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在哈佛——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许吉如同学哈佛大学交流记

明理在哈佛——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许吉如同学哈佛大学交流记

许吉如

编者按：许吉如同学是我院2010级本科国际班学生，今年春季学期到哈佛大学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开展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本文是她完成哈佛春季学期学习后所写的交流总

结，其中提出了两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很多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研究思考。我们将陆续选择本院学生出国交流所写的总结报告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院交换的这个学期以来，我无数次地被人问起交换感想，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哈佛和清华有什么不同？而我的回答却总是以两者之间的相似开始，哈佛校园中的点点滴滴一方面带给我新鲜与冲击力，另一方面却又让我感到似曾相识，因为我所来自的这所大学，特别是我所在的清华法学院，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与宽广的眼界培养着自己的本科生，是它为我适应交换生活，乃至在新的校园找到归属感打下了基础。

学业篇

压力大、知识广——

我这学期一共选了三门课。我希望在有限的交换时间里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类型的课，比如参与度高、压力大的seminar, 致力于通识教育的本科生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亦或是一些与法律不太相关但拓展视野、也符合我个人兴趣的课程，如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social anthropology。最后定下的这三门课比较均衡。按课程内容来分，是两门政治系的专业课（其中一门也符合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认证），一门人类学的专业课；按授课形式来分，则是两门lecture，一门seminar，seminar本来是开给博士生的，讲政治哲学，但我试听后觉得很有趣，跟教授沟通之后就也选了这门课; 按考核方式来分，三门课都有论文，但两门大课也配合随堂考试。课程名称分别是：

Origins of Modern War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general education)

Political Concepts: Field Semina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open for Ph.D candidates)

Women and the Bod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在这三门课的课堂上，我得以系统地学习那些曾经一知半解甚至闻所未闻的知识、理论，学会

以更加严肃的视角去看待战争与国际关系，各种被误读滥用的政治学概念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性别）

中的现象、问题，并且在课后做作业、阅读过程中慢慢发掘自己的自学能力。比如在political concepts这门课上，我会困惑于liberal,freedom,independence,autonomy这些在中文里统一为“自由自治”的概念之间的异同，从而去了解不同层次、不同语境里的“自由”；在women and the body这么课上，我惊讶于长久以来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态度、生活方式，无一不是媒体潜移默化操纵的结果。

在学习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阅读量之大，相信也是大多数文科同学出国交换的第一感受。换言之，哈佛的教授很棒，学习氛围浓厚，但我也从不认为清华是一个缺少学习氛围的地方，只是可能在清华，压力通常体现在考试周或论文的截止日期，而在这里的压力却在每一堂课上。就拿那

门开给博士生的political concept来说，第一周的阅读就包括罗尔斯《正义论》的篇幅，而事实

上，这本著作在清华的法理、法学绪论、宪法课上都不止一次地被提起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在法学院，我们就已经能接触到世界一流的教育，不管是专业的法学教育，还是宽泛的博雅教育，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本书、这份教育牢牢地抓在手中，还是只是在课堂上听过、瞥过，然后不了了之。作为后者的我，心里很惭愧，也就更珍惜学校和学院为我提供这次机会，去感受“教育”本身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神圣，也感受反复阅读、反复思考的纯粹。

通识教育——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机会在美国本科生院学习，亲身体验到了所谓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是如何实现的，其课程难度及要求应该达到什么程度，简而言之，就是通识课不应把自己定位为通识，而应保持与专业课同样水平的难度系数，才能真正实现通识的目的。梦百里者成五十，以专业为目标，尚有可能通识；以通识为己任，或许最后一整个学期的成效只能等同于一次文化素质讲座，是对师生双方时间的浪费与辜负。

我在哈佛所选修的“现代战争起源”是最负盛名的通识教育课，同时也算作政治系学生的专业课，授课人是肯尼迪学院的Stephen Walt教授，其火爆程度堪比清华阎学通老师开设的国际关系导

论。这门课每星期都有少则一百页多则三百页的阅读，考核方式为期中、期末两次考试和一篇期末论文，在考试前夕大家会自发组成学习小组，梳理阅读材料，互相提问理论、概念，一起讨论大题思路。

这样的学习过程让我想起了法学院赵晓力老师所开设的课程，虽然我并没有选修过，但听闻师兄师姐介绍，也是这样的难度、强度与高度。并且赵老师对选课同学一视同仁，不因法学院和外系而有所不同，我想这样的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素质课”，才能真正达到通识与博雅的目标，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非法学专业学生通过阅读、写作、讨论的训练，扎扎实实地理解一些思想，而对本院学生而言，如此训练的裨益更无须赘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学院不仅是在以和世界顶尖学府接轨的方式培养本院学生，更在全校的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开设出了为数不多的称职的通选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几天，听师弟师妹介绍目前法学院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求严格，课后工作量大，

时间投入多的课程，例如何海波老师为2字班开设的行政法，刘晗老师和屠凯老师上学期开设的比

较宪法与行政法，包括我自己选修过的冯象老师开设的“法律与宗教”等等。赵晓力老师曾说过，已故的何美欢老师以一己之力，在清华法学院内又办了一个“法学院”；而我在交换过程中，每每想到

法学院开设的这些课程，便觉得法学院老师们也是用自己的力量与坚持，在目前学分要求过多、通识教育过水的中国本科校园内部，又办了一个真正的本科生院。

作为10级法学院国际班成员，我很羡慕新出台的国际班培养方案，它降低了对法学专业课的要

求，大大提高了学生选修其他文科院系课程的比重，特别是要求同学选修相当数量的跨系选修课。从清华通识教育现状判断，只有跨系选修课，也就是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课，才能达到通识课的标准；换言之，清华的专业课完全并且应当被认证为文化素质课；而以全校通选为目的的文化素质课，其效果只等于一场讲座，零散地开在了每周。所谓“少不读法”，其揭示的道理，便是法学学习需要极为丰富、耗时较长的相关文科学习经历，才能事半功倍，而我想，按照新的培养方案所培养的法2以及之后的师弟师妹，必定拥有更为全面、扎实的文科基础，从而带来更为广博的视野与更大的野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学院已经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面走在了国际化的前沿。

学业为本，方为大学——

站在哈佛看清华和清华法学院，我恍然大悟：We need a certain distance, the longer the

better, to testify what is true and what is right in our home institution, especially about which we used to complain. 我想起之前每一次听老师说要提高阅卷标准，要降低给分，要布置每周的小作业，要采取任何加大课程难度和强度的措施时，我和周围同学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惧甚至抱怨，但经过交换的这一学期，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为什么清华法学院可以在QS排名上跻身世界50强，乃至今后有更耀眼的成绩，因为只有对学术、学业严苛的要求，对学生不留情面的push, 加上学生由此而形成的自我约束、管理和追求，才能诠释“学院”“大学”的意义。

校园氛围篇

百花齐放的学生活动——

交换期间我很快就适应了哈佛的校园氛围，每天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得不说，清华的校园环境、硬件条件都十分优越，在这样的园子里学习近三年后，哈佛的美景、图书馆及各类硬件设施对我而言美则美矣，却至多和母校不相上下（可能唯一更贴心的就是每个桌子上都配备台灯和插座，一人一张桌子，无需占座）。更感熟悉的则是校园软实力——风气、氛围。这边学生告诉我哈佛是activity-based university, 大家平常的时间都被大量课外活动、社团所占据，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期中、期末的恶补。我突然觉得，这跟清华倒是有一点像，两所大学，无论是世界或区域一流，本都以“学”而闻名，但却不约而同地将“学”的时间分出相当一部分给活动，与此同时，学分绩的压力丝毫不减。只是这里的各种学生组织百花齐放，不存在“团委”“学生会”等官方学生组织，而是更像我们法学院内部的学生社团组织，大家志同道合、自主自治、自由竞争，把行政负担降到最低，突出社团、活动本身的内容与精神。

这种对多元化的倡导，对学生自主发展的尊重与支持，让我不禁想起咱们的法学院。三年来，法学院的氛围让我感到，在学业上我们选择了法学为专业，在个人发展与人生志向上，没有人可以为我们限定专业，甚至我们拥有了比曾经更多的选择，因为看得更远、更广。我自己就极大受益于这样的氛围。大一大二时期，由于外语的特长，我将很多时间与精力放在演讲、辩论等比赛上，曾

经也有认为自己不务正业的担忧，但学院老师都对我参与这类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为我提供相关机会，担任论坛的口译员、志愿者，或从事公益活动。学院老师的这种指引也逐渐让我坚信，既要学好法律本业，更要在尽可能多的活动中去传播法律人的信仰，让法学走出法学院。

而就在交换期间，我收到邮件通知，院团委成立了社团组，管理并配合各学生社团组织运作。我不禁想到去交换之前，我与几个同学一起成立的模拟法庭协会。在筹办过程中，廖老师等其他老师都给予了我们最大的自由裁量权，反复强调这应当成为我们自己的协会，办活动要注重形式和同学收获，少受行政形式的束缚。在哈佛看到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看到我的室友——来自瑞士的交换生与哈佛以法语为母语的本科生共同创办法语协会，或是她受邀担任红酒协会的顾问，我便想到

模拟法庭协会在LL.M同学中获得的支持与帮助；加入“哈佛.中国论坛”工作团队，展开为期两天、

覆盖面辐射全美的中国主题论坛，我也能想到当初准备模拟法庭成立仪式的点点滴滴。尽管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但那份学生自主结社、办活动、增长才干的架势却如此熟悉。当团委与学生会不再成为学生活动的保护伞，而是以社团、协会为单位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想法变为现实，克服重重困难，体会一份从无到有的创业精神与做大做强的领袖潜质。也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的社团景象，以及成立社团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便利与包容，让我感受到法学院对学生爱得很大气，很舍得。

正如哈佛、耶鲁等一流法学院的目标，从来就不在于把学生全部培养成为法官或律师，而只在于一个简单的词——excellence, 我们的法学院也是一样。在面对未来选择时，我时常想起冯象老

师曾笑着对我说，咱们的法学院不需要也并不希望你们一个个都去当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固然要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法律共同体，但学院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学生活跃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每个领域都有咱们的声音。我想，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实现了法治中国，因为这份理想不是单单依靠法律共同体这个封闭甚至略显精英的圈子本身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每一个法学院学子在其自身岗位上去贯彻一份源于却高于共同体的法治共识，方能使法治精神渗透在这个国家。未来的几十年间，我们身处不同地方，却面朝一个方向，异地、同向努力。

师生篇

似曾相识的哈佛老师——

哈佛的老师们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们就像清华的老师一样博学、和蔼、宽容，换言之，如果哈佛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国际化“的尺度，那么清华特别是法学院的老师，已经足够国际化，无论是授课水平还是课后与同学的交流。

交换的这段时间里我时常用亲身经历验证着老师们在清华对我的教导，比如贾兵兵老师在大二的国际法课上就曾经花一节课的时间告诉我们国际法院里中国人极少，与我们五常之一的国家地位极不匹配；冯象老师在一封又一封邮件里让我意识到，从小到大我们被“资产阶级奴性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洗脑，因此本科阶段需要完成“反洗脑”；廖莹老师对我们创办模拟法庭协会的支持，给予那时的我们极大的自主权，并告诉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推广、延续协会，实现法学院百花齐放、学生充分自主的活动模式；申卫星老师一再告诫我们多读经典，而我在政治哲学课上每周的作业都基于穆勒、罗尔斯、德沃金、康德以及一些现代政治学家的著作；比如王振民老师鼓励我们要谋事业而不是谋饭碗，我从今年的许多哈佛毕业生上就看到了类似的选择。当自己亲身见识、体会甚至实践着老师们的教诲，我很想念明理楼，更骄傲来自这样一所法学院。

锋芒毕露的哈佛学生——

很难笼统地去形容哈佛的本科生群体，多元化的国籍、文化、家庭背景让校园更加宽容，但这

宽容中却有着一丝共性——永不停歇的前进步伐，试图超越极限的追求完美，并且处事老练、得体。举一个例子，哈佛的外语教学就是追求完美的典型。只学了一个学期中文的大一学生，发音之纯正，对话之流利，用词之精准，让我惊叹，甚至比许多中国人说中文都更加清晰、到位。后来我听一个

选修法语的朋友说，他那门课上的同学们每天会花4个小时复习法语。看着这些同龄人如此认真地

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中文，我在敬佩之余甚至有一丝害怕，因为校方对待课程（哪怕只是一门语言课）的投入，和学生的学习态度令我相信，带着这样的认真与意志力，他们将无往不胜，而他们才是清华人今后真正的竞争对手。而最优秀的哈佛精神践行者，通常都是几位大四的“罗德学

者”——每年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将有32名毕业生获此殊荣，赴牛津大学深造，哈佛每年都会赢得几

个席位。我个人觉得“罗德学者”类似于清华的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获奖者会成为全校的明星人物，并激励下几届的师弟师妹，在校园内传递正能量。而在哈佛本科生的大群体之下，中国本科生（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以及部分幼年移民美加者）又构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商业意

识较强，选择了暑期咨询公司、投行、私募基金实习，毕业直接进入相关领域工作的typical Asian-Harvard path，另一部分则有自己情有独钟的专业或爱好，为之奋斗，甘之如饴，两部分人共同的特点是目标明确，头脑清醒，意志坚定。

相比于清华的同学，哈佛的同龄人普遍比我们成熟了五至十岁，这种成熟体现在他们从不让个人情绪波动影响自己对目标的追逐，从不让“生活”影响“正事”，自我意识较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

持理性、优雅，努力得看似漫不经心。他们中的少数即便实力不济，却足够presentable, 可以把60分的实力包装成90分展现出来。然而我更加认同和怀念的是清华人的气质——真诚、正气、质朴、无私，因为有集体观念所以懂得去关爱室友、同学，因为被保护在一个纯净的校园环境中所以更懂得珍惜人性中的温暖与童真。成熟，或者说是people-smart, street-smart, 经过阅历的增

加总会有的，那是岁月带给每一个成年人的世故；与之相比，青年时代被打磨出的美好品质才永不过时，也只有品质才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竞争力。我欣赏那些锦衣华服，活跃在商业战场上的哈佛人，皮鞋、高跟鞋哒哒踩出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易；但我想念和我一起穿球鞋上体育课的清华人，和那句“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健康的不仅是身体，更是心灵、性格与价值观。

国际化不足——

但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不足，那可能主要在于胸怀、视野方面。用一个词形容这里大多数同学，那就是“大气”，心很大，不局限在一份工作一辆车一个房子一个自己的小世界，而是能跨越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整个世界的轴心去找自己的位置。

我有两个室友，一个是瑞士人，也是学法律的，她像很多欧洲人一样生来就掌握英法德意大利语四门外语，现在也在哈佛交换，在学阿拉伯语，因为她对中东、欧洲关系很感兴趣；另一个室友在肯尼迪政治学院读硕士，对南亚充满兴趣，刚刚申请到暑假去巴基斯坦一个智库的实习，她说要利用自己经济学的本科背景和现在肯尼迪的教育，以后致力于研究，各种经济援助计划究竟有没有解决亚洲的贫困、落后问题。我想她们的理想其实也都很直白、很简单，启发我的，是她们对于自己城市、祖国之外的地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很好奇这样的视野是如何形成的。坦白说，我在清华的朋友中，挺少听到这样的个人规划的。我会听到很多工作单位，很多职业，很多生活构想，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包括我自己，都还是会被自己本身目标的狭隘所限制。如果说下基层的师兄师姐是站在整个中国的轴心找自己的位置，去最需要自己的地方，那他们的人生选择在我看来，够广播，够

大气，可是大多数的我们却站在北上广或者港澳台的轴心寻求定位，换言之，求职而非求事业，求生活而非求理想。

“国际化”在今天更多的是“欧美化”甚至“美国化”，霸道甚至无理，但是看着欧美和我们同龄的学生有这样的胸襟、勇气和自信，我想，是欧美的文化霸权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们或霸道或自以为是或热心地认为，全世界的事情都是自己未来要处理的事情；反之，这样的年轻人也巩固着这些国家的文化霸权。相比而言，亚洲的学生更平和，也更自我设限。我承认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迅猛，蒸蒸日上，新的领导层也极力推进政治改革、法治中国，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我们并未真正威胁到欧美。“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外交官极力向西方否认的，而我想最起码在今天，我们不必否认，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够成为威胁。大概只有“文化霸权”“理想霸权”逐渐被平等所取代，当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敢于拥有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心，那才有威胁一说。

所谓的国际化，指的显然不是背着哪个国家的包、说着哪个国家的语言甚至在哪国接受教育，在我个人的理解里，“国际化”衡量的不是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而是一个人的视野与理想，和一个人的心。但是如果不首先站在一片不同的土地上，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风景，又怎么能凭空坐在寝室里就形成所谓的“国际化视野”呢？所以我想，这次交换对我的意义固然在于学习、知识本身，但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尝试着打破局限，并尽可能把我这种感受带回来，与大家分享。

专业化过剩——

与国际化视野欠缺相类似的一个问题，则在于我们的专业化意识过强，特别是本科阶段，在对自己、对社会都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就将自己限定在某一个学科或领域内。哈佛的本科生通常在大二才决定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其住宿制度不以院系为单位，大一新生统一居住于主校区，

从大二开始，则仿英国大学制度，分为12个house, 将各学科同学打散分配，院系只是教学单位，学生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皆隶属于各个house, 甚至最后的毕业证书授衔仪式也以各个house为单位进行。可以说，house制度确保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同处一室，即便不进行学术交流，日常生活

中的点滴也使得大家对彼此所从事的学科不再陌生，甚至培养兴趣，拓宽眼界。而各学科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都相当成熟，从而给了学生更多双学位的选择。反观清华，学生大一一进校就分专业，各院系不仅是行政单位，也是分宿舍、开展学生活动等各项事务的单位，这在一方面造成大家对院系的感情深厚，认同感较强，利于构建本专业共同体，利于学科发展；但另一方面，院系内部的凝聚力有可能带来院系之间的疏离，对本学科越忠诚就越有可能对其他学科失去好奇与敬畏，唯吾独尊，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向外看的敏感与向外走的勇气。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法学院能给你的东西再好，也只是法学院所能提供范围内的最好”，同理适用于每一个学院。

哈佛的住宿制度或许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贯彻通识教育的一个途径，由此我则想到了清华的优秀本科生培养计划，例如“星火计划”“思源计划”，以及校团委、校会两个组织，它们的作用和意义其实类似于哈佛的住宿制度，都是打破院系、专业的分野，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搭建平台，弥

补因为客观条件导致的交流不足等遗憾。我本人作为思源10期学院与校会成员，就极大得益于此，是这两个集体让我学会欣赏法学之外的学科的严肃性与魅力，收获友情与榜样，更融入了清华而不仅仅是清华法学院。同理，于2016年正式招生的苏世民项目亦将发挥类似的作用，通过加强本科生与苏世民学者之间的纽带，为清华人带来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智慧。

建议篇

每当观察到哈佛校园内的某项制度、某种现象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拿清华作对比，问自己，清华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清华需不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改进？每次冲击都带来反思，反思过后零零散散便有了如下的这些建议，视角局限，内容幼稚，因为巍巍母校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我所看不到的艰辛，更何况，无数次在哈佛的似曾相识感都让我充满信心，母校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学府的征程上不遗余力，勇往直前。因此，我在这里冒昧地提出这些建议，都是自己交换中最强烈、直观的感受，也是在异乡对母校最由衷的想念。

1. 以专业课的标准开设通选课，“通识”的意义在于知识范围之广，而不在于课程难度之水；

2. 加大外语（不仅限于英语）教学的投入，包括增设二外种类，严格把关，最起码达到普通高中英语教学的时间投入；

3. 继续加强“思源计划”“星火计划”等本科生培养项目的建设，促进不同专业背景同学之间的交流，培养宽阔视野，弥补院系之分及宿舍分配的一些弊端；

4. 鼓励交换归来的清华学生担任外国交换生的校园大使、接待学生，但凡参加过校级、院级

交换计划以及暑期海外研修项目的同学，本身都是学校国际化建设的受益者，更应当积极回馈母校，而同时其自身的交换经历将使他们更加了解交换生在清华的所需、所想、所感。我自己经过这一学期的交换后，就非常希望并乐意担任校园大使，帮助交换生融入清华；

5. 加强本科生与苏世民学者项目硕士生的交流，采取与接待交换生类似的“校园大使”模式，帮

助本科生敞开心胸，以优秀的苏世民学者激励其提升国际视野，同时由本科生作为桥梁，让该项目学者称为清华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念一所位于清华校园的美国研究生院；

6. 对学校官方活动与学生组织活动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例如本科生文化素质讲座与校学生会

时代论坛所办讲座之间的合作，将时代论坛所办的高质量讲座认证为文化素质讲座，实现在尊重同学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提高文化素质的目的；

此时此刻，能够加入法学院的新疆司法实践支队，和一个学期没见的同学们朝夕相处，我感到很幸福。因为上学期期末，在许多个写论文和复习的深夜，我都会在学习间隙打开网上一版配合着

清华校园景色的老校歌视频，打开《我要回家》的mv, 打开法学院学生节的毕业大戏，在每一份

和清华有关的记忆里体会着“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这句话。吾校庄严，巍然中央，巍然在哈佛校园的上空，巍然在我的心里，我想，也巍然在每一个海外游子清华人的异乡梦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