》、《博异志》、《搜神记》等，大量记录了异类婚恋故事，这些作品既有录自民间的，也有道听途说后加工润饰而成的。除此之外，历代文人一直有以异类婚故事为题材的创作传统，尤其是在唐代，开始出现以异类婚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如《柳毅传书》、《任氏传》。宋元明清时期也大量涌现此类作品：《艺文类聚》、《太平广记》等类书杂说、各家笔记小说，通俗小说如“三言二拍”、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荧窗异草》、《夜雨秋秋录》等，也有将之创作或改编为戏剧的，如《离魂记》、《白蛇传》等。

李福清院士认为：“谈到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要注意两个特点：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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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怎么利用民间文学的作品，母题，形象，语言……”４，而“三言”中的故事多是冯梦龙从藏书中“抽其可以嘉惠耳里者”，追溯其源流，无论是从宋元话本，还是从志怪小说而来，都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的影子。冯梦龙正是有技巧地利用了这些民间文学资源，才创作出了动人心魄的异类婚恋小说。冯梦龙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民间文学异类婚故事母题的运用；二是对民间异类婚故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吸收；三是对民间故事叙事技巧的运用。以下分而述之。

１．“三言”异类婚故事中的民间文学母题

美国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Ｓｔｉｔｈ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认为，“母题”（ｍｏｔｉｆ）就是指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元，“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５。母题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个民间故事有可能只有一个母题，也有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母题复合而成，如果由若干母题按相对固定的顺序组合，就成为一个“母题链”，又通常被称为“类型”。“三言”异类婚故事既有对单一母题的运用，也有对于“类型”的运用，李福清认为，民间故事内部母题在发展变化中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母题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般的形式、淡化（减弱）或强化的形式。６”这种民间文学的变化规律不仅适用于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通俗小说运用民间故事母题的研究也有所启发。

笔者通过对“三言”异类婚故事母题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进行分析，并与民间异类婚故事史上的有关母题进行比较，认为民间异类婚故事母题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作为创作主体的民间文学关联母题、作为创作中介的过渡母题及作为创作链接的复合母题。

１．１母题强化：作为创作主体的民间文学关联母题

“母题强化”是指，民间故事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母题虽然经过时间的洗礼，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但是在通俗小说中仍然起着关联全篇的作用，是通俗小说的“关联母题”７，小说的主要内容均围绕此母题而展开。在“三言”中，作为创作主体的民间文学关联母题出现的异类婚故事篇目有：《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崔衙内白鹞招妖》、《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和《崔待诏生死冤家》等。本文以《李公子求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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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心》为例，兼及其他文本进行分析。

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载“断蛇丘”地名的来历，即有“得报”的雏形，今本《搜神记》卷四载《商人欧明从青湖君求婢女如愿》，梁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转载《山堂肆考》“挞如愿”习俗，录有《录异记》、《异记》中的“乞如愿”条，鲁迅校录的《古小说钩沉》中对《录异传》“求如愿”一则进行注解时，注明校补底本有《类林》、《初学记》、《类林杂说》、《御览》、《海录碎事》等书８。可见，“求如愿”的故事曾被广泛地记录下来，“求如愿”的民间风俗十分盛行。按民间文学的传说与故事之分，“求如愿”应是一则解释民间“求如愿”习俗的传说。现将《古小说钩沉》所校《录异记》中“如愿”一文录入如下：

昔庐陵邑子欧明者，从客过。道经彭泽湖，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

云以为礼。积数年，后过，见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风尘，有数吏单衣乘车

马来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须臾，遥见有府舍门

下吏卒，明甚怖，问吏，恐不得还。吏曰：“无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后有

礼，故要君；必有重送，君皆勿收，独求如愿尔！”去，果以缯帛送，明辞

之。乃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愿使随去。如愿者，

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

物。明将如愿归，所欲辄得之，数年大富。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鸡一鸣，呼如愿，如愿不起。明大怒，欲捶之。

如愿乃走。明逐之于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如愿乃于此得去。

明不知，谓逃在积粪中，乃以杖捶使出。入无出者，乃知不能。因曰：

“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宋刘斧《青琐高义后集》卷九“朱蛇记”载大宋李元事，元无名氏《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放龙获报”的内容与“朱蛇记”相似。明《六十家小说》中也收录了这一故事，原名为《李元吴江救朱蛇》。冯梦龙《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取材的文本可能直接来源于《青琐高义后集》与《夷坚续志前集》，这个故事吸取了民间故事中的“救蛇得报”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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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龙女故事的关联母题已经形成一个早已较为固定的关联母题链，可归纳为：“救蛇—入水—得如愿—如愿助夫—失如愿”。从其本事源流的考察看，最早的“救蛇得报”母题在晋代便已出现，所得报酬为夜明珠，救蛇人为隋侯，宋代已经具备较完整的李元故事的情节。季羡林、刘守华等先生认为，中国的“龙女”故事与印度的佛经故事有关，即印度的佛经故事影响了龙女故事的形成，吕微也对此表示赞同。但无论如何，一则吸收了外来因子的“龙女”故事，本是解释民间风俗或者民间风物的传说，到了明代历经民间说话、民间杂剧等形态，最后由冯梦龙改编为通俗小说，这是“龙女报恩”这一母题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纵观“龙女”故事的发展历史，自《搜神记》中的《商人欧明从青湖君求婢女如愿》传说始，以下几个母题始终未改变，而且出现在每一个文本中：母题Ａ“救助”；母题Ｂ“入水”；母题Ｃ“秘嘱”；母题Ｄ“得宝”；母题Ｅ“失宝”或“惩罚”。至冯文，除母题Ｃ“秘嘱”外，这些母题都出现，虽然有一些改变，但仍可视为民间传说与几代文人创作相融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只是不可避免也打上了冯梦龙自己的烙印。

与民间风俗密切相关的民间传说是比较可靠的古代民间故事，《李公子》主要承用了“入水”、“得如愿（称心）”、“如愿能自由取物，遂使李元得功名”、“失如愿（称心）”这几个母题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些许改变。其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愿”名改为“称心”，“求如愿”改为“得称心”（一求一得之间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差异）；龙女的身份从龙宫婢女到龙王之女（公主）；龙女与男子的关系从主仆（妾）到夫妻；龙女的离去原因由男子的负心、杖责到女子在人间期限已到，不得不离开等。这些改变并没有改变情节的发展，但却改变了文本的情感倾向，后文将会对其加以分析。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以下简称《杨思温》）与《崔待诏生死冤家》（以下简称《崔待诏》）的关联母题是“女鬼复仇”。早在晋干宝《搜神记》中的“苏娥”故事中已出现女鬼报案为自己的家人报仇的故事，到宋元时期说话、戏剧也多有以此为题材的，如《王魁负桂英》讲述妓女桂英遭遇王魁负心后，相思伤心而亡，化而为鬼，最终杀死王魁。

《崔衙内白鹞招妖》（以下简称《崔衙内》）的关联母题是妖精化女诱惑青年男子。故事讲述的是兔子精化成的女子如何反复追随男子，以求欢好。这种母题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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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曹丕《列异传》中也已经出现，《列异传?鲤精》即有人与鲤精的婚姻故事，《搜神记》中的《盘瓠》、《女化蚕》等名篇也是神话思维的残存，这是早期人妖婚母题的遗留。魏晋时期的人妖婚母题，主要集中在妖怪化为美女诱惑人间男子，危及人的性命，但最终因显露原形而离去或被杀死。唐传奇对这一母题有所继承，其结局慢慢由因显现原形而遁，变为妖精被打杀，如《广异记》中的《贺兰进明》、《任氏传》等均为代表。“三言”中的这些篇目仍旧围绕这一母题展开故事。

１．２母题弱化：作为创作中介的民间文学过渡母题

母题弱化是指民间故事中的某些母题在通俗小说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关联母题，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引子或插曲出现，是作为作家创作中介的过渡母题。这一形态的代表篇目是《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以下简称《郑节使》）。

此篇由元话本《红白蜘蛛》改编而来，孙楷第在《三言二拍资料》中指出晋《搜神后记》卷十载为“红白蜘蛛”的最初形态：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谢人曰：“我有仇家，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知从北来，

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

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

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八程灵铣事，《曲洧旧闻》卷第九李冰故事等均与本文有源流关系９。这种源流关系的线索就在于帮助两个争战异类中的一个，并因此而得到报酬，今天的民间故事仍然有这样的母题，如黑龙江渔民帮助黑龙战胜黄龙的传说。在《郑节使》中这一情节为郑信帮助妻子红蜘蛛战胜白蜘蛛。文中写道：

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来，不多时，把一张弓，一只箭道：“丈夫，引弓非人间所有之物，名为神臂弓，百发百中。我在空中变就神通，和那贱

人斗法，你可在下看着白的，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郑信道：“好，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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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说不了，月华仙子又来，两个上云中变出本相相斗。郑信在下看

时，那里见两个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见一个白一个红，两个蜘蛛在空中相

斗。……觑得亲，一箭射去，喝声着，把那白蜘蛛射了下了。月华仙子大

痛无声，便骂道：“郑信负心……”

全文一万多字，而着力描写郑信帮助日霞仙子（红蜘蛛精）的却只有４００多字，小说的重心在于讲述郑信的下井奇遇与发迹变泰，“帮助”母题在此已经只是作为引出“神臂弓”的引子，是全文众多情节中的一个环节，是构成全文的众多母题中的一个，不再具有如同其在前代民间故事中的中心地位。“帮助”母题的出现在全文中已经被作了充分的铺垫，民间故事中提出要求帮助的情况总是直接出现，如前引文中穿着“黄衣白带”的人直接向猎人提出要求，黑龙直接向渔民提出要如何帮助自己，而《郑节使》一文中并不是红蜘蛛直接要求郑信的帮助，反而是因为郑信违禁，闯入妻子严禁他闯入的禁地，最后惹出一场争战，从而引出其发迹变泰的“神臂弓”。由此可见，“帮助”母题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已经失去了原来流传中的关联母题地位，退居其次，成为故事发展的过渡母题。

１．３母题复合：作为创作因素的民间文学复合母题

母题复合是指民间故事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母题在通俗小说中出现，并且是通俗小说的关联母题，对通俗小说的情节发展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民间故事往往是由一个或者两三个母题构成，正如程蔷所说，“情节模式的不断叠加，是民间叙事复合性的生命流程中的一种表现。１０”通俗短篇小说也常常由几个故事母题共同构成，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曲折动人。如前文所提，民间故事中的母题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以强化或者弱化的形式存在，但并不是说得到强化或者被弱化的故事母题就是这一篇文本的惟一构成。相反，一个文本，虽然有作为关联母题或过渡母题出现的民间故事母题，它往往还包含了其他母题，正是多个母题的复合，增添了短篇小说情节的吸引力和张力。

“三言”异类婚故事中，《金明池吴清逢爱爱》、《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文本是多母题复合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对多母题复合构成短篇小说的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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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认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下简称《白娘子》）是在传奇《双鱼坠》和与西湖景物相关的宋话本《西湖三塔记》基础上的改定。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六载有孔淑芳本事，熊龙峰刊本《孔淑芳双鱼记坠传》有其传奇，

均有“女鬼游湖——

—与男子相好”这一情节，且有与女鬼别后再次相遇相好的情节。唐谷神子《博异志》中的《李琯》、《李黄》等文、宋洪迈《夷坚志》中记录的《沧洲白衣男子》、《余干民妻》、《钱炎书生》、《历阳丽人》、《衡州司户妻》、《孙知县妻》等，还有一些关于人首蛇身的神话传说，这些都是讲述与人欢好或成亲之蛇妖的故事。在此，笔者选取前人作品中的一部分，对其主要情节进行罗列，以方便与《白娘子》作对比，并将此前已出现的与“人妖”婚相关的母题和此后才出现的《白蛇传》母题相区别。

表一：

《白娘子》的主要情节如下：

许宣舟遇白娘子——

—借伞———讨伞赠银许亲———因银获罪遭发配———再遇巧言辨祸成夫妻———道人送符反遭戏———因衣再次被发配———再遇白

娘子夫妻团聚——

—入厕现形吓东家———助夫开店———金山寺见法海更疑妻———白娘子索夫不成夫妻别离———归家夫妻再团聚———姐夫见蛇形———

求助法海———钵收白蛇。奚叔用道法救

奚，镇白蛇等

三妖于西湖塔

内唐?谷神子《博异志》

宋?洪迈《夷坚志》宋元话本《李黄》

《衡州司户妻》《孙知县妻》《西湖三塔记》奚宣赞游湖

救幼女

李黄市井遇白衣女郎贤妻睡觉时舌表两歧，司户疑孙有美贤妻，但澡浴不令观与女郎三日欢爱司户窥寝，妻泣别夫而亡孙违令观浴，惊见蛇妻得女母欢爱

及祸害，两次

被幼女救

归家亡，其家人发现女郎宅为蛇出没的荒园妻父母开棺验为蛇尸孙因惧而亡，而蛇女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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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冯文对前代蛇妻故事的吸收主要有以下三个母题：会变形为美女的蛇，这条蛇偶尔会现出原形；道士能使蛇现形；蛇最后被镇压在塔下。其他情节则并未见于前代蛇女故事。这些母题，反映了人们关于蛇的一些信仰，并在历代文本中以零碎的细节反映出当时民间故事的形态，冯文则将它们复合成一个有序的故事，并以一些具体的情节叙述表现出来，同时增加了不少母题，如寻夫、金山寺斗法海、法海钵收白蛇等。正是这种母题的复合与冯梦龙新增的母题一起，形成了《白蛇传》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情节，开启了白蛇传故事改编和丰富的大门。

《金明池》与《闹樊楼》也是“三言”中具有复合性情节的两则文本。《金明池》的本事可见于《情史》卷十“情灵类”之“金明池当炉女”、“李会娘”与“西湖女子”诸故事。通过对这几个文本的情节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金明池》中的吴清与爱爱的初遇、再遇与《金明池当垆女》相同，但后者所载女鬼为道士剑杀与《金明池》相异，且无女鬼托梦与因女鬼而成就姻缘的两个情节，那么这两个情节主要来自何处？《情史》中有《李会娘》与《西湖女子》两则文本可以为之释疑。《李会娘》主要讲述了一男子与女共饮，男女分开，女子相思而亡，其鬼魂与男子欢好，后男子遇女子之母，始知此女实已亡故，归而诘女，女诉说其因情而死，故死后其魂来续前情。《西湖女子》中则以女子临别时教以服药之法，可见托梦告知自己的女鬼身份是《李会娘》与《西湖女子》中当面告知男子身份的一种变体，而“赠药”一节是对于《西湖女子》的一种发展，其根源来自于民间固有的阴阳五行说，即认为阴气太重则有损阳体，与女鬼交合会伤害男子的身体健康的观念。《金明池》中另一个情节是用女鬼给的灵药救了另一名病重的女子，最后得到这个女子为妻。这样的故事母题在民间流传很多：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得了很奇怪的一种难治之症，张榜求医，并承诺给予厚报或者答应救人的未婚男子可以娶女子为妻，后来一个书生／一个有特殊才能或经历的人救了这个小姐，并与她成了亲（见《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民间故事母题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三言”追求话本的故事讲述效果，必然要以复杂的情节吸引读者，文章比一般的民间故事一次性、短时间讲述具有更大的容量，因此可以容纳更多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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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母题，民间故事作为材料来源，其母题更容易以一种复合的形态存在。

二是民间故事本身就具有变异性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变化都会在民间故事中反映出来，有的母题不再适合民众的欣赏趣味，有的母题却依然有活力，相应地也就在通俗小说中反映出来。

三是作者本人的审美趣味、创作追求和心理情感的取向。“三言”异类婚故事的本事来源主要出于三种途径：其一，前人笔记小说，如《金明池》、《闹樊楼》的主要情节在魏晋以来的文人笔记都有记载，冯梦龙在编纂《情史》时也将这些记载收录其中；其二，前人杂剧，如《郑节使》（元杂剧《红白蜘蛛》）、《小夫人》（见宋元杂剧《志诚主官鬼情案》），《李公子》（见元杂剧《祈甘雨货郎朱蛇记》），《杨思温》（见《郑玉娥燕山逢故人》）；其三，旧话本、传奇或当时的传说、故事，如《崔待诏》（见《京本通俗小说》之《碾玉观音》）、《一窟鬼》（见《京本通俗小说》之《西山一窟鬼》）、《白娘子》（《西湖三塔记》）、《崔衙内》（《定州三怪》）等。“三言”的刊行时间是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至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而《情史》的成书时间在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１１，所以这种材料的大量搜罗与比较，必然会对最后的再创作产生影响，影响的主要体现就是依据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追求进行取舍，导致民间故事中的母题发生了各种变化。

２．“三言”异类婚故事中的民间文化精神

冯梦龙在“三言”各部的序言中都指出，小说主要是面向通俗大众，也就是说“三言”属于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学，且冯梦龙在其通俗小说的创作理论中特别强调小说要“适俗”与“导性情”，故而其题材多迎合一般市民的欣赏趣味。近年来，有许多人研究“三言”价值取向上的市民性，认为“三言”反映了晚明社会思潮中的“好货”、“好色”的人生价值取向１２和精神世界。笔者通过对“三言”十则异类婚故事的分析，认为占“三言”近１０％篇幅的异类婚故事，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这类题材的兴趣之大，另一方面，其文本意蕴与民间文化所反映的民众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本节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２．１民间的爱情婚姻观

瓦西列夫认为，“人的爱情不仅是一种本能、性的欲望和两个人交往中纯生理的享受。它按照和谐的规律把自然冲动和意识的金线，把机体的生理规律和精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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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交织在一起”１３。爱情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情感的冲动，社会性也是爱情的主要构成因素，某一时代的爱情观，与此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人之道德意识、善恶观及其他种种社会意识是紧密相联的。

我国是一个农耕社会的国家，经济上主要以农业为主，至今，农业人口仍为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耕读传家”是多数农民向往的理想生活。我国的民间故事也主要反映了小农的生活理想与追求，他们的爱情婚姻也主要以农民为主人公，如著名的“螺女”故事，男主人公多是种地的农民，每天外出种地，并在劳动中捡到一枚田螺，最后这枚田螺成为他的妻子；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讲述的人与仙的

—耕牛的帮助的农民；“龙女”故事中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也是得到工作伙伴——

主人公也多是种地的、砍柴的、捕鱼的等具有农民身份的人。从民间异类婚故事的情节模式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对于婚姻的要求是：女子能操持家务（螺女、龙女、女鬼等均会做出可口的饭菜），甚至能给男子带来财富，如“螺女”故事中常常讲述因为螺女的勤劳使男子家境转好，“龙女”故事中龙女可以在瞬间变出高楼大厦、金银珠宝，更有希望女子能为男子生儿育女，如“鬼母育儿”故事类型。

总的说来，民间故事包含了农民传统的幸福人生观：妻贤子孝。而民间异类婚故事的悲剧结局，有着多重因素，多是因为外力的干预与自身不平等的感觉。如以女鬼为妻的故事中往往是有一个道士发现男子面色不对，指出他家有鬼妻，男子便带道士捉鬼，终于致使夫妻分离；“螺女”故事中往往是由于孩子唱出由父亲编造的指明“螺女”异类身份的歌谣，至使螺女感受到男子的歧视，从而伤心地一去不回；“虎妻”故事中往往是男子说出藏虎皮的地方，虎妻便穿上皮变形为虎，永远离开，有的甚至还吃掉孩子……

“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同样反映了这些婚姻期待和要求。《白娘子》中的许宣因白娘子给的银两解决了无力婚娶的难题遂答应了婚事，后来虽几次因白娘子来历不明的财物受到官司之累，终因白娘子能带给他丰衣足食的生活，又能助他开店营生而一再接纳她为妻。《李公子》中的李元所得龙女称心能神奇地偷出考试试题，帮助李元高中，还能预测他的将来并警告其为官期限。《小夫人》中的小夫人一再地送给张胜衣物及银两，在死后，还以珠宝为诱，方才使张胜收留她。《崔待诏》中的秀秀要求与崔宁提前成婚时手中也拿着一大包从府中偷出的金银珠宝，完全可以９６

让二人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一窟鬼》中的李乐娘来嫁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妆奁……正是这些能在物质上满足男子经济需要的女性，才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她们的婚姻与爱情。

而以悲剧结尾为主的“三言”异类婚故事，其爱情与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外界的干扰与不平等的身份。《白娘子》、《金明池》、《小夫人》、《崔待诏》、《一窟鬼》、《崔衙内》等的悲剧结局都是因为和尚和道士的介入，方使男子产生恐惧，要驱走或灭绝自己的妻子或爱人。《李公子》与《郑节使》中分离的结局，一则是因为期限已到，另一则是因为男子要求取功名，实则仍然是夫妻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的结局。

以上所述，无论是从爱情与婚姻发生的前提来看，还是从爱情与婚姻终结的原因来看，民间异类婚故事与“三言”异类婚故事都反映了相同的爱情理想和婚姻追求，其结局往往也因此而呈悲剧色彩。虽然“三言”异类婚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与民间异类婚故事中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反映的爱情婚姻观却是相似的，是同样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产物。

２．２市民的财色欲望观

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正是人的社会性形成了人们行动的内驱力，

—食与色，即生存本能与生理需要的本即“食色性也”。这种内驱力的生物性本能——

能，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反映出来的是主人公的财色思想：他们的财色思想主宰了自己与异类的爱情与婚姻，并最终决定其行动和结局。在通俗小说与民间文学中，这种财色欲望观也是相似的。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夫权”为重的男权社会，男子是一切事件的中心，他们是历史的塑造者，家国的构建者，对外担负着社会责任，对内担负着家庭责任，相应地他们也拥有了决定性的话语权，作为情感表达和渲泄方式的文学（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男性话语权的传声筒。上文已经分析过，“三言”异类婚故事往往以分离告终，爱情与婚姻不能统一起来，这种必然性的结局，其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财色与性命的无法统一。责任感与生物的本能与欲望存在着矛盾，爱情往往易出于“一见钟情”的爱色本能，婚姻却要考虑责任问题，理想的爱情对象不具备婚姻的基本条件，而具备婚姻条件的又不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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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对象。两者之前还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可贵的生命。生命的存在是凌驾于一切其他需求之上的１４，因此，才演变了种种关于异类婚恋的悲喜剧。所以，在“三言”异类婚故事群中，与异类女子的爱情发生自由而放纵，如《金明池》、《闹樊楼》、《崔衙内》等，甚至到了有欲无爱的地步，这极大地满足了男性那种追求性爱自由的幻想。存在婚姻关系的，如《李公子》、《郑节使》、《白娘子》、《一窟鬼》等文本中，妻子都从经济上给丈夫带来了实惠，可以说婚姻的存在是符合男子对于婚姻责任感的理想要求的：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家庭而作过多努力，就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婚姻对于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男性来说无疑是极为“经济”且梦寐以求的。但爱情与婚姻多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多数在于妻子的异类身份给男子带来的生命之忧，也许妻子们并未对丈夫造成任何实质的肉体伤害（如白娘子、秀秀等），仅仅因为固有的妖鬼害人思想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就足以扼杀夫妻间的感情，而且这种扼杀丝毫不见犹豫，完全不顾夫妻的情份。

在十则异类婚故事文本中，有六则是以小市民为主人公的（《郑节使》、《白娘子》、《闹樊楼》、《崔待诏》、《一窟鬼》、《小夫人》）。这些文本中，男子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而与女子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郑信与红蜘蛛、范二郎与周胜仙、崔待诏与秀秀、吴洪与李乐娘、张胜与小夫人等。男子都从异类女子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帮助，但最终多以分离而告终，一为追求爱情忠贞的秀秀杀死不敢承担责任的丈夫，一为追求功名的郑信离开妻子回到人间，一为帮助范二郎脱离牢狱之灾的周胜仙成仙，其他三则，均是为了保全生命的男子找来法师镇压妻子。这种求财求色的“功利”思想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毫不掩饰，与民间异类婚故事重视异类的“实用价值”有着相同的实质：要么能帮助男性成家立业并生儿育女（“鬼母育儿”型、“螺女”故事等），要么能满足男性的一时欢爱。无论何种情况，一旦异类身份被暴露，对男性生命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她们就不能见容于男性的世界。

２．３复杂的民间信仰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文化与民间俗信历来是杂揉不分的，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以鬼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尤以道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重。刘守华先生在谈到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与道教的关系时指出：“在中国民间叙事体裁中，只要出现鬼神精灵形象，涉足神秘境界，就有道教影响渗透进来，其中既有宗教性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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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故事流入世俗，也有原本出自民间口头的叙事文学后来染上了道教色彩，市民文化与宗教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１５”在“三言”异类婚故事群中同样体现了民间复杂的信仰观。

首先是一种重视现世生命的思想。道教历来视生命最为贵重，道家修行的目的就是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这种贵生的思想渗透了人们的潜意识，所以一旦有了任何生命之忧，其他的任何需求都可以退居次位。民间故事中常有妻子的鬼／妖身份被道士揭穿后，丈夫刚开始不肯相信，一旦在法术的帮助下见到妻子的原形（有时是妻子能将自己的头拿下来放到水中清洗，有时是妻子是一条蛇或狐狸、水獭等），便毫不留情地将妻子交给道士处理。“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同样如此，爱爱、白娘子、小夫人的结局便是情人（妻子）的真实面貌出现后，被男子毫不留情地打杀。

其次是对于异类（妖、鬼）既想亲近但是又心怀恐惧的矛盾心理。“三言”异类婚的大多数人异婚恋，对于异类都抱有敌意，但在身份揭穿之前，却又是十分亲近的，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白娘子》就是这种心理最真切的体现，他们渴望女性带来经济与生理的实用，又惧怕这种实用的背后有着什么阴谋，或者会给自己带来任何伤害。这与中国传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文化相背离，却与中国历来对于鬼神（包括祖先的鬼魂）采取的诱惑与威胁相济，使之为自己服务的手段有着相同的本质。艺术世界中男人的大胆冒险，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人的好奇本能不能得到实现而求诸于艺术世界，从而得到满足的愿望。

最后是对道家法术盲目信仰与怀疑相并行的态度。异类婚中既有能除掉妖邪的（如《崔衙内》）法师，又有不能除怪，狼狈而逃的道长，如《白娘子》、《金明池》中败北的道教法师。而爱爱与周胜仙最后离开自己的爱人，并不是因为法师的力量，而是因为对男子的爱。在这里，对于爱情的信任比对法术的信任更实在。

总之，复杂的民间宗教思想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同样以矛盾的态度反映出来，与民间故事中亦正亦非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３．“三言”异类婚故事中的民间叙事策略

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民间文学中的异类婚故事，都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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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叙事学家希利斯?米勒指出：“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１６”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中的异类婚故事，都是虚构的。“三言”异类婚故事在叙事技巧上与民间文学也有着相通之处，本节即从叙述学的角度，对“三言”异类婚故事的叙事技巧与民间文学的叙事技巧从三个层次进行比较研究：叙事理念与情节模式、叙述节奏与叙述技巧，叙事模式与寓言叙事。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比较，在“三言”与民间文学的异类婚故事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以更深入地探讨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互动规律。

３．１叙事理念与情节模式

“三言”作为中国古代白话通俗短篇小说的起点和高潮，其结构的完整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并固定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与民间异类婚故事的多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风气日盛，加上宋元说话的发展，婚恋题材的话本、戏剧和小说呈现多彩的趋势，明末至清，戏剧、小说中涌现了一大批以异类婚为题材的戏剧和古典小说，如《长生殿》、《牡丹亭》、《聊斋志异》等。从“三言”以后的异类婚故事情节与结局而观，这些异类婚故事的叙述模式比较单一，即或是悲

—喜”对立的两种模式：

剧式的或是喜剧式的，基本形成了“悲——

—女鬼复生，与男子结夫妻

男子与女鬼／女妖两情相悦——

—女性异类因受到打击而与男子分离

——

冯梦龙在编纂《情史》时对“情”作了分类，异类婚恋或涉及异类婚恋的，主要集中在卷九“情幻”类，有“离魂”、“附魂”、“招魂”、“画魂”等细目；卷十“情灵”类，有“再生”、“死后偿愿”、“死后践约”、“死后寻欢”、“再世偿愿”等细目；卷二十“情鬼”类，有“宫闱名鬼”、“才鬼”、“幽婚”诸细目；卷二十一“情妖”类，有“狐精”、“猪精”等条。这些大体上反映了“三言”成书之前，民间和文人中间流传的人与异类之间的婚恋纠葛故事，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笔记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异类婚恋故事总是不得善终，最常见的就是妖或鬼被发现形迹后黯然离去，多数以男子害怕而告终，也有干宝《搜神记》１００

中载吴王夫差的女儿紫玉死后能给情郎韩重带来财富，但人与异类仍旧不能成为夫妻。这反映了此前民间根深蒂固的思想：人与异类不能成为夫妻，虽然异类中也有美好的（如有的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繁衍后代），但终归是“人妖／鬼殊途”。

然而在“三言”中，其模式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一方面仍然呈现出这种“人妖／鬼殊途”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给人妖／鬼的结合带来了转换的契机，使异类婚恋故事的模式趋于多样化。下面以图表将其模式进行解析：

表二：

小说男子身份

女子身份结局郑节使立功神臂功凡人：有奇特

蜘蛛精二人成仙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书生

龙女二人分离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小市民

蛇妖女妖被镇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市民

女鬼女鬼离开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书生

女鬼女鬼离开崔衙内白鹞招妖书生

兔妖妖被收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小市民

女鬼鬼被收服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小市民

女鬼鬼被驱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官人

女鬼鬼杀死丈夫崔待诏生死冤家

小市民女鬼鬼杀死丈夫上表反映的模式可归纳如下：

Ａ迷惑男子的女妖／女鬼与男子交好（形同夫妻）———女子形迹败露，被迫离开、被杀害或被镇压（共四则：崔衙内、小夫人、一窟鬼、白娘子）。

Ｂ妻子因夫而死，化为鬼魂——

—男子对爱情不忠贞———鬼妻复仇杀死丈夫，惩罚帮凶（共两则：杨思温、崔待诏）。

Ｃ相互倾心的未婚男女不能相好，女子死后变鬼———女鬼与男子交好———帮助男子脱厄／得妻，并离开了他（两则：闹樊楼、金明池）。

Ｄ因为某种机缘而成夫妻的男女——

—异类身份为丈夫带来好运或鸿图———异类因外在原因离开或终成仙（两则：郑节使、李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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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类型的结局对于女性而言，多为悲剧，而男子中除了Ｂ型以死亡结局外，都均以无恙而告终，甚至出现Ｄ型的得福结局：因异界的夫／妻而自己得以成仙或仕途荣耀。

根据近代现仍在流传的民间异类婚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分析，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故事的主要情节模式如下１７：

喜剧型（一）人妖／鬼相爱，通过再生或复生等其他方式结为夫妻。

（二）人与妖相恋，得以成仙。

悲剧型（一）与人相爱的女鬼／女妖遭到镇压，或者死亡。

（二）与人相爱的女神／鬼／妖因为某个原因不得不离开，有时妖／鬼会留下或带走孩子。

以上模式的代表性文本有：《白蛇传》（喜剧型，这一类型有结为夫妻或双双成仙等多种版本，也有遭到镇压的版本）；《张打鹌鹑李钓鱼》（喜剧型，人与龙女幸福生活）；《田螺姑娘》（悲剧型，田螺姑娘受到歧视而离开）；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１１２?与精怪的关系”（悲剧型，精怪被杀死或烧死）１８；《十八岁的的儿子十七岁的妈》（悲剧型，相爱的女鬼育子后不得不离开，后投胎重做夫妻）１９。

以“三言”异类婚故事为界，“三言”之前，异类婚故事在民间故事与作家文学中多属于“人妖／鬼殊途”的悲剧，至“三言”中的异类婚故事四种模式中的Ｄ型尚不明显，而到近现代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恋故事已发展出四种模式。“三言”正处于异类婚恋故事模式多样化的转折时期，体现了通俗小说与民间故事模式互渗的一种状态。

３．２叙事节奏与叙事程式

从以上所分析的情节模式的特征看来，“异类婚故事”在民间故事与作家文学中都有一定的叙述程式，即叙述学所称的叙述模式，对叙事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在看似相同的外壳下，有着更深层的叙事节奏，正如音乐的旋律往往有种一唱三叹的反复回环之美，这种叙事节奏主要体现在“三言”与民间文学中的异类婚故事都重视对于情节的重复，而且重复次数往往是“三”。这种对于“三次”的喜

—富有节奏，愈唱愈高，在重复中无形中加强对于爱，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音乐美——

故事的感觉，最后达到高潮。丹麦民俗学家阿克塞尔?奥尔里克认为民间叙事作品的１０２

叙事规律被叙事结构的一般规律所左右，他在《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一文中说道：“我们发现，民间叙事文学形式上的规律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起始律与结束律、重复律、数字‘３’的规律，一个场面中有两个人物的规律、对照律、成双律、最后位置的重要性、单线索规律、戏剧场面的运用、情节的统一性和主人公的集中性……”２０。而米勒也在《新叙事学》中指出：“传统上认为叙事线条的组合，依据的是有关开头、中部和结尾的一体化概念，以及内在的根据、情理或者真理。２１”“三言”异类婚故事的这种叙事规律与民间文学叙事规律的单线索、重复性相一致。

运用“三次”受难、“三次”追随是“三言”异类婚故事推进故事发展，形成叙事节奏和高潮的常用手法，如《金明池》、《小夫人》、《崔待诏》、《一窟鬼》、《崔衙内》、《白娘子》等均有此叙述节奏。下面以《白娘子》一文为例进行分析。

冯梦龙对“白蛇传”的主要功劳在于他将“蛇女”故事在民间文学中的凶恶形象转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初次写定了《白蛇传》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增加了许多前代蛇女故事所没有的情节。冯文以白娘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以白娘子的行动为主线，三次追随被发配的许宣，与许宣团聚，这样的情节叙写方式与民间故事中常用的三叠式的手法不谋而合。但这种三叠式手法除了在形式上与《西湖三塔记》中蛇妖多次要吃奚宣赞的“三次”追随有相似之处，与前代的白蛇故事有很大的差异，白娘子几次追随许宣不是为了要吃他，而是要与他过正常的夫妻家庭生活。“三”这个数字在民间故事中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以“三”来隐指次数之多，而“三次”则突出了白娘子要与许宣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决心。“三叠式”是民间文学中常用的叙事手法，如“问活佛求好运”型故事中总是以三个问题为限，在“孔雀公主”型故事中，寻找妻子的丈夫总是要遇到三道难关，异类婚故事中常常出现女妖／鬼在追随男子回到家乡的途中要与自己的父亲或者道士斗三次法，还有许多其他故事类型中总是出现“三”这样的叙述程式。冯梦龙改编创作通俗小说运用了此手法，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同样运用这种手法的，还有《小夫人》中小夫人多次送财物给张胜，又尾随张胜并与之同住；《崔待诏》中秀秀与崔宁的三次逃走，两次被抓；《崔衙内》三次被兔子精跟随最终得于同居等。这种程式能够较容易地在读者的阅读中制造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悬念，一如音乐中不断回旋的音律，一波高于一波，让读者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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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始终处于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状态，从而达到了一种抑扬回旋的效果，加强了故事情节的节奏感，进而产生美感。

３．３叙事技巧与寓言结构

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指“民众口头创作的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等。２２”与民间故事相比，精英小说主要追求认识教育功能，通俗小说主要追求娱乐消遣功能，而传统的民间故事更有其特殊的实用功能２３。因此又可以说，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是寓言，虽然民间寓言被定义为“由社会民众集体创作并流传的带有明显教训寓意、富有哲理、短小精悍的口头故事，是社会民众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２４”民间故事传授知识、经验和教训，而“三言”中的异类婚故事从其叙事结构来看，其以训诫、教化为目的的叙事结构，与民间寓言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

—“三言”是冯梦龙模拟话本进行的改编与创作，有着固定的模式：篇首诗／词———正文——

—篇尾的收束。篇首诗／词又称“言语”，诗词有的引用古人，入话与头回——

有的自撰，一般由一个话题引出同类作品形成“诗串”，再婉转引出故事中的人物，或者引出某种体验，或者径直引出故事主旨。王昕分析篇首诗的使用情况时指出，其使用情况之一就是对叙事有直接帮助，“或概述大意、寓示主题、烘托气氛；或引出地点或人物，表明说书人的劝戒和评判”２５。入话与头回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并不多，只有《金明池》与《李公子》两篇，由于“头回”具有故事性，又很短小，其故事性的劝诫主题与“正文”一般是一致的，如《金明池》中关于崔护的故事、《李公子》中除害得报的故事等。但“三言”的“篇尾”却无一例外全部采用的是“以诗为证”。胡士莹先生认为“本事结局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本事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话本的煞尾却是附加的，往往缀以诗词或题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直接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大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主要是对人物形象及现实斗争作出评定，含有明确的目的性。２６”试看几则文本的诗评，可以发现，道德说教意味十分浓厚。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篇尾诗评：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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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表达了作者创作的主旨：劝世人不要性急火大，更不要无事生非，多管闲事瞎饶舌，而真正的夫妻感情生死都是无法相隔的，不要以为死去即是结束。又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更是以佛家的偈语表示作者的创作主旨：

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

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这种对于女色的贬低与劝戒，是明显的道德说教。“三言”每一则异类婚故事都具有这种奉劝世人小心女色之类的寓意，与寓言的结构相似。

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支奇葩，篇幅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符合中国理性的要求——

—微言大义，且符合中国儒家文化对于文学的要—“文以载道”，文字构成的一切，都必须是有道德意义的。中国寓言的源头在求——

先秦，之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先秦时的寓言属“哲理类”，如《韩非子》、《庄子》等百家散文中的寓言；唐宋时的寓言为“讽刺类”，如《艾子杂说》；元明清寓言大体属“诙谐类”。寓言以极强的生命力渗透到各种文学体裁中，如诗歌（以俄国寓言为代表）、故事（故事寓言）、小说（如清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种渗透的基础在于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结构的简约性。寓言以多样的表现手法如隐喻、象征、影射等充实简约的结构，据吴秋林分析，单一的“伊索式”寓言，指在故事结束后，接着就是一段教训话语点明题意的寓言。而我国先秦寓言的三种形式如以《守株待兔》这样的典型的寓言主人公结局型为先秦Ａ式，《狗猛酒酸》解释结局型的先秦Ｂ式，《买椟还珠》的评语（议论）结局型的先秦Ｃ式。这三式中Ｃ式与“伊索式”是相近的，而冯梦龙“三言”中便是先讲述一段故事，然后在结尾以一段议论或一首诗、偈语进行道德的训诫结束，是中国式的“伊索式”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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