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身体的碰撞——谈福柯《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一位奇才，奇就奇在他总是超越人们的常规认识，道出些叫人大感困惑但又颇受启发的玩意儿。他不是那种思想上的"二传手"，他总是充当大臂力扣球的角色。他算不上那种前后左右霞光万道、祥云朵朵、紫气东来的精神领袖人物，他也不愿和大家在同一条研究道路上挤得人仰马翻，他喜欢独自另辟蹊径，研究一些从未被人系统探索过的东西。福柯被称为巴黎结构主义巨头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自己却宣称从未有意使用过结构主义方法，对这一称号不以为然。瑞士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曾指责福柯，说他以自己的直觉和自傲，试图以思辨的即兴之作取代一切科学的方法，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福柯在后来对此作出解释时说，他使用的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是探索观念史的主题和界限、测量历史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观念变化。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是一本还不太为国人所了解的著作，这本著作目前在法国已成为行政管理学的必读书，在美国则被视为越轨行为社会学的杰作。福柯这本书的用词怪异，语义模糊，有时甚至到了诘屈聱牙的程度，让我们这些读惯方块字的中国学生费力耗神，颇感头痛。这里仅就《监禁与惩罚》一书谈谈知识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互动作用。

一、惩罚的密码和规则

惩罚是一门惨酷的艺术，里面凝聚着很多人类在折磨自身上的"创造性想象"。早在公元前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282条法规的详细阐述，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诸如沉河、焚烧、溺死、断肢、砍头这样一些骇人的字眼。表面看起来，这些只是人类为造成肉体的痛苦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个别制裁手段，如说谎者割舌，偷盗者断手，逃跑者裂肢，反叛者枭首等，但实际上，这些手段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法律密码，后者把犯罪的性质与体罚的部位以及痛苦的长短、程度联系起来，那些表面看来都是偶然性手段的东西，实际上是经过精密考虑和计算的。然而，在十八世纪以前，人类的体罚手段和认识手段一样，在知识结构上都没有完成理论上的抽象。

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权力阶层才学会了惩罚的经济学，对刑法进行了新的道德和政治论证，废除了旧的习俗和命令，创立了新的法律和量刑理论。在一七六九至一七九一的二十几年中，俄国、普鲁士、宾西法尼、奥地利和法国相继颁布了新刑法，从而开辟了历史上刑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一种双重的变革:一是废除公开示众的污辱性场面，如钉耻辱柱，身

着犯人的多色衣服和五花大绑游街；二是废除体罚和折磨。对这一变革的实现，过去西方一般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叶，我们在西方法律学家、法哲学家和政府要员的著作中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呼唤:"废除非人性的惩罚，对轻罪的刑罚要有所节制，只对杀人犯处以极刑"。福柯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在这一变革中的作用，但他认为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这一变革还有它更深层的认知结构上的动因。

福柯认为，刑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把"时间"作为统一的量刑标度，过去是用各式各样的拷打折磨来体现处罚的轻重，而现在只需用监禁的时间长短来度量就可以了，轻者一月或半载的囹圄岁月，重者十年、二十年以至终生的铁窗生涯。在极刑方面也有类似的变迁过程，过去人们有上百种的处死技术，用剑刺死那还是对骑士和贵族的"照顾"，处死百姓庶民有剜眼、碎割，甚至还要鞭尸、焚烧。但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欧洲采用统一的极刑工具--断头台，法国著名的一七九一年刑法第三条规定，不管犯罪者的身份和地位，一律以断头台执行死刑。在福柯看来，在惩罚手段上对监禁时间这一统一标度的发现，意义不亚于牛顿发现了统一苹果落地运动和行星运转的万有引力定律或亚当·斯密发现了价值和货币学说，它们都是人类理性在走出纷杂现象，寻求"普遍规律"进程中创造的伟绩。

我们都熟悉证人出庭时起誓的一幕:他将右手举起说，"我讲真话，全都是真话，我只讲真话"。这种形式至今仍在延用。从神权审判到宗教法庭审判和现代法庭审判，有一个共同的三部曲程序，就是断清罪行的程度，断清责任者和断清依据的法律。但在这种不变中隐藏着一种巨变，就是从"审判肉体"转变为"审判灵魂"，并由此创造出一整套控制、改造、监视、强制、惩罚的现代系统。福柯的主旨就是要通过研究惩罚手段的变化来揭示权力关系的变迁史。

我国古代在惩罚技术的发明上可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秦朝时死刑的方式就有:戮、弃市(弃杀于市)、腰斩、车裂、颠(凿顶)，抽肋、囊扑(以囊盛受刑人，扑而杀之)、枭首、夷族。此外还有徒刑、笞刑、徒边、禁锢等。这些刑法后来日臻完善，发展成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五刑:墨(即黥)、劓、刖、宫和大辟，就是脸上刺字、割鼻、断足、去势和斩。直到辛亥革命前，清帝光绪新政变法，懂得了"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于是"参酌各国法律"，制定了《大清现行法律》和《大清新刑律》，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至于以监禁时间的长短作为惩罚轻重的统一标度和以枪毙作为死刑统一执行手段，那还是从西方引进的新技术。正如在中国天人合一的知识结构中，可以产生李时珍《本草纲

目》那样包罗万象的植物分类学，但却不可能出现以抽象分析手段为基础的分子理论，在中国的刑律学说中，如果不是引进了寻求普遍规律和理论抽象的观念，我们至今也不会想到以监禁时间的长短把数百种惩罚手段统一起来。

福柯不是象其他历史学家那样简单地从人道化方面解释惩罚方式的变迁，而是从知识结构的更深层次来探索，这样就开辟了一条历史诠释的新途径。福柯使用这种方法，操笔撰书象杂技演员耍杂技，在那些已被熟知的历史领域一玩就是一个新花样，似乎早已耕翻过多少遍的知识土壤在他手下都成了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任他红花绿叶的装扮。他的结论往往叫人瞠目结舌，却又发人深思，予人启示。

二、对"现代化"的探讨

在西方的语言里，"现代"是和古典时代相对应的，"现代化"并不是指未来的事情，而是指从古典时代向当代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组织形式、权力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艺术观念等各个层次。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西方是一个热门。人们在走过那段跨越世纪的路程后，回首往事，才发现每一步都那样坎坷悲壮。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是如何构成的？它与知识的结构有什么关系？在福柯的笔下，现代监狱的模样并非在几根铁栅上加一把大锁，也不是关押基督山伯爵的那种孤岛地牢，而是一个按照严密组合方法建立起来的圆形空间系统。这个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对惩罚轻重的等级处理和禁锢空间的分配都是依据科学的理性原则，犯人在那儿受到隔离、禁闭和行为约束，他们的行动按照统一的时间表进行，监狱有一整套控制、监视、管教、改造和惩罚的组织管理手段，由此建立起现代的纪律和训练观念……这就是福柯发现的现代微型权力结构，并以此作为掀动整个社会的杠杆支点。在他看来，最早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模型就是美国在十八世纪末建立的费城沃尔纳特(Walnut)监狱，今天的医院、军营、学校、工厂和行政机构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各个机构那一道道高墙就是囚室的四壁，宽阔的街道只不过是监狱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福柯带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分析是惊世骇俗的。他自信从监狱的诞生过程中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共生结构，认为人类在知识结构中追求统一规律

的过程与在权力结构中追求行为规范化的过程是同步的，二者之间具有陈陈相因的关系，整个现代社会的组织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共生结构的基础上。

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皮佐诺(A.Pizzorno)认为，福柯对"现代化"的探讨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有同工异曲之妙。韦伯在考察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新教精神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活行为方式，他称之为主体的"自律行为"，后者使生活本身实现最大限度的理性化，成为一种寻求拯救的简单工具和手段，这与西方中世纪追求超俗生活的天主教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而与资本主义的规范化现代管理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其主题都是使个人行为的多样化服从组织管理的单一理性化过程。

然而，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从"多样"至"单一"的行为约束过程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从"唯一"走向"多样"的观念解放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班杰明在《人、语言和文化》一书中通过艺术品观念的变迁阐释了现代化的观念。在班杰明看来，古典艺术品的价和它的"唯一性"是分不开的。原始图腾、宗教偶像和深藏在博物馆的雕塑，这些艺术品的身上都有一个神圣的"光环"，普通人是没有眼福饱览的，这种"唯一性"越是达到万众顶礼膜拜的程度，那些带有"光环"的艺术品就愈显示出其"仅此一件"的价值。然而，现代的再生产技术打破了这种"神圣光环"，使艺术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艺术品的表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其文化价值，如小说、油画、艺术照片、唱片、磁带这些现代艺术品，其价值不再是以唯一性和原本性来衡量，而是以发行量和大众性来测定。这种变迁我们姑且戏称为一与多的辩证法，它反映了民众深层心态的变化，而这变化又是与现代化再生产技术的出现分不开的。艺术上的达达主义如果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往往被斥为艺术上的荒诞行为，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以上所说的艺术品的价值观念变迁中来分析，就会发现，达达主义者之所以喜爱把一些地铁票、破报纸、烂布头和铁钉等杂乱物品粘贴在油画和雕塑上，那本意是要以现代文明的再生产物品来亵渎和摧毁传统艺术品的神圣光环，他们要创作的不仅仅是几件艺术品，而是一种新的现代的艺术观念。

福柯很有点达达主义者的反叛精神，他的批判和参与意识使他动辄就想变革传统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刘备三顾茅芦，就使诸葛亮受宠若惊，从此为报"感遇之恩"，终身风尘仆仆于蜀汉之域，精忠辅助先帝遗孤，不敢有半点非份的奢望。福柯则不同，他既有西天取真经的求知精神，又一脑子回花果山水帘洞做大王的自主意识。一九八

四年福柯在一次与记者的对话中谈到知识分子的角色时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工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这就是被美国学术界誉为七十年代法国"最有力"思想家的福柯。

三、站在世纪转折门坎上的人

法国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代人当年在世界智坛上纵横驰骋，各人的喜笑怒骂，都自领一段风骚，很使人想起伏尔泰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与那些有过"显赫"生涯，养成"超人"气质的学者不同，福柯不是老把眼盯着那些有轰动效应的时代主题，而是善于从一些被人忽略了的微根末节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福柯在一九八三年的第一堂开讲课上曾引用康德的话说:"对于人类进步的可预见性特征，我们不应只从那些伟大事件中去寻找，而应到那些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事件中去搜索"。福柯研究的对象都是些被称为越轨行为的社会边缘现象，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站在世纪转折门坎上的人，任何事物经过这个门坎都要被他打上时代的印记。表面看来他对各种现象的研究似信手拈来，十分洒脱，实际上却有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

福柯曾在他的方法论奠基之作《词与物》一书中把西方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的知识结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的知识结构是建立在"相似原则"上的，人们根据相似关系从已知中发现未知；古典时期(十七、十八世纪)的知识结构是以"秩序原则"建立的，"秩序"成为人们垒筑知识大厦的构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林奈和布封的博物分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财富分析以及语言学中对普遍语法的探索。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就是处于这两个时期转折点上的人，当他以过去书本上的相似原则来解释新的世界秩序时，就出现了"骑士斗风车"的笑话。在现代时期(十九世纪)的知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追寻最终根源的"因果律原则"，探索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成了这个时期一切学科的主题。福柯对监狱、疯癫、诊所和性欲的研究都是为了揭示知识结构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

的转化。

监狱的诞生、疯人院的诞生、诊所的诞生，都悄悄然地发生在世纪转折点上，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监狱、疯人院和诊所，这些并不只是社会权力的朴素外衣，而是将知识转化为权力，又将权力转化为知识的社会机器。福柯通过细致入微地描写这些微型权力构构诞生的过程，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并以此获得微型权力专家的称号。但福柯又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在后期对自己的思想作出澄清时说，他是想研究同一类型的权力形式怎样产生了极为不同的知识结构。如在《古典时期疯癫的历史》一书中，福柯揭示了医院如何使"禁闭"成为现代通行的管理越轨者的手段，与这些手段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就是对疯癫要进行净化治疗，于是给病人吃肥皂、奎宁、酒石和醋，这在现代看来是十分荒唐的。但在另一本书《诊所的诞生》中，福柯又揭示了医院的形式如何促成了解剖病理学的产生，从而把分析的精神带入现代科学，在福柯看来，敢于解剖尸体实在是一项越过世纪门坎的壮举。

福柯在美洲大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在故乡法国的声望，在那儿他被视为一个开拓研究越轨行为新天地的人，其实那些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牛仔后代并未真正了解这位法兰西血统思想家的宏大抱负。法国在大动荡时代崛起的一代有血气学者，个个都有卢梭式的胆略和伏尔泰式的气魄，还往往带点一言兴邦丧国的狂劲。福柯的真正意图在于:找到前人没有发现的权力诞生的秘密，并在传统的社会机构废墟上踏出一片现代知识的新绿。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强调“实践的意图”、人对于自然的绝对支配地位，忽视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中人的交往行动方式和自由的限制，从而囿于意识哲学框架而不能自拔。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渊源，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二难困境的系统解决。其中，福柯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在永不间断的策略斗争行动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哈贝马斯则主张主体间无支配的自由交往，把主体间相互理解置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位置。但是，福柯偏离了规范共识和策略性互动，哈贝马斯也陷入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结构的困境。这两种理论范式均不能成为新时期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规范性基础。霍耐特着力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继续为社会批判理论重构规范性基础。他的承认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的“斗争和理解”的双重维度，为新时期社会斗争的兴起和主体间自由交往提供了规范性解释框架，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范式转向”。一、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非理性”的斗争福柯的知识符号学分析一直阻碍着他对“个体起源”、“个体如何行动”等问题的清晰认识，致使他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如何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假设之中。只有在福柯试图运用“权力的策略斗争模式”系统分析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并为时代作出诊断的意义上，他的权力理论才可称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福柯借用尼采的“权力关系多样性”理论，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是一种支配性、生产性的力量，如一张巨网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关系均可从权力角度得到解释说明。但福柯反对将权力视为先于其实际表现和效应、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某物，反对以某一普适性权力概念作为出发点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现实问题的企图。他主张权力“去中心化”，从权力结构内部多元异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察权力，从而将权力微观化、复数化。正是在权力“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他强调用斗争模式解释权力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认为一切个体（而非集体）均为权力所生产，为权力而斗争；言下之意是，权力主体并不是某一个或一类人，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通常认为，权力一般可以作为契约规定或强力获取的拥有物(honneth, )。其中，前者源自人民权力的让渡，后者源于力量的对比，强者为王。福柯则反对这两种观点。他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认为权力不应该作为一个固定的所有物和一个社会群体中某一个体的永久性特征，而应作为主体间策略冲突“敞开的”的产物。因此，社会权力的获取与维持发生在社会行动者之间不断的斗争当中，而不是发生在法律权力或强迫的单面行使中。那么，在社会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持续过程中，权力斗争的实现机制如何展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用“力量关系”来思考权力，把社会机体层次化、结构化、权力化，在微观层面考察渗透着权力效应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在宏观上把握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结构）涌现和演变的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的压抑。（薛伟江，第17页）他视社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动为社会权力形成和实践体现的不间断过程。权力根植于长期不断的战斗、斗争，权力关系就是斗争关系，斗争是事物（人）的存在状态。一切都在权力斗争当中生长、灭亡、再生长、再灭亡，和平只是斗争的派生物。因此，权力总是许多具体个体间一种暂时的和不断重复的冲突形式。(honneth，)每个社会都处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均是独立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策略关系的连结体。可见，福柯利用权力概念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动力学，把社会首先理解为是一个策略斗争行动的永不间断过程。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跳过社会行动的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将社会结构静态地理解为自然控制活动的凝固形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则在动态上超越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用历史哲学分析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_性征_分析中的权力运作_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文　兵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2249) 摘要: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场所。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关键词:福柯;权力;性征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8-0016-05 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思考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福柯最初在权力问题上,把权力视为禁止、压制、排斥,也就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权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他在1970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但在1971-1972年间,通过对监狱的体验,感受到权力可以不从法律方面来思考,而是可以从技术方面、从策略和战略方面来思考。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努力做的,而后又在《性征史》卷一《求真意志》中加以运用的,就是用这种权力的技术和战略的维度来代替权力的法律和否定的维度。福柯曾坦言:如果没有重新思考权力的需要,单凭对性征进行写作的乐趣是不足以鼓励自己去写六卷本的著作的〔1〕。“性征”的问题成了福柯思考权力问题的一个场所。性的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性”比起其它东西似乎更是人们禁止的对象(如乱伦、淫乱等)。因此,在性的问题上翻转权力关系就尤为重要。权力的运作:压制与煽动的游戏福柯在《认知意志》中,首先对“性压抑说”提出了质疑。这种假说认为,进入19世纪,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否定。他认为,“性压抑说”的提出,有它的来自历史和政治的郑重保证:一是这种假说是与资本主义的秩序联为一体,是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容忍劳动阶层仅仅为了性的快感而浪费精力,因为这种耗费是与资产阶级榨取劳动的要求不相符合。但福柯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统治阶级首先是把对快感进行限制的原则运用于自身,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活力、长寿、生殖和繁衍。在后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性征机制才逐渐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二是这种假说是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因为承认了性受到压制,那么反抗现实、颠覆秩序、承诺自由、召唤未来,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某种话语之中。性压抑说是潜藏着一定的战略意图的。福柯要追问的是:性的压抑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禁止、审查和否定是否就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权力要压制性,首先就要把“性”从我们的言谈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马斯,福柯,现代性]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在西方，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福柯是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而哈贝马斯却是现代性最著名的辩护者。对于这次论争，前人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而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说来，主要是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最终见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仅仅是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比较，而没有发现二者论争的实质，更没有解决二者为什么会争论的原因。福柯和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今人无法给现代性一个确定的界限和定义。对于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丰富的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不同的方而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要真正分析清楚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还必须回到现代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在前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二者在所指上具有一致性。前现代时期，没有统一的计时工具和可见的机械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时间和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参照地点空间才会分清楚与自身相关的时间。事情总是和某个地点相联系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随着现代机械钟的出现，时间逐渐变得精确，人们在辨别事物的时候不再是以地点作为基点，空间逐渐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对象。空间变成一个不确定对象，时间也逐渐变得虚化。每个人都确信有着自己的空间，但无法从流动、变化、转瞬即逝中的事物中找到依靠。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同传统的决裂，传统的稳固性在时间里支离破碎，时间由零碎逐渐变成统一，空间迅速地膨胀，这是现代性出现的重要标志。时钟让无法掌握的、流动的时间变得有掌握的可能，让盲目的人变得自觉起来，确定具体的上下班时间。这种统一时间的情况最初只是出现在某一处，渐渐地扩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虚化的时间让掌控空间变得可能。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时间已经虚化，由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变成了可以掌控的形式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时钟让人可以感觉到时间在流动，让一切变得转瞬即逝，传统不断被颠覆，不断地膨胀着空间。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时间变得可以掌控，空间无限地膨胀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撇现代的机器大生产、大工业通过技术、空间生产，使现代从传统中断裂，现代性的时间得以呈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传统的、固定的、稳定的空间进一步打破，全球化的影响得以出现。现代性正是来源于此。二、现代性的呈现

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

于春燕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 ———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 116026）【摘要】以福柯的视角，学校可以被看成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又是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载体。通过对身体和空间的操纵、层级检查、规范化裁决、考试等手段，规训性权力渗透到学校场域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师生的日常互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造成教育与人关系的异化。【关键词】权力；规训；学校场域【中图分类号】G4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1-0094-03 基金项目:大连市社科院课题项目“大连市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与对策研究”（2011DLSK066）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于春燕（1976-），女(汉)，烟台人，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管理学。 ■ 福柯认为，现代权力的存在形态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场力结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弥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人们身处何时何地，都处于一个由现实规则所构成的权力系统之中，成为权力的产物。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及各种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存在，学校中形成了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权力场域。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剖析为我们讨论学校教育中的权力运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和视角。一、学校场域的基本权力关系状况学校场域中的教育活动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一样，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主体、客体、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在学校场域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教师和学生属于教育活动的主体，而教学内容是认识的客体。教师和学生在认识和掌握教学内容时，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手段来完成，比如：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开展教育活动，用什么样的规范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等等，这是学校所要做的工作。如果把观察学校教育活动的视角拓展到学校之外的系统，并对系统各层次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就会发现学校教育活动的关系网络，即国家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教师的关系、国家与学生的关系、国家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学校与教育内容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学生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可以说，学校的所有教育活动都是在以上关系的综合作用下进行的。在国家、学校、教师和学生四方利益主体中，国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为国家不仅拥有制定教育教学目标和学生入学、教师教学资格标准的权力，也是学校资格和物资来源的重要保障。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会为本国的教育制定尽可能全面的发展规划和相关的法规政策，这些对学校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可以说，教育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我们常说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同样也说政治、经济、文化也是社会的子系统，这种日常说法掩盖了教育与这些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真相。［1］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等级式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对学生进行分类、优胜劣汰，有所区别地分配教育机会和资源，培养和选拔的是政治和经济技术精英，这样标准化的统一考试就成为分类甄选学生、分配位置和身份、分配教育利益的技术和手段,成为一种请君入瓮式的规训形式。与此同时，国家将相应的教育的监督权、执行权等有所保留地委托给各级政府和学校。“在学校，不仅有国家权力的延伸，还有社会各个方面权力对学校的渗透和介入。作为国家制度的延伸，学校要承担国家未来人才培养的重任，首先要凸现国家的意志，要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依托，构建以官方话语为中轴的学校生活轨迹。官方话语顺理成章就成为各种力量和关系介入和渗透学校场域的‘敲门砖’，围绕着官方话语合法性获得的权力争斗自然成为学校权力网络的核心。”［2］学校在行使国家授予的权力时，其权力关系分解为两个向度：一是指向学生，二是指向教师。前者表现为学校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直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后者表现为通过对教师的管理间接实施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上述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底盘。它不仅承载着教师与学生的权力关系，而且承载着国家与学校、国家与教师、国家与学生、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的权力关系。国家及学校以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力量与教育主体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关系而起作用。师生交往不仅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94··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 中国社会学网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刘梦阳①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摘要：：韦伯与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韦伯将现代性的负面比作“理性的铁笼”，而福柯将现代性对人们的监控看做是“全景监狱”。但是将二者的现代性理论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却很少。他们各自的理论有其显著的特点。二者在在现代性思想方面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关注焦点这四个方面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二者都对现代性进行有逻辑、有价值、有深度的批判。但是二者都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都没有提出超越的方案和设想。关键词关键词：：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现代性理论一、引文提到现代性理论，学者们一般会把福柯与马克思、福柯与哈贝马斯、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进行比较，但将韦伯与福柯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的却几乎没有。他们一个是经典社会理论家，一个是后现代理论家（虽然福柯本人不认同这个说法）；一个中规中矩，一个剑走偏锋。乍看上去二者的理论、思想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韦伯和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比较二者的现代性思想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二者理论既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使二者的现代性理论碰撞，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火花。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二、福柯与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一）方法论的差异方法论的差异：：理想类型与系谱学韦伯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韦伯的理想类型意味着“每一种定义都不是要穷尽性地描述推理和社会的特殊情形，而是要提供一个概念框架。”[1] P33理想类型是研究的“工具”，而非社会“模型”。 ① 作者简介：刘梦阳，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福柯权力理论

福柯权力理论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浅谈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姓名：夏守信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指导老师：苏发祥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

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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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姓名：夏守信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自权力诞生之日起，权力的拥有者就试图将权力意志纳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试图对组成这个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个体施加权力的影响，使他们臣服于权力，使他们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对象。因此，权力的发展、运作史，就是一个个个体客体化的历史，也是世间万物被客体化的历史。第一部分是“酷刑”。该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法国在18世纪及之前所拥有的残酷的刑罚制度，其典型代表是公开处决犯人的断头台。这是一种极富视觉冲击效果的公开表演，它想要彰显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但是这种做法却越来越显示出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文选》第8部分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译者：吕文江校者：应星、张广生字数：8723 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福柯：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德勒兹：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究竟是谁在 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管理学院08级人力资源管理刘辉丽200800250029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认识及其主要思想，演绎了哈贝马斯的思想世界，并介绍了他对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进行的强烈批判。关键词：哈贝马斯现在性后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哈贝马斯简介但凡听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必定听说过一个名字——哈贝马斯，作为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方面可谓成绩卓然，而他本身亦是一个不凡的人。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后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哈贝马斯批判思想关于哈贝马斯的批判思想的发展，可以总体规划为两种。19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他的批判视角主要在于“工具理性”，强调其“公共领域”理想模型。进入70年代后，他的批判视角逐渐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等。而哈贝马斯这种在“理性”批判视角上的转变，亦离不开其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型，二者密不可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不但以系统严谨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主体理性进行了剖析，同时也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反理性进行了深刻反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交往行为”等创新性理论，试图以

此重建现代性理性秩序，而这些思想、理论都是西方学者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重要资源。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不仅以严整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对主体理性进行了剖析，而且也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反理性进行了反驳，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构建现代性的理性秩序，以实现他对现代性的支持。面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所坚持的“现代社会里，终极价值的隐退终将造成意义的飘散、人性的压抑和自由的沦陷，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无法克服的现实”的悲观失望的态度，哈贝马斯则对此持以乐观向上的态度。不同于黑格尔、尼采对于现代性批判的途径，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理性视野应该突破传统的理性的反思批判，从而加大现代性重建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重建的主要方法就是“公共领域”的构建，也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从而使人们在平等的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共同生活，进而建设现代化民主国家。除上述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研究之外，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都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知识旨趣学说上，他认为知识的产生源自于人类的三种旨趣，而对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的否认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凶手。而在沟通行动论学说上，他则认为，真正、完善的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克服现代社会的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各种摩擦冲突不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显得格外引人注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摩擦的存在，才促使哈贝马斯在思想理论的发展上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最终为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后现代在现今社会，“后现代主义”一词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各类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电视节目等汗牛充栋，在那些知名的国际大都市，从发型设计师到时装营销员、从建筑师到出租车司机，各行各业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过后现代主义，

福柯与萨义德_从知识_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张兴成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关键词　东方主义　知识—权力　表述(rep resentation) 《东方学》自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在许多国家、语种、学科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萨义德(Edw ard.W.Said)在书中阐释的“东方主义”(O rientalis m)话语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诸多问题,“东方主义”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态的“关键词”(key wo rds)。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①这些问题至今仍纠缠着知识界。本文企图从异文化表述问题出发,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前提与方法问题作批判性探讨,以凸现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意义。一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 raveling theo ry)一文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的移动问题。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批评家必须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拒绝“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否则,“看似方法论的突破可能很快就变成方法论的陷阱(雷蒙德?威廉斯)”②。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萨义德本人在理论的使用中,是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还是堕入了“方法论的陷阱”呢? 萨义德的认识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承袭了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斯宾格勒以来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创造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他采用了　天津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① ②萨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1页。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

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本科生课程论文（设计）论文（设计）题目：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0610300042 姓名：杨奕聪指导老师姓名及职称：汤志华副教授

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0610300042 学生姓名：杨奕聪指导老师姓名：汤志华内容摘要：福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通过对权力的分析，批判了传统权力观在政治领域内的单向控制。他所认为的权力无所不在，且没有具体、确定的形态，只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匿名的、无中心的、生产性；并且，权力与反抗和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关键词：政治权力；反抗；知识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怪异、与众不同，却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那独特的权力理论。传统模式的权力观是将权力看成是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对另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的控制、压制或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而福柯一反传统，认为权力恰恰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1] 一、权力的特征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是一个可被个人或团体掌握的东西。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福柯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身体，在微观层次上寻找权力施加的影响。福柯想要“砍下国王的脑袋”，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权力视为某些有势力者(如国王、总体、将军和会计师)的财产，而是将它视为一组确立了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2]这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具体来讲，福柯的微观权力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不能掌握在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手中，它只是一种关系，只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对比结果，只是广泛地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网络，甚至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网络，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在权力的网络中运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发布时间： 2003-12-1 作者：秩名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关键词：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哈贝马斯呢？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福柯将个人的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和理性。福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 鹊幕故潜鄣奶龋膊灰谎ｎ颐窍壤纯纯锤？峦ü χ陨缁嶙鞒龅恼锒希缓罂纯垂绰硭沟恼敕嫦喽缘墓鄣阋约坝纱硕吹亩愿？碌拿土遗昊鳌?nbsp; 1 权力和社会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